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崎嶇民主路（二）：從「支離破碎的殘廢」到雷震的自由中國

二、白色荒廢的五〇年代及雷震案

接下來我們正式來討論臺灣戰後民主運動的發展。1950 年代，「二二八」的鎮壓剛過，白色恐怖鎮壓正在展開。在這樣的低壓環境下，以《自由中國》雜誌為核心之論政集團（說它是「集團」，是一種方便的說法）的出現，是一個很特殊的狀況。一方面，那是蔣氏政權在臺灣確立威權統治的時代，政治空氣是沉重的，但另一方面，《自由中國》幾乎是當時鼓吹自由、民主，批評國民黨許多作為的少數政論刊物，更特別的是，《自由中國》的創刊居然是受到蔣介石支持、資助的，且其核心人物雷震更是蔣氏的重要幹部。這裡就以這個集團的出現、發展、被鎮壓等來說明這一階段的民主運動發展。

就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頭講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自由中國》的出現與最後被蔣政權鎮壓，是有它既有的條件的。

1949 年 11 月，當時共產黨勢力已席捲中國，蔣介石退守臺灣。一批反共的知識分子、政界人士為了從理智上建立反共信念，在蔣介石的讚許與支持下，由胡適和雷震等人籌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在臺北創刊（另外，徐復觀在香港創刊《民主評論》），目的是要「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換言之，這個刊物的出現，一方面是要反共，一方面是要失敗的國民黨痛定思痛，改革政治經濟，實施民主政治，總的來說是以「蔣政權同盟」的姿態出現的。但是，何以不到二年，就因一篇由經濟學家夏道平執筆的社論〈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跟蔣政權開始有摩擦，而且持續擴大，最後以「雷震案」抓人收場？這恐怕就必須簡單回顧一下 1950 年代臺灣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

我這裡簡單借用劉進慶教授在《臺灣戰後經濟分析》一書中的分析。簡單地說，1950 年代臺灣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基本上是以國家資本主義體制為基盤所確立之「軍事的威權侍從結構」的統治體制。這裡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是指以「國家資本—舊地主階級掌握之臺籍資本和移入之大陸資本構成之民間資本—數量不大之勞動者及土改後之廣大零細小自耕農」構成的三層結構。

最上層的是國民黨掌控的國家資本，最大塊、最重要，發揮主導性的力量；中間層是民間資本，國民黨在大陸沒做土地改革，因為它在大陸的政權的主要支撐力量之一就是地主。來到臺灣後，因為要救亡圖存或其他原因，土地改革玩真的了，它基本上是成功了。臺灣的舊地主因為土地改革轉變而成臺籍資本家，再加上上海、山東等地轉移來臺的大陸資本，形成民間資本，依附國家資本；最下層是小自耕農，因為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就產生很多小自耕農，構成當時社會經濟的基盤。但是，就政治支配力而言，這三層結構的比重剛好倒過來。

這個社經結構的特色可以從兩方面一窺其側面，首先，是雙重政府、雙重財政。什麼叫雙重政府、雙重財政？就是中央政府跟臺灣省政府幾乎重疊，兩者管的都是臺灣，只差中央多了金門、馬祖。所以中央有一個財政部長，省政府又有一個財政廳長。這個還不嚴重，更嚴重的是，當時的預算，軍事支出佔七成，甚至七十幾，如果加上保安，那更多。也就是說，政府每支出十塊錢，有七塊錢是養兵的。這就形塑當時統治體制的軍事性格，我在這邊稱它是「軍事的威權侍從主義」。

什麼是侍從主義？這是處理當時跟地方的關係，我把地方利益給你地方派系勢力，以換取你地方派系的政治效忠，但你不能碰中央的政治權力。一方面軍事戒嚴，一方面是威權侍從，軟硬通吃。這個軍事威權侍從體制的極權程度，雖沒有到像史達林、毛澤東那樣的程度，但還是相當極權。至少是威權的，因為它開了一個小小的缺口。

