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信仰的追尋與探求：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的歷史

從九一一事件、阿拉伯之春到近來伊斯蘭國崛起，在西方主流媒體報導之下，使大眾對伊斯蘭的印象與武裝活動、恐怖攻擊或是極端保守主義劃上等號。然而，這一切事件背後皆與當代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有密切關聯。

當代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主張重新重視「伊斯蘭」（Islam）在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實踐，而其中又以原教旨主義（Salafiyyah）作為其思想與實踐的核心。原教旨主義提倡回歸到伊斯蘭原初精神、價值觀，並強調依照《古蘭經》（al-Qur’ān）與先知傳統（Sunnah）作為穆斯林日常生活的指引。

誠如近期推出，由美國女記者卡拉・鮑爾（Carla Power）所撰寫的《古蘭似海：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中提到：「伊斯蘭本身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段歷史。」因此欲理解伊斯蘭中激進主義的源頭，最好的方式仍是要回到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歷史脈絡中來檢視與理解。

原教旨主義，或基本教義派？

「原教旨主義」一詞對許多人而言，的確相當陌生，但若提到所謂的「基本教義主義」（Fundamentalism），或是譯為「基本教義派」、「基要主義」等，一般普羅大眾卻又是耳熟能詳。實際上，這二者間有一定程度的區別。

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在《為神而戰：基本教義派的起源與發展》一書中提到，基本教義主義此一詞彙，源於 1920 年代，美國基督新教徒主張聖經字面上意義正確無謬誤，應依照聖經字面意義來詮釋教義，強調基督宗教傳統的基本價值。此後，「基本教義派」一詞即開始草率地被應用在世界其他宗教改革運動中。

這情況在伊斯蘭中特別顯著，並透過主流媒體的渲染而使其充滿負面的印象。《古蘭似海》的作者鮑爾曾經在倫敦的一場飯局上，親耳聽見一名知識分子充滿自信的說：「穆斯林活在中世紀，他們該加把勁趕上整個世界的腳步。」她嘗試向他解釋，媒體總是將鎂光燈對準極端分子和狂熱分子，溫和派卻因此被噤聲，塔利班、沙烏地阿拉伯對女性的限制與迫害其實並非實踐伊斯蘭，而是地方或部落習俗：「沒錯，那些法律和限制糟糕透了，但它們不屬於伊斯蘭。只要回歸原典，你就會發現它具備普世價值──和你我信仰的普世價值非常相像。」鮑爾的親身經驗鮮明生動地描述，西方世界普遍將這群尊奉《古蘭經》並主張改革的穆斯林與保守、食古不化、激進劃上等號，甚至進一步衍生出所謂的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

然而，原教旨主義的真正主張究竟為何？從阿拉伯語詞彙的根源來分析「Salafiyyah」（原教旨主義）這個字，乃是從阿拉伯文 Salaf 字根所衍生出來的，在《古蘭經》經文中有「先前、過去」之意。因此，原教旨主義所強調的是回歸伊斯蘭初期，先知穆罕默德與前三代追隨者的傳統、精神與體制。

誠如美國學者馬丁・馬提（Martin E. Marty）與史考特・艾波比（R. Scott Appleby）的編著《被奉行的基本教義主義》（Fundamentalism Observed）所述，當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指的是「二十世紀末，重申伊斯蘭信仰根本原則，且產生原因多元的一連串人、事件與運動集合體。」因此，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內涵，基本上是依照伊斯蘭中兩個基本根源──《古蘭經》與先知傳統，來規範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並力圖復興伊斯蘭社群（Ummah）。

從歷史發展來看，現代原教旨主義乃肇始於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由阿富嘎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和穆罕默德・阿布都（Muhammad Abduh）所提倡現代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中的核心理念。而在現代，原教旨主義一詞常與伊斯蘭世界觀中兩項重要概念，亦即「改革」（Islah）和「復興」（Tajdid）交互使用。

