臺灣崎嶇民主路（一）：日治時期與 1949 歷史變局

周渝、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差不多在兩個月前左右，紫藤文化協會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我說，要辦這系列的活動，希望我來談其中一場。因為我跟紫藤廬確實就像周渝講的，有非常深的淵源。在我念大學的時候，就請周渝的老太爺──周德偉先生──到東海大學的「東風社」演講，當時我們辦一個系列活動，叫「東海周」，請俞大綱先生、周德偉先生、漢寶德教授等當時一些有名的先生去演講，連續七、八天。周先生演講的題目是〈如何以美利利天下 〉，講自由哲學，我把錄音整理出來，刊登在我們社團刊物《東風》上。周先生的口音非常重，我整理起來很吃力，幸好有周渝幫忙。

以後有幾次也當面請教周先生問題。後來周先生出國後，只有周渝留在臺北，我到臺北有時也會住在紫藤廬（當時沒有這名字，就只是周家）。有一段時間我們就在大廳開讀書會，讀哲學、思想方面的書。紫藤廬後來開始跟民主運動有一些關聯，「美麗島事件」之前，我、周渝，還有一些朋友都介入了當時胎動的民主運動，或者是那些警察會來探頭探腦的各種文化活動。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我就被抓到土城、龜山去「進修」了。而周渝等一些在外面（沒被抓進去）的朋友還是繼續參與劫後的救援工作，以及民主運動的傳燈工作。等我四年「政治犯大學」回來以後，這裡已經是「紫藤廬」了。在這裡又參與了一些文化活動，其中有一樣很重要，就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的創刊。我出獄後在 1986 年應海外一些朋友邀請到美國去，在老友張復家認識了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博士的傅大為，他說要募一點錢，回臺灣辦一份非學院的進步學術刊物。後來他回來後，我們一齊找了一些朋友（像夏鑄九教授，也是我那次去美認識的）在我家裡討論。

後來我跟周渝提起這件事情，周渝就很熱心地提供一些贊助，除了提供編輯人員的費用，他擔任發行人，但不介入我們的編輯，還有一個就是免費在紫藤廬開會。從 1987、1988 年一直到今天，雖然今天的《臺社》跟當時的《臺社》已有許多變化，我自己不參與也十餘年了，但它今天還是很活躍地活著。

我說這些，是真的在這些點點滴滴中看到臺灣社會三、四十年來巨大的變遷，看到一些年輕的理想心靈想為這塊土地作一些什麼。今天我受邀來這邊講臺灣的崎嶇民主路，感觸很多、也很複雜。

一、日治時代的遺產與國府統治初期的背景

主辦單位給的講題斷代是 1949 年以來臺灣的民主發展。但我覺得必須簡單回顧在這之前半世紀的遺產。為什麼要談這些歷史背景呢？就我所知，目前對臺灣一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歷程，好像還沒有系統的研究，也沒有一部通論性的著作。我們對臺灣今天的民主生活是怎麼來的，好像也理所當然，像吃飯一樣很平常。但如果我們去追索歷史的一些線索，就會覺得原來一點都不平常，那是幾代人慢慢一點一滴累積創造出來的。

日本戰後有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丸山真男，他思考日本的軍國主義問題，在一本書裡面寫道：「歐洲政治學概論表面上看起來很抽象的記述，其背後實有所謂亙數百年來歐洲政治史的演進。即使只是一個命題，大都是在經過現實的行動之中鍛鍊成的。」（參見氏著《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林明德譯，頁 336，聯經出版）我們回頭看歷史，確實可以看到，今天我們隨口掛在嘴邊的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在歷史血淚裡面泡出來的。所以我們回顧一下前人的足跡應該是有用的。

要談臺灣民主化的歷史背景，也許要追溯到 1920 年代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日治時代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臺灣現代性的一個起點。雖然像劉銘傳已經開始進行如鐵路建設等工作，但深度、廣度都有限，而且不久臺灣就割讓給日本了。真正開始進行全面現代化統治之基礎工程的，是日治時代。比方說全面土地調查。江丙坤在日本唸書的博士論文就是寫這一段。日本當時是以經營世界性之帝國主義的企圖，來經營臺灣這一新得到的殖民地。這些現代統治工程、現代化建設的推動，當然就把還是比較前近代傳統社會的臺灣，跟日本本土的維新，以及西潮串了起來。

明治維新以後有個不算長的「大正民主」，是在 1912 - 1926 年這段時間，日本出現民主啟蒙的思潮，鼓吹在明治憲法體制的框架內，實施保障人民權利、三權分立、民選國會等現代民主制度。這種潮流當然影響到當時臺灣的精英（傳統士紳向現代的知識分子蛻變）。此外，受當時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十四點原則」中提出民族自決、朝鮮三一運動等等影響，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也出現了光譜燦爛的民主啟蒙思潮與民主運動。

