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一段同志關係，引發鄭氏王朝與在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政權外交危機？

1670 年，一位經常拜訪馬尼拉華人聚居區「巴里安」（Parián，又稱為澗間）的臺灣人  Lousou 遭殖民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判處死刑。但被判處死刑的原因並非因為犯了滔天大罪──僅因他們發現 Lousou 與當地多名華人男性有發生同性性行為。這個理由從現在來看十分荒謬，不過這樣的舉止在當時被認為是與西班牙人宗教信仰相衝突的嚴重罪行。甚至因為這起事件，還驚動了鄭氏王朝與在菲律賓殖民的西班牙政權間的外交關係。

事實上，早在這件事發生以前的 16 世紀末，西班牙人便已經留意到有些華人會在往返明朝中國與菲律賓的漫長旅途中，於商船或運輸船上有同性間的「苟且之事」。有鑑於此，由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指派至馬尼拉擔任法官的梅爾喬．達瓦洛斯（Melchor Dávalos）便曾於 1584 年上書，希望國王能夠頒布規範以懲罰華人之間的同性性行為。

這樣的事情在當時為什麼會被特別放大出來討論呢？這首先得從華人在菲律賓成為西班牙人於殖民之初必須克服的「問題」開始講起。

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的治理

16、17 世紀，西班牙於菲律賓的殖民政權仍相當不穩定。即便西班牙人在那個時期已經被認為是「殖民」了菲律賓，不過實際上他們並未能控管群島大多數的地區。他們除了要面對群島上住民的抵抗之外，也同時面臨中國、日本及其他西方列強的威脅。因此，殖民者在菲律賓的任務一方面是擴張領土範圍，另一方面則是要確保其轄下人民能夠有效地受到管理。
  一般在講到西班牙殖民菲律賓時期，常會強調西班牙人是如何以「寶劍」與「十字架」作為征服菲律賓的手段。這樣的說法並沒有問題，但實際上他們對於不同人群的治理態度還需要被細緻釐清。簡單來說，天主教雖然作為教化其轄內居民的方式，但是在面對頑強抵抗的山區住民或是南部穆斯林，這樣的手段可說是一點也行不通。也因此，在呂宋島北部山區的住民除了直接被稱為 Pagans，意思是「沒有天主教靈魂的人」，西班牙人基本上抱持著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精神在對待這些人。更不用說盤據南部民答那峨的穆斯林，西班牙人一直到 19 世紀末結束在菲律賓的殖民之前，幾乎都無法真正成功進入到該區域進行治理。
  至於西班牙人去到菲律賓之前便已經聚居於當地的華人社群，又是另外一個故事。在達瓦洛斯向國王上書的那個時間點，西班牙人為了使得中國與墨西哥之間的大帆船貿易得以更加順利，才剛剛從汶萊蘇丹的手中奪走了馬尼拉這個港口據點。西班牙人企圖將離中國更近的馬尼拉當作重要的轉運站，並逐漸將治理重心由原先菲律賓中部的米沙鄢地區轉往馬尼拉。

殖民者對於菲律賓華人的忌憚

在這樣的情況下，華人在剛開始還算是相當有力的合作夥伴，因為西班牙人得以藉此讓自己的大帆船貿易得以更為繁盛。這使得往返明朝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華人商船在 16 世紀末越來越多，而選擇留在馬尼拉的華人也同樣在數量上有顯著的增長。然而，這卻讓駐菲人數其實不算太多的西班牙人開始擔心，深怕自己根基還不算太穩定的政權將可能因此而被挑戰。此般憂慮的心情反映在他們的稅收與貿易等政策，他們甚至在懷疑華人有叛亂疑慮的時候，就以屠殺的方式進行鎮壓，在 17 世紀上半葉曾有過三次的大屠殺事件。

基於這樣的背景，菲律賓華人在當時被分為兩種範疇。第一類人被稱作是「生理人」（Sangley），有人認為該詞彙源於福建話的「常來」（sionglai），也有人主張他是「生意」一詞的音譯。不論這個用詞的實際來源，這些生理人確實為了商貿需求不斷於中國與菲律賓往返，而這樣的特性被視為是殖民政權不穩定的因子。因為西班牙當局不確定他們是否將威脅到西班牙王室及其在菲律賓的屬地，這些人不被允許進入到西班牙人所建造的王城（Intramuros），只可以在王城區以北的市郊，也就是被稱作為巴里安的唐人市街短暫居留。
  另一類的華人不僅能夠住進王城區，也被允許得以娶嫁菲律賓人，只因為他們願意受洗為天主教徒。傳教的修士雖然也曾嘗試在巴里安替華人受洗，不過基本上他們並沒有將其視為重要任務，原因是這些華人相當抗拒要放棄他們的傳統信仰與文化實踐。有些修士甚至表示部分華人根本是機會主義者，並不是真心想要改宗，讓他們沒有什麼意願替華人受洗。正是因為如此，法官達瓦洛斯才會特地向西班牙國王指出生理人的同性性行為問題，藉此大作文章，強調異教徒的行徑是多麽地危險與不可饒恕。而我們也得以藉此見到西班牙人對在菲華人的治理，是如何受到族裔、文化、宗教等面向的交互作用所影響。