不過，綜觀整個伊斯蘭歷史發展，復興改革運動乃一歷史循環。誠如伊本・馬嘉（Ibn Majah）聖訓中所提到，每個世紀神都會派遣一位領導人前來「復興」穆斯林社群，並對不符合伊斯蘭的儀式或是教義進行「改革」。因此，唯有在伊斯蘭歷史脈絡中，才能全面理解現代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的理論根源。

自發之聲：十八世紀前的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

伊斯蘭創建之初，整個穆斯林社群的行為準則為《古蘭經》以及先知傳統，為原初伊斯蘭的體現。然而，隨著時間的流轉以及穆斯林社群的擴大，原初伊斯蘭的原則與精神開始面臨許多外來傳統的挑戰以及人為詮釋的影響。

在先知穆罕默德歸真後，為了維持伊斯蘭的原始精神，除了以《古蘭經》為依歸之外，也開始進行先知傳統以及聖訓（al-Hadith）的編纂。這個過程相當複雜且費時，一直到九世紀時才形成較完整的體系。但時間因素再加上人為因素，在蒐集、編纂與詮釋的過程中，難免產生不符合傳統教義的創新，而悖離了原初精神。

此外，隨著伊斯蘭社群擴張，外來的傳統也催化了伊斯蘭改革運動。穆斯林開始接觸其他傳統，受到如猶太教、基督宗教或是瑣羅亞斯德教等傳統的影響。特別是在八世紀時，大量希臘、印度等外來典籍被翻譯為阿拉伯文，讓中世紀伊斯蘭神學發展染上希臘哲學與理性主義的色彩。

而當時穆斯林學者欲對這種情形進行改革，特別是順尼伊斯蘭四大學派中，伊本─漢巴勒（Ahmad ibn Hanbal）所創立的漢巴里學派（Hanbalite），可說是原教旨主義最早的思想根源，伊本─漢巴勒亦被稱為「原教旨主義之父」。漢巴里學派反對人為的主觀性詮釋以及神學的創新，並強調《古蘭經》與先知傳統的權威性。同時規範獨立理性判斷（Ijitihad）[1]與類比原則使用的時機。這主張影響了後來十三世紀重要神學家伊本─泰米亞（Ibn Taymiyyah）。

伊本─泰米亞的思想大體上是承襲漢巴里學派的傳統，並提出許多改革理念。十三世紀中葉之後，蒙古人入侵伊斯蘭世界，帶入薩滿信仰（Shamanism）的傳統與儀式，再結合先前已相當盛行、具高度融合特性的蘇非主義（Sufism），使得伊斯蘭不論在教義或儀式上，再次融入許多非伊斯蘭的元素。非伊斯蘭傳統伴隨蒙古人進入伊斯蘭世界，造成伊斯蘭世界政治、宗教動盪，穆斯林史家稱之為「黑暗時期」。[2]

在這背景下，伊本─泰米亞重新強調《古蘭經》的地位，以及伊斯蘭信仰核心的獨一神概念，這主張在面對蘇非導師影響力更勝於《古蘭經》與先知傳統的情況，起了很大的匡正作用。而伊本─漢巴勒和伊本─泰米亞的思想理念，亦為當代原教旨主義理論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十六世紀之後，伊本─泰米亞的理論隨著伊斯蘭學術網絡的發達，以麥加與麥地那為中心，配合上遊學的傳統與朝覲活動，傳播到南亞印度地區。當時，蒙兀兒帝國（the Mughals, 1526-1857）建立，強調波斯、印度教與伊斯蘭在宗教文化方面高度融合，促使西爾辛地（Ahmad Sirhindi）發起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

西爾辛地認為當時民間所盛行蘇非主義諸多迷信的行為，諸如聖人崇拜或是透過聖人說項等，導致穆斯林忽視伊斯蘭法的落實，必須對其進行改革。這理念透過相同的學術網絡，從印度再傳回阿拉伯半島學術中心，間接影響日後的瓦哈比運動（Wahhabiyyah, Wahabbism）。

瓦哈比運動發生在西方殖民勢力尚未入侵伊斯蘭世界前的十八世紀，以阿布杜─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為首，強調純粹化的伊斯蘭，主張應改革許多蘇非儀式，如對去世的聖人崇拜、聖陵建造與朝覲，或是民間習慣對於聖人祈求平安與庇祐等情況。瓦哈比運動所認知的伊斯蘭，必須要完全符合《古蘭經》與先知傳統，任何與之違背者都應該去除。

