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食貨志》記載俸餉的篇目中，第一句就寫道：
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
明代的財政支出大項中，除了軍費之外，就屬俸祿了，包括進呈給皇帝私用的銀兩、各地宗藩的俸祿、官員的俸祿、生員的廩食，以下介紹明朝文官的收入與特權。
明代初期，亦如前朝制度，朱元璋將「職田」撥與勛臣、百官，讓他們招募佃農耕作，將收成當作官員的俸祿。這項制度雖然沒有明文廢止，但發出的田土陸續又被收回，朝廷改以祿米替代職田。
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中書省與戶部制定文武官員的歲祿，這是明朝第一次明文規定各層官員的俸祿。當時俸祿是發放米糧，而民間交易則普遍使用銅錢，少量使用銀兩。但市面上有許多盜鑄劣錢，且銅錢不方便攜帶與大量交易，所以朝廷於四年後發行了「大明寶鈔」，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貫等六種面額。紙鈔四周以龍紋花欄裝飾，頂端印有「大明通行寶鈔」字樣，其下為面額，兩側分別為四字篆文，即「大明寶鈔，天下通行」。
寶鈔中間為錢貫圖案，一串錢為一百文，一貫即為十串（一千文錢），等同銀一兩，從此以後，嚴禁民間再用金銀交易。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再命戶部重訂歲祿，不但歲米略為增加，並加發俸鈔，規定一貫鈔可抵米一石，官員的俸祿比起洪武四年豐厚許多。
洪武四年與洪武十三年兩次制定的俸祿皆是以年為單位，而實際發放的俸祿則是以月為單位，當年俸要分為十二個月來發放時，幾乎各層官員的歲俸米都不能整除，所以有的月多發一些，有的月少發一點。
此時朱元璋發現官員的俸米有以斗、升等小單位發放，他認為有損朝廷重祿之道，要求月俸皆必須以石為單位，最小止於斗，不可再瑣碎。戶部遂於洪武二十年奏定新的俸祿，明確規定了各層官員的月俸米。這次修訂的俸祿不再發放俸鈔，且換算回年俸後，中高層官員歲俸普遍減少。這相當於所有層級的官員都遭到減俸，卻成為了明朝永制，此後兩百餘年未有大改變。
朱元璋何以減俸，目前未在史籍中看到具體原因，若從當時的朝政推測，明初兩次的各級俸祿是採等差級數遞減，帶有恩賞性質，具體的發放狀況並不在皇帝的考量中。至洪武二十年，既已重開科舉，文武官員的任用與升遷皆已納入體制，勢必需要更嚴謹的規範，戶部才將俸祿的額度依據實務進行調整。
洪武二十年的俸祿刪去了俸鈔，並不是不再給鈔，而是改用另一種方式發放。俸祿在名義上仍是俸米，實際上卻將一部分俸米折算為錢鈔、布帛、胡椒等物品，所以俸祿由兩個部分構成，支領米糧的部分稱為「本色俸」，將米糧折算為其他實物的部分稱為「折色俸」。層級愈高的官員領折色俸的比例亦愈高，大致而言，官高者支米 40-50％，官卑者支米 60-80％。
朱元璋將發行的寶鈔，浮濫地賞賜給皇子、高級官員、外國使節，財政史專家黃仁宇舉例：洪武二十三年一年當中，朱元璋僅是有紀錄的賜鈔次數就高達六十九次，金額約為九千五百萬貫，而將當年的總收入換算為寶鈔後，約只有兩千萬貫，收支完全不成比例。
歷代發行貨幣的政府，疏於對財政的宏觀調控，往往面臨通貨膨脹的惡果，明代亦為如是。洪武九年規定一石米折換一貫寶鈔，至洪武十八年，增為二貫五百文寶鈔。永樂初年，再增為十貫寶鈔，而永樂末期，竟可折換二十五貫寶鈔。
俸祿的米鈔折算比例是由朝廷規定，完全不能反映實際的購買力，官員的俸米被換成了一疊價值甚低的寶鈔，欲將一貫寶鈔換算成銅幣，卻僅能換回幾文錢。在成化年間，有時寶鈔堆積在市場如同廢紙，路過的民眾也沒有意願撿拾，因為除了當作朝廷的俸祿以外，民間幾乎都已不使用了。
俸祿還會折換成各種實物，明代初期是將官員的折俸鈔改為胡椒、蘇木。胡椒是調味香料，蘇木屬於藥材，大多當作染色顏料，兩者主要產於東南亞一帶，是外邦進獻的貢品之一。
正統元年，司鑰庫（又稱天財庫，貯存錢鈔的機構）的官員龔政上奏：「由於減省了購買物料的幅度，向庫房支領的寶鈔數量減少，而每個月收庫的寶鈔增多，已缺乏倉庫貯鈔，建議將官員的折俸全改為支鈔。」
戶部答覆道：「若如此辦理，則發出的寶鈔愈多，只會造成寶鈔的流動愈加阻滯。」因此戶部稍作修正，讓兩京官員的折色俸上半年支領寶鈔，下半年支領胡椒、蘇木。成化七年，戶部尚書楊鼎上奏，提到倉庫的胡椒、蘇木供應不足，而綿布還堆積不少，所以又將折色俸的實物改為綿布。
陝西、甘肅地區囤積了許多各地運來的茶葉，目的是與遊牧民族交換馬匹，故自正統年間起，當地軍官的部分俸米改折算成茶葉。景泰元年，南京附近的龍江鹽倉存積了過多的鹽，於是南京文武官員的本色俸米便改用鹽折算。成化五年，御史李瑢巡視皇宮倉庫，發現倉庫內堆積了數萬發弓矢，以及紵絲、綾羅、繒布、衾褥、書畫、几案、銅錫、磁木諸器皿，而上頭皆已遍積厚塵，或遭蟲蛀。李瑢認為不該任其腐壞，遂奏請皇帝將其中堪用的物品折為俸鈔。