什麼缺口？很有限度的地方選舉。當時蔣介石說我們是 Free China，有別於毛澤東的赤色中國。用這個來作為爭取西方支持的號召。上個禮拜，金觀濤先生在這裡談國共兩黨性格上有一些不一樣，因此形塑兩地的國家機器的性格有一些不一樣。確實，這個不一樣雖然未必決定它未來的政治發展，但這個有限度的選舉對後來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就這一點來講，歷史往往是弔詭的。

在這樣的國內外大環境下，從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經 1949 年大動盪一直到 1950 年代末，是小說家陳映真所說的「白色的・荒廢的五〇年代」，教育、思想、文化都籠罩在泛政治主義的氣氛下，許多倖存的知識分子擱筆，退出文化活動，「變成支離破碎的殘廢」（陳映真語）。

只有瞭解這樣的背景，才能體會 1950 年代民主運動的艱辛、可貴。基本上，這階段的民主運動，可視為共和中國時期及殖民臺灣時期之民主努力的延續。我的朋友吳乃德教授曾這樣不無蒼涼地說：這是兩群「舊時代」的人（或殘遺者）在艱困的政治局面下，以道德勇氣和良知行動共同寫下的「政治遺囑」。對中國自由主義餘緒的知識分子而言，這是在赤潮席捲之下，面對日益鞏固的軍事威權體制，所嘗試的政權改革；對殖民臺灣的民主運動者而言，這是歷經日本軍國主義、「二二八」清洗之後，在晚年的最後努力。這悲愴的努力雖只是風雨飄搖中的微光，但是，一燈續命，人心不死，民主不死。

要瞭解陳映真所說的情況，我這裡只舉一個方面作例子。除了去找一些人的回憶錄之類作品外，國史館編了一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十二大冊，其中有關「言論自由」四冊、「新聞自由」兩冊，光這六本就四千餘頁，大部分是史料，要禁哪一本書之類的公文、命令等等。如果有人去統計，看它三十年裡面禁了多少書，禁了那些書，應該蠻有趣的。

我舉一個例子。二十世紀初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物質與記憶》，跟政治八竿子搭不上關係，但是，它就是禁書。為什麼？因為翻譯這本書的人是張東蓀。張東蓀當時是民主人士，燕京大學教授，在共軍「圍城解紐」（和平解放北平）中盡了一些力，這當然是「附匪分子」。於是柏格森倒霉，書跟著被禁了。

像這樣子的很多，只要著者、譯者在大陸，大概就難逃被禁的命運。今天的年輕人大概不太相信臺灣曾經過那樣的年代。在座年紀稍大的都可能有在臺大旁走廊下買禁書的經驗。而且買的書有時候是沒有作者名字，或者名字會改了，像馮友蘭就變「芝生」，這還好，是他的「字」。有的名字硬是少掉一個字，像有一位有名的譯者叫「鄭太朴」，就變成「鄭朴」。那個氣氛一直到 1970 年代還在，到 1980 年代以後才沒有。所以在整個 1950 年代這一段時間，會出現像《自由中國》這樣的雜誌，是非常不簡單的。

前面說過，《自由中國》雜誌其實是中國一些反共的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跟著蔣介石到臺灣來，希望國民黨能徹底反省在大陸的失敗，在臺灣真正實行民主、自由，以對抗共產政權。除了雜誌之外，還有政治行動，要聯合第三勢力、聯合民青兩黨，要組成「自由中國大同盟」，來支持蔣介石反共，跟共產中國對抗，希望能扭轉赤潮席捲的狀況。

但是，這個知識分子集團後來慢慢和蔣政權有摩擦了。從《雷震日記》寫來臺那一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雷震在當時蔣政權中是參與很多重大機要的，事情會演變成後來的局面，原因可能很複雜，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韓半島起風雲，第七艦隊巡弋臺海，乃至後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定，使得風雨飄搖中的蔣政權基本上在臺灣穩定下來。原來要聯合知識分子、第三勢力來反共、來鞏固領導中心的那些工作，因為情勢已經改變了，變得沒有那麼重要了，《自由中國》提倡的自由、民主也變成不協和音了，而且，蔣到臺灣以後，基本上已經準備傳子。