十八世紀的伊斯蘭復興運動，替當代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不過，與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差別在於，當時復興改革運動純粹是伊斯蘭內部的自發性改革措施，並非受到任何外力刺激所致。十九、二十世紀，伊斯蘭世界面臨來自歐洲外來勢力重大挑戰與威脅，是穆斯林數世紀以來前所未見的問題。

與西方抗衡：現代伊斯蘭復興改革運動

十八世紀末以降，西方從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延續至今的現代化新思維，成為現代伊斯蘭改革者的嶄新挑戰。在這思維與價值判斷下，西方在科學、工業技術上突飛猛進，在政治、經濟、社會上全面轉型。藉此，歐洲勢力挾帶著軍事、經濟上的優勢，進入了伊斯蘭國度。而現代穆斯林思想家在面對當代穆斯林自身定位以及西方勢力入侵等問題時，形構出諸多不同的回應模式，使得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思想多元發展。

關於伊斯蘭世界開始現代化之肇始年代，學者們一般都以 1798 年拿破崙入侵埃及為起點。拿破崙入侵埃及除了讓伊斯蘭世界首次接觸到啟蒙運動後西方新思想與科技，實際上也突顯出另一個重要問題，即是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衰微。拿破崙撤軍之後，當時的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開啟了埃及現代化過程。

在這過程中，西方思想與傳統伊斯蘭理念的關係，在穆斯林思想家間產生了爭論。受西式教育產生的穆斯林菁英階層主張應全面西化，而傳統宗教學者（Ulama）集團反對前述主張，認為這樣的舉措是背離伊斯蘭正道，將進一步導致社群的衰微。

在這思想光譜兩端之外，另有一派思想家主張要從伊斯蘭內部尋求改革之道，反對長久以來對既有伊斯蘭教義詮釋的盲目遵從，並且同時兼採西方理性科學思想，期望藉此使伊斯蘭適應於現代環境的需求，進而達到復興純淨的伊斯蘭社群之目的。

這樣的途徑則由阿富嘎尼開啟先聲，而後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布都，透過巡迴演講，宣揚伊斯蘭與西方科學是相容並蓄的。並要重新詮釋伊斯蘭，去除非伊斯蘭的元素，以適應當代的需求，最終以《古蘭經》與先知傳統為依歸。他透過政治與教育兩途徑的改革，對當代復興改革運動產生深遠影響。

政治改革之路：穆斯林兄弟會的發展與激進走向

到了二十世紀，埃及穆斯林兄弟會（Ikhwan al-Muslimin, Muslim Brotherhood）繼承了前述改革者的理念精神。兄弟會創始者為哈珊・班納（Hasan al-Banna’）。兄弟會著重在政治改革，並不惜以激烈的手段，企圖恢復伊斯蘭早期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群體制。

班納反對西方過度強調物質主義的理念，加上對於伊斯蘭的不理解以及道德腐敗，才得以讓西方殖民勢力與文化侵入，並宰制了伊斯蘭社會。他承襲先前穆罕默德・阿布都強調獨立理性之判斷來理解伊斯蘭，而非一味地盲從中世紀法學家的傳統。班納本身並非傳統宗教學者階層背景出身，他的復興理念某種程度上，造成傳統宗教權威庶民化的傾向。不過，也正因為這樣的主張，使得傳統宗教學者感到不安，並對當時世俗化威權政府造成威脅，而最終遭到暗殺。

雖然創始者班納逝世，1960 年代穆斯林兄弟會領導者賽義德・庫特卜（Sayyid Qutb）接手將班納的理念系統化。庫特卜重新詮釋了「蒙昧」（al-Jahiliyyah）以及「奮戰」（Jihad）的概念，促使後來原教旨主義者傾向採取更激進的實踐途徑。