官員的俸祿，統統換成銀子
由以上數例可知，官員的俸祿經常是朝廷倉庫多了什麼物料，就將其改折算成俸米。然而刨根究底，這些物料的來源，少部分是貢品，大部分是百姓繳納的稅糧。如同百官俸祿，百姓納稅也分成本色與折色，繳納米、麥是為本色，繳納土產是為折色。雲南地區盛產礦物，所以用金、銀、水銀、丹砂等礦產替代米糧，在某些土地貧瘠的地方，若逋欠太多稅糧，朝廷也容許折收土產，以紓解民困。
江南一帶雖為糧食供給區，但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民眾只能先將糧米變賣，到了交通發達的地方再買米上繳。另一方面，隨著成祖北遷的武官，由於制度的僵化，還得拿著「俸帖」回到南京支領俸糧，不願遠行的武官，遂將「俸帖」賤賣出去。換言之，納稅者與支領俸祿的官員都因買賣受到商人盤剝。
御史周銓想到一個簡便的方法，遂於正統元年建議在南京、浙江、江西、湖廣等交通不便之處，折收布、絹、白金當作武官的俸祿。江西巡撫趙新、南京戶部尚書黃福皆贊成這項政策，於是英宗詢問北京禮部尚書胡濙的看法，胡濙表示太祖朱元璋就曾折納稅糧，這是完全符合祖制的做法，因此英宗下令將江南、湖廣、福建、兩廣的稅糧折算為銀兩，稱為「金花銀」，南方各地倉庫漸漸地就不再積滿稅糧了。
金花銀一部分撥為武官的俸祿，若邊區駐軍需要經費，亦由此撥給，其餘收入內庫作為御用。同一時期出現愈來愈多臨時性的折銀理由，與金花銀略有不同，這些折糧銀不入內庫，而是收入朝廷的倉庫。例如徽州府明明不生產絲，卻要上繳絹布，這是因為明代初期沿襲宋元時代的「兩稅法」，每年納稅兩次，合稱「夏稅秋糧」，夏季要繳納棉布、麻布、絹布等物，秋季則繳納糧米
巡撫周忱遂於正統二年上奏請求將徽州府的稅絹折銀解京，作為北京軍職的俸糧。同年七月，周銓又上奏提到江南地區的倉庫經常滿貯，得在收稅前放盡倉庫，才有空倉收納各處送來的稅糧，有時甚至會處理不及。
戶部徵得皇帝同意後，向周銓指示道：「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若願意將稅糧折銀，可送至北京。」翌年四月，戶部認為廣西、雲南、四川、浙江等處留存的米糧過多，猶恐年久腐蛀，建議將多餘的米糧賣出，換成銀兩送到北京作為軍官俸糧。
至成化二十三年，歷任大同巡撫、保定巡撫的李敏（1425-1491）因救荒有功，升為戶部尚書，李敏在大同巡撫任內，發現山東、河南等地的居民運輸稅糧路途遙遠，且耗費巨大，遂令地方政府除保留必要的糧食，其餘折銀繳納。擔任戶部尚書後，李敏又建議北京、山西、陝西等地要輸往邊區的稅糧改為徵銀，作為軍餉與置辦軍備的經費，從此以後北方的夏稅秋糧也開始折銀了。
在李敏的折銀政策施行的同年，時任禮部侍郎的丘濬向皇帝進呈他所作的《大學衍義補》，這是一本詳列歷代政治得失的教科書，作為皇帝治國之參考。丘濬在書中表達了對租賦折銀的憂慮，他寫道：
丘濬代表一個標準的儒臣思想，從農業社會的角度考慮人民的生計，反對過度的商業化與物質文明。憲宗讚許丘濬學識淵博、考證精詳，將其擢升為禮部尚書，並賞銀二十兩，命人謄抄《大學衍義補》副本，將此書刊行天下。但稅糧折銀已成為趨勢，丘濬的建議完全沒有起到一點作用，或許他獲賞的銀兩，也是來自某地上繳的折糧銀吧！
丘濬過世的前幾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率領的西班牙船隊橫渡大西洋，發現美洲新大陸，開採的白銀陸續流入中國。又過了一百年，派任到廣州處理刑案的王臨亨在他的見聞錄《粵劍編》寫道：
古里是印度西南岸的城市，滿載白銀的歐洲商隊抵達印度後，下一站前往馬尼拉、澳門、廣州，最後再到日本。大量的白銀在市場上流通，確立了明代中期以銀為本的財政體系。
明代中期的農業生產力提高，米糧的產量不斷增加，農業經營呈現專業分工，適合種棉花、養蠶的地方則專注在商品加工。為了追求更高的獲利，有些農民甚至捨棄農務，專職從事手工業，將商品加工出售後再購買糧食。官方既然開放折糧為銀，對於民間金銀交易的禁令亦愈趨鬆弛，體積小、價值高的白銀普遍地成為民間的交易媒介。
在嘉靖、萬曆年間推行的「一條鞭法」更將人民的力役、賦稅折算為銀兩，官員的俸祿自然也就改以銀兩的方式發放。萬曆《大明會典》記載官員的俸祿為米、鈔、銀三種形式，其中俸米無論官員的品秩高低，每個月都只能支領一石，其餘無論本色俸與折色俸，皆折為錢鈔與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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