現在相關的史料大概也很清楚。這種種情勢的發展，使得蔣介石得以重新構築軍事威權統治體制。威權體制有一個特徵：凡是有可能會危害到政權的，都要用所有方法來防止它出現；一旦出現了，就要最迅速用最有效的方式將之撲滅。我們看整個 1950 年代的政治發展，大概都可以從這樣的線索去看。

當時蔣介石構築的威權統治體制，軍管的色彩很重。比方說，在雷震的日記中寫到一件事，當時周德偉先生是關務署長，走私一般都是海關管的。有一次開會的時候，彭孟緝的保安司令部說抓走私這個我要管，要從海關把權力拿走，周德偉先生就反對，後來大體守住了這一點。《自由中國》開始跟蔣政權第一次公開摩擦，又是跟彭孟緝有關。1951 年 6 月，《自由中國》刊登了一篇由夏道平執筆的社論：〈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 〉，針對彭孟緝保安司令部的一些作為提出批評。結果保安司令部準備要抓人，但因當時擔任省主席的吳國禎兼任保安司令，他退回這個公文而使事情沒有惡化。

其後，胡適為了抗議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辭去發行人之職，《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摩擦開始加大。接著，隨著《自由中國》對救國團、黨化教育等敏感問題的持續批評，關係持續惡化，約至 1954 年底，雙方已至劃清界線的地步，國民黨內原先擁蔣的自由派幾乎都跟權力核心疏離了。

當時軍方的勢力很大。軍方背後有一個靠山──蔣經國。他當時先後以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國防會議（日後國安會的前身）副祕書長等身份掌管重要的軍、特事務，並且體制外搞了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準備接班。

回顧 1950 年代，我們大致可以看到兩條主線在衝突中發展：一方面是這些知識分子希望能夠確立法治、自由、民主的原則，進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是蔣家藉著國民黨改造的名義，以及軍特戒嚴等手段，要把權力集中到蔣家，樹立軍事威權體制。反映在《自由中國》身上，這兩條路線的摩擦，最後就是幾乎劃清界線，形成對立。這裡簡略看一下事情的發展。

1956 年 10 月，蔣介石七十歲生日，學古代皇帝公開求言，《自由中國》推出「祝壽專號」，對時局有真切之批評，要求蔣改革，轟動一時。國民黨內部刊物則公開批評《自由中國》散佈毒素思想，揚言要消滅「這股思想的流毒」。1957 年 7 月，《自由中國》推出長達十五篇、歷時七個半月的系列社論 〈 今日的問題 〉，討論的問題包括「反攻大陸問題」、「反共救國團問題」等敏感問題，而以「反對黨問題」做總結。其中「反攻大陸問題」後來被國民黨攻擊說是「鼓吹反攻無望論」。

然而，隔一年，即 1958 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來臺，與蔣發表聯合公報，蔣承諾不以武力反攻中國大陸（但臺灣人民幾乎不知道），等於實質承認軍事反攻無望論。既然軍事反攻無望，那唯一的出路當然是民主改革，把臺灣建設成自由民主的現代憲政國家。《自由中國》在創刊之初，曾參與蔣廷黻在美國發起籌組的「中國自由黨」，刊登其 〈 組織綱要草案 〉，但這是要團結力量擁蔣的黨，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未曾創黨即胎死腹中。

其後，雷震等人也陸續為健全政黨政治而對反對黨相關問題有所討論，但並沒有實際行動，且也以大陸來臺人士為主。到了 1957 年左右，由於內外政情的變化，需要一個有實質影響力之反對黨的想法逐漸擴大，討論也逐漸增加。杜蔣發表聯合公報後，民主改革、要求國民黨取消一黨專政，成立反對黨等要求也就變得扣合現實了。

另方面，1957 年第三屆縣市長暨第一屆省議員選舉之後，由於國民黨操縱選舉，一些非國民黨候選人逐漸舉行不定期座談會檢討。後來決議籌組「臺灣地方自治選舉法規研究會」，且邀請雷震、民青兩黨領袖參加。到 1960 年夏，籌組反對黨的行動已如箭在弦，《自由中國》實際上已成反對勢力的機關刊物。1960 年 5 月 18 日，由前述研究會演變而來之「地方選舉檢討會」開會，倡議組黨（本次會議決定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並於 6 月 15 日再次開會並發表聲明，宣佈：