令人感到玩味的是，即便 Lousou 犯下了西班牙人認為罪不可恕的錯誤，他最後卻沒有真正被處死。而這個原因，則得放在西班牙當局與鄰近華人政權關係的脈絡下來看。

相互對峙的外交關係

在 Lousou 被判處死刑沒多久之後，馬尼拉的西班牙官員收到一封應該是由馮錫範（Pengsebuan）所寫的請願信，信中表示 Lousou 作為一個在馬尼拉的外國人無意觸犯了當地法律，但希望西班牙當局能夠念在與臺灣鄭氏王朝的友好關係及親善精神，得以特赦已經被監禁數個月的 Lousou。

由於此時的馮錫範為東寧官員，是臺灣鄭氏王朝鄭經的親信，正是因為這樣的政治身份，讓西班牙人不敢草率處理。他們因而還詢問了已經在巴里安待上 24 年的修士阿魯爾托．科拉亞爾（Aluertto Collares）意見，並決定不要讓這個案件延燒成為更高層級的衝突事件。

事實上，兩個政權的關係並不像是那封信裡寫的那麼友好，反而其實一直是相對緊張的情況。尤其是在鄭氏王朝攻克臺灣之後，鄭成功便一度以 17 世紀初西班牙對呂宋島華人的數度大屠殺為由，計畫要遣使招降西班牙人。而鄭成功也確實在 1662 年派遣了羅馬神父李科羅（Victorio Riccio）出訪馬尼拉，並帶著一封鄭成功的國書要遞交給時任呂宋總督的曼立克．特．拉納（Mararique de Lara）。

據傳，這件事在菲律賓華人社群很快的發酵。原因是明朝政府對於過去幾次西班牙人的菲華大屠殺都沒有什麼反應，甚至覺得西班牙人是在幫助他們解決東南沿海地帶的海盜勢力。相較之下，鄭成功的國書不僅直接譴責呂宋當局對華人的暴行，更表示將可能出兵征討西班牙在馬尼拉的據點。這便讓馬尼拉的華人們感到希望，認為在華人人數其實佔有優勢的情況下，他們或許可以翻轉過去幾十年來所遭逢的困境。面對鄭氏王朝的威脅以及馬尼拉華人日漸高漲的叛亂情緒，西班牙人在李科羅造訪馬尼拉之後，又再度大量屠殺當地華人。不過此次與過去不同的事情是，他們卻在擔心鄭氏真的會南下討伐的情況下，最後決定派遣使者隨李科羅赴臺灣求和。

連橫在《臺灣通史》中如此記載著這起事件：
 

蓋久遭西人殘暴，思殲滅之，以報夙怨。事泄，西班牙人戒嚴。⋯⋯死者數萬，多乘小舟入臺，半溺死，成功撫之。而呂宋仍俶擾，又慮鄭師之伐也，遣使隨李科羅入臺。

在 1666 年之後，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政權開始向鄭氏王朝朝貢。而雙方在共同訂定通商相關約定以後，鄭氏的商貿網絡則因為與西班牙人的合作，擴張到遠至今日的越南、泰國與印度一帶。

這樣合作卻又同時忌憚彼此的情形，導致了鄭氏王朝與西班牙菲律賓屬地在 17 世紀中葉以後的緊張關係。西班牙人雖然在 1662 年再次於呂宋島屠殺華人，他們卻透過朝貢的方式讓鄭氏感到他們可能師出無名。不過也是因為這樣的恐怖平衡，在西班牙當局收到馮錫範為 Lousou 所寫的請願書之後，便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將無法等閒視之。即便我們無法透過文獻確知 Lousou 最後的命運是如何，但是他們彼此的外交關係卻也成功了讓他得以有緩刑的機會。

透過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重新檢視 17 世紀在呂宋島發生的幾次華人大屠殺事件，它們其實因為發生於明朝、鄭氏王朝與清代的政權轉換及過渡時期，而值得我們更仔細的討論。尤其不同時期屠殺的成因與其所導致的結果，都是鑲嵌於在地與區域的條件，今天的我們或許不該再用過於平面的視角認識東南亞的反華情緒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