如果我們把當時的思潮、運動的政治光譜列出來，我們會很驚訝地看到，幾乎二十世紀的主要思潮，在當時都出現過。從民主主義（當時叫民本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到共產主義都有，這主要是在日本留學的精英，受到各種思潮影響而在臺灣推動各種啟蒙、運動所帶來的。

我們先簡單回顧一下。首先是林獻堂領導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 1921-1934 年，十四年間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十五次請願，壓制、抓人、分化、御用臺人唱對臺戲也都出現過。再看蔣渭水、林獻堂等在 1921 年創立的「臺灣文化協會」，幾乎網羅所有抗日團體，希望透過設讀報社、講習會、夏季學校、文化演講會等來促進臺灣文化的發展，提昇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簡單說，這是想透過政治、文化的啟蒙來達到解放臺灣的目的。

「臺灣文化協會」在 1927 年分裂，由左派的連溫卿掌權，蔣渭水等退出，另組「臺灣民眾黨」。後來連溫卿又被更激進的王敏川一派所逐。連溫卿就是已故民進黨前主席黃信介的親舅舅，這樣講，也許就會覺得歷史沒有那麼遙遠，就是我們父祖一代的事。

而「臺灣民眾黨」的黨綱揭示三大綱領：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社會制度的缺陷。但在組黨後也出現路線的分歧，蔣渭水等想結合民族鬥爭與階級運動之激進派，經一年多的鬥爭，取得上風，林獻堂等溫和的體制改革派另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綱領以「臺灣地方自治之確立」為單一目的。但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氣焰高漲，1937 年宣佈解散。

在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追求臺灣民族解放運動上，還有兩股力量必須提到。一是農民運動，一是臺灣共產黨，兩者之間也有一些關連。

1925 年 6 月，「二林蔗農組合」成立，10 月，「二林事件」發生，為臺灣農運里程碑。接著各地農民組合也紛紛成立，翌年 2 月，「各地方農民組合幹部合同協議會」在鳳山舉行，決議組成「臺灣農民組合」，6 月，「臺灣農民組合」正式創立，推簡吉為中央委員長。後來一些幹部加入臺共，成為臺共外圍組織。1931 年，日本加強鎮壓，主要幹部被捕，「農組」全面潰散。

至於臺共，這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禁忌，解嚴後才好一點，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好像也才開始。去年中研院臺史所出版一本《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是由兩位俄國學者根據蘇聯解體後公開的共產國際的檔案所作的研究。讓我們更瞭解當時臺共、日共、中共、共產國際之間複雜的關係。我們簡單列一下編年：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1919 年列寧成立共產國際，1921 年中共成立，1922 年日共成立（次年潰散，1926 年再建），1927 年日共在莫斯科召開擴大中央會議，根據共產國際決議，決定建立「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即臺共，1928 年在中共代表的指導下於上海創黨。

簡單地提及這些很表面的東西，是想給各位一個印象，其實在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的政治啟蒙運動也好、政治反抗運動也好，已經很蓬勃發展，跟當時世界性的左、右政治運動形勢是同其呼吸的。其光譜甚至比下面將要談到的戰後這一段還寬廣（一個主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肅清使光譜的某些部分不見了）。

我們在回顧那段歷史時，往往可以依稀看到後來民主運動的身影、思想光譜、行動方式，甚至運動內部之相互傾軋等等。似乎過去走過的很多路，在 1949 年以後，又重新來一次。然而過去我們不能談的現在可以談了，原來不能看的史料現在可以看了，我們也許可以從前人走過的路找到一些教訓。所以我覺得要談今天臺灣民主發展的軌跡，它並不是 1949 年以後突然從天空上掉下來。它有戰後世局、1949 大變局的影響，也有歷史潛流的影響。因此我們談臺灣戰後民主的發展，這一段歷史應該被嚴肅看待。

日本統治時期的這一段是較遠一點的歷史背景，那麼，戰後到 1950 年代早期，有三件大事是關係戰後臺灣民主發展很重要的直接背景。首先是二二八事件，可以說這是戰後臺灣整個歷史傷痕的原點。它的是是非非現在有一些研究，也牽扯到一些政治立場，所以現在還扯不清，但是很清楚的是它仍然是我們從上世紀中葉以後，這塊土地上歷史傷痕的重要原點。

關於它的歷史，現在已經有一些書可以看，這裡就不再多說，我只講一點。這裡講這是臺灣戰後歷史傷痕的原點，是因為這一歷史事件，使得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有相當的鴻溝，這道鴻溝甚至擴展到接下來另一個歷史大變局中數以百萬計流亡移民者與原來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臺灣人之間有一些隔閡，這些流亡移民者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其實跟當時的統治者未必有直接關係。