新黨後來定名「中國民主黨」。1960 年 9 月 1 日，《自由中國》刊出殷海光執筆的社論 〈 大江東流擋不住！〉 聲援新黨的籌組。9 月 4 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以涉嫌叛亂逮捕雷震、馬之驌、傅正、劉子英四人，是為轟動一時的「雷震案」。新黨籌組受挫，《自由中國》被迫停刊。

雷震等人被捕後，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曾發表聲明，表明願負《自由中國》言責，跟雷震等人無關。此後殷海光雖未被捕，但不准開課，此巷便衣經年監視，形同幽禁於此。故居現為市定古蹟，開放參觀。

這一階段的民主運動隨「雷案」劃下休止符。

這裡再回頭看一下選舉這個問題。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國民黨當時因為要爭取西方的支持，與赤色中國區別，自己號稱 Free China，並且籠絡地方勢力，開了地方層級的選舉，但又要壟斷，就弄出了地方派系分而治之等現象出來。然而，有一些從日治時代遺續下來的「無黨無派」（其實有很多人是青年黨、民社黨），沒有被國民黨收編，在地方還是保留一些能量，雖然他們當時不能集結、不能串聯而形成更大的力量。但後來因為國民黨的作為越來越肆無忌憚，操弄選舉搞得越來越不像話，他們被迫慢慢想要集結。

其實，日治時代時異族統治，在日本軍國主義統治底下，那樣的集結是存在的，像文化協會當時所辦的文化講習會，聽講的人，若按人口比例算，其規模並不輸我們今天選舉。在異族殖民統治底下都可以有這樣的盛況，但在 1950 年代以後卻不能有這一類的動作，這無論如何是無法服人的。

後來他們就逐漸嘗試要集結起來，「選舉改進座談會」即是其一。但當時擁有全島性聲望，像日治時代林獻堂、蔣渭水這樣的人，那時候不是已經失語，就是已經被殺了，或者有的已經去世了，剩下來的基本上都是孤立散佈在各地。因為雷震跟國民黨權力集團過去的歷史淵源，他有很高的聲望，因為他的介入、聯繫，使得那些原先只能在地方區域活動的臺籍地方型政治人物，跟大陸退到臺灣的知識分子開始合流、接合，原來那些知識分子所談的要組反對黨的號召，才慢慢變為一個真實的行動。

這樣的組黨行動是從 1957、1958 年開始，到 1959 年後半一直到 1960 年就非常積極進行，組黨迫在眉睫。國民黨看他們組黨快要成為事實，就製造劉子英這樣一個假匪諜，以涉嫌叛亂抓人。後來，1970 年代在美麗島事件之前，也是以炮製假匪諜模式來抓余登發，所以歷史有時候好像會重複，只是換不同的角色，看歷史有時候也蠻有趣的。

雷震被抓，《自由中國》關門，民主化運動第一波基本上算是結束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範圍不很大的知識分子和關注政治的圈子外，蔣的鎮壓行動並沒有引起什麼社會反應，要說有，可能也只是藏在心底的感受。這其實跟整個改革運動的社會基礎有關。這就是我要特別提出的問題，那就是運動的社會基礎問題。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史料，我們可以看到當時這樣的運動基本上是沒有社會根底的，有社會根底時是跟地方選舉、地方勢力接合以後，但前後不到兩年。國民黨為什麼不能讓這個趨勢發展下去？因為這樣發展下去是有可能發展出反對勢力的，但因為當時財政經濟資源的控制基本上是掌握在黨國資本手中，所以你即使是地方勢力，你的物質基礎還是很薄弱。

我們今天來看 1950 年代民主運動的失敗，從唯物論的角度來講，幾乎是必然，可能還不到成熟的狀態。現在有一些人寫《自由中國》的組黨過程，但好像還沒有人從思想、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整個綜合起來做一個整體性的考察，希望未來有這樣的研究或努力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