從 1950 年代開始，兄弟會開始意識到當時埃及總統那瑟（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政權的世俗化走向，因而與政府爆發激烈衝突。兄弟會遭到鎮壓與解散，庫特卜也因此被捕入獄。在入獄期間，他完成了深深影響當代原教旨主義者的兩部著作，亦即《在古蘭經的陰影中》（Fi Zilal al-Qur’an）與《里程碑》（Ma’alim fi al-Dariq）。前者為庫特卜個人對《古蘭經》的重新詮釋，後者則成為後來許多激進主義者思想理論之根源。

其中最著名即為對「蒙昧」的再詮釋以及「奮戰」理論。庫特卜將蒙昧概念擬人化，主張要積極對抗它，並認為不論哪種社會型態，只要權威來源並非來自於神，就是屬於蒙昧的社會。因此，他認為當前所有社會皆屬於蒙昧，甚至當前的穆斯林社會也是。這樣的理論也成為他主張要積極發動「奮戰」的基礎。庫特卜主張下的奮戰應該是積極的，以建立一個普世性的神聖統治體系。這樣的理論亦成為後來蓋達（al-Qaeda）組織在進行武裝活動時理論依據。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讓穆斯林兄弟會透過民主選舉掌控埃及政權。雖然穆兄會在選舉時獲得多數埃及穆斯林的支持，2013 年卻在軍方以及固有菁英擔心伊斯蘭力量獨大的情況下，遭軍事政變而黯然下台。

回歸個人的伊斯蘭復興之路

十六世紀之後，伊斯蘭三大帝國鄂圖曼帝國、薩法維帝國（the Safavids）與蒙兀兒帝國因內部官僚腐敗，以及穆斯林道德上的衰微，還有外部歐洲強權影響等因素，使穆斯林社群面臨存亡考驗。作為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核心的原教旨主義者，強調透過獨立理性判斷重新詮釋伊斯蘭，期望回到原初伊斯蘭的體制與精神，落實伊斯蘭法（Sharia）來重建與復興穆斯林社群。

在《古蘭似海》中，透過作者鮑爾與穆斯林學者阿卡蘭（Mohammad Akram Nadwi）間的對談，可看出阿卡蘭同樣強調伊斯蘭中理性的部分，且更進一步強調個人虔誠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阿卡蘭深信人類只是地球的過客，對土地或權力的庸俗追求不是伊斯蘭的重點。他認為，二十世紀原教旨主義者如庫特卜與毛杜迪（Abul A'la Maududi）的最大問題，在於傾向把伊斯蘭的重點放在政治鬥爭，而不夠注重宗教虔誠。

「政治事務是伊斯蘭的一部分，但伊斯蘭不等於政治事務，」他解釋，「誠如馬克思讓萬事萬物都和錢脫不了關係，毛杜迪和庫特卜把政治事務變成伊斯蘭的核心。沒有人否認錢的重要性，但錢不是萬事萬物的核心。同理，政治事務不過是伊斯蘭的一小部分。」

穆斯林身處在現今全球化時代中，不論是伊斯蘭或在非伊斯蘭境域中，所面臨關於自我認同，或是與不同信仰、價值理念間的衝突時，阿卡蘭的主張或許提供除了外在形式（如政治、教育、社會）改革之外，另一條可能復興伊斯蘭的途徑。「與其煽動改變，人應該在面對改變時，平靜而堅定不移。總統和世界強權崛起後必當衰落，信念卻將天長地久。」

（本文作者為成大歷史所博士生）

[1] 阿拉伯文 Ijitihad 指的是盡自己所能獨立且理性地對於律法、教義的判斷，也就是運用類比原則去詮釋《古蘭經》和先知傳統。

[2] 臺灣伊斯蘭研究學者林長寬在〈伊斯蘭現代改革本質初探〉一文中亦曾提到，自 1258 年之後，蒙古人將非伊斯蘭之宗教、文化帶入「伊斯蘭境域」 （Dar al-Islam），造成伊斯蘭世界政治、宗教動盪。雖然穆斯林史家稱之為「黑暗時期」，亦即伊斯蘭前的「蒙昧時期」（al-Jahiliyyah）。但他認為實際上是使得伊斯蘭文明進入一個大融合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