另一方面，二二八事件對當時臺灣精英的摧殘也是不可否認的，我們只要去看像鍾肇政那一輩作家描述他們的「失語」，就可以體會那種心靈的摧殘。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這裡所說的「失語」，不只是因跨歷史轉換所帶來的跨語言文字轉換而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二二八造成的心靈禁錮所致的「失語」。像這一類錯綜複雜的歷史問題一直在後來的政治運動史上產生著說不清的影響。

接下來是 1949 年的歷史變局。在中國歷史，這是重大變局；在世界局勢，這也是重大變局；就生活在臺灣的人民而言，這當然也是重大變局，因為臺灣以後的種種都受到這變局的深刻影響。就當時的毛、蔣而言，當然更是重大變局。1949 年 4 月 23 日，解放軍三野部隊佔領南京，毛澤東隨後寫下一首七律 〈 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志得意滿地說：「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還要共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是得天下，蔣則是「倉皇辭廟」，退到臺灣來，興亡滿目，很是傷感。這個變局不隻影響相爭的權力者，也深刻地影響著各色各樣的人，在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大江大海》中，就可以看到一些時代的剖面。

如果要看時代的肌理，一些好的文學作品可以讓我們體會到。旅居美國的作家王鼎鈞寫了四部曲的回憶錄，第四部《文學江湖──在臺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是寫臺灣這一段的經歷。第一章，寫他怎麼踏上臺灣，他那時候二十二歲；第二章開篇就寫：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捲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總統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是「二二八」懾伏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懾伏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

這個案子是當時的一個大冤案。王鼎鈞把這個案子比喻成外省人的二二八。他寫得非常悲痛。本省人的「失語」，乃是因那些老一輩作家以前用日語寫作，後來因為語言的變化，對國語比較不熟，再加上政治的原因不能寫作，像鍾肇政、葉石濤，甚至楊逵都有這種經驗。看他們的回憶錄，再看他們的一些寫作，大概就曉得王先生寫這「失語」是什麼心境了。

我用王先生這個例子，是想讓各位對 1950 年代那時的政治氛圍、社會氛圍，是一個怎樣低沉的狀況，有一點瞭解。只有在這樣的大脈絡下，我們才能凸顯出像《自由中國》雜誌等在 1950 年代時爭取民主、自由，是如何的艱辛，他們的努力是如何的可貴。用文學、藝術的語言，往往比用很多史料的堆砌更能反映出時代面貌的肌理。

接下來還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 1950 年韓半島的風雲，這也是改變臺灣命運的一個重要事件。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史料，比如說蘇聯解體後有很多檔案公開了，中國大陸也出了很多相關研究及解放軍將領的回憶資料。其中有一位叫張震，他當時是三野的將領，毛澤東命令他負責攻臺的整備事宜，正在進行各種攻臺的整備工作。

到了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回憶錄清楚記載，因為「世界戰略形勢的發展變化，迫使我（中）國的戰略方針和戰略重心必須作出重大調整」，具體講，就是毛澤東抽調三野九個兵團，由彭德懷帶領進入朝鮮作戰，而美國總統杜魯門則下令第七艦隊佈防臺灣海峽。後來，中共中央還決定，「東南沿海方向從此轉入防禦」，「解放臺灣的計劃被迫擱置下來」（均見《張震回憶錄》第五章）。

關於這個轉折，陳映真在他晚年的政治小說《趙南棟》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寫。這篇小說寫 1950 年代左翼政治犯在國民黨獄中的種種。陳映真是一位信仰共產主義的左翼知識分子，相信歷史有必然的軌道。小說中有一段描寫幾位政治犯在韓戰爆發後在牢中討論局勢，善弈者蔡宗義每天用著意志力跟歷史對弈。他獨排眾議，判斷：「第七艦隊如果真的已在海峽巡弋，我想，歷史已經暫時改變了它的軌道了。」他是說「暫時」改變了軌道，也就是歷史終究要擺回原來的軌道。他們是這樣相信著。

我覺得陳映真的小說還是臺灣第一人，他很漂亮地用隱喻（metaphor）的手法，把當時時局變化的意涵生動地描寫出來。雖然我無法認同陳映真的歷史觀（我二十三年前曾寫過一篇論文〈歷史、政治與倫理的糾葛：試評陳映真的政治小說〉，討論陳先生的三篇政治小說，就是討論這個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陳映真確實站在整個東亞歷史的高度來探討歷史的意涵。我們試想，如果沒有韓戰，蔣能不能在臺灣站住腳？臺灣會不會赤化？不知道。臺灣後來的歷史會怎麼發展？不知道。但歷史的發展很清楚的告訴我們：這以後，蔣很快在臺灣站穩腳跟，白色肅清大規模展開。這些都跟 1949、韓戰的爆發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