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大浪來襲怎麼辦？清代臺灣海難求生指南

臺灣受四海環繞，造就無數海上傳奇，然而，無論是叱吒風雲的海賊霸主，或是嫻熟老練的掌舵舟師，對於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始終都抱持著敬畏之心。越是懂海之人，越是明白海既能幫助你，也可能隨時無情地背叛你，當一葉孤舟處於驚濤駭浪震盪浮沉之際，縱使你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跪伏在甲板上自求多福，等待風波平靜，或是命運降臨⋯⋯

渡臺恰似鬼門關，快划水仙來保佑

清代以降，往返臺灣海峽的船次漸增，海難紀錄亦頻繁見諸檔案文獻，受害者除了民間船隻，也包含須定期往來福建臺灣的班兵甚至官員，考究臺灣海峽海難發生的原因，多與海上天氣驟變有關，其中「颱風」更是人人聞之色變。清初蔣毓英《臺灣府志》便已詳細記載颶風與颱風的差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常驟發，颱則有漸。颶或瞬發倏止，颱則常連日夜，或數日而止。」，文獻中更提到，若船隻遇上颶風，或許還能支撐一時，若遇上颱風，則完全無法抵擋。
  海上風向瞬息萬變，海底亦危機四伏，最廣為人知的，便是澎湖與臺灣之間的「黑水溝」。黑水溝其實是一條介於澎湖與臺灣島之間，長達兩百多公里的海底峽谷，終年湧動著由南向北的強勁海流，其水色之黑，來自於海底深度陡落，海水色澤隨之加深。孫元衡《赤崁集》中形容黑水溝為「驚濤鼎沸，險冠諸海」，是臺灣海峽東西向交通的險惡難關；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亦生動地描寫渡臺之凶險：「風濤噴薄，悍怒激鬥，瞬息萬狀；子午稍錯，北則墜於南風炁，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憂。」「南風炁」指的是東沙島的礁群，「萬水朝東」則指黑潮洋流，船隻至此將一路飄往太平洋以東，難以返航。

可見，在沒有天氣預報與海象監控的年代，渡海來臺可說是要抱著必死的決心，來面對種種天險。出航之前，到媽祖廟上香求個平安，那是必不可少的，萬一要是真的不幸遇上了狂風暴雨，危在旦夕，還有什麼保命方法呢？
  康熙年間，郁永河來臺採硫時，是從府城上岸沿著陸路一直走到北投，他的同伴王雲森則貪求省力，選擇從府城搭船北上淡水。豈料，一開始光是要等南風就等了十幾天，好不容易有風出航後，卻又因為風勢過強，導致船隻偏入黑水溝，在急流巨浪中翻騰不定，船帆、船舵都接連失控。眼看整艘船就要翻覆，船長只好集合眾人，下令大家趕快「划水仙」。

在水手指引下，船上眾人放棄操作船隻，手上拿起湯匙筷子，做出如同划槳的動作，口中則模仿鼓聲咚咚作響，宛如端午龍舟競渡。乍看之下，一群人在暴風中「划水仙」的姿態或許有些滑稽，不過根據王雲森的親身經歷，眾人划起水仙不久後，他們的船竟逐漸靠向岸邊，才被大浪拍翻，眾人落在淺灘上，順著浪勢於苗栗後龍一帶上岸得救。原來，這「划水仙」是一種向「水仙尊王」祈求保命的儀式，王雲森藉此得以與郁永河一行人會合，將划水仙的神奇靈驗傳述下來。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像王雲森這般遭逢海難還能就近獲救，已是極為幸運的，最糟糕的情況，當然是直接在風暴中葬身海底，讓魚蝦飽食一頓。但有時躲得過天災，也躲不過人禍，即使遇上海難不死，情況也可能變得更糟。

如嘉慶元年（1796），船戶金三從廈門載運棉布打算賣到臺灣，同時船上還載了四名旅客，以及負責齏送衙門公文的差吏，他們的船在一次深夜遇上暴風偏離航道，隨風漂流了兩天後，竟遇上一艘海賊船，船上公文、貨物、錢財都被海賊劫掠一空，差吏更是被逼得跳海逃生；道光七年（1827），船戶周得發的船隻載運綢布，因風飄至淡水洋面，沿海漁戶不僅沒有出手相救，反而糾眾以竹筏登船，將船上貨物搬光，並刻意放任空船觸礁沉沒，徹底湮滅證據。人性之貪婪，似乎比海難更可怕。

若是外國船隻遇難，還可能引發國際紛爭與衝突。如咸豐九年（1859），一艘法籍船隻在高雄後港外海擱淺，附近莊民洗劫該船並殺害船長，隨後怡和洋行與甸特洋行得知消息，憤而派出武裝人員向漢人村莊報復，造成多人死傷；同治六年（1867），美籍商船羅發號遇上海難，漂至瑯嶠，十一名船員及船長夫婦都遭到龜仔甪社原住民殺害，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一度率軍攻打墾丁，後來是瑯嶠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釋出善意，代表部落社群與美國達成盟議，允諾今後將救助遭遇海難的洋船，才平息爭端。
  其實早在乾隆年間，皇帝便已頒布旨諭明訂應救助遭風飄泊之船人，但其救助對象主要為朝鮮、琉球、越南等封貢國，及鄰近的呂宋、日本國民。根據海難救助的標準流程，當沿海居民或官兵發現難船、難民時，應通報地方官府，由官府訊問驗明船隻及船員來歷、目的、所帶貨物等資訊，以防有走私船謊稱遭難，或者船中夾帶槍械、硫磺等禁運貨物。若確認是難民無誤，地方官府將護送難民前往省城複訊，再送至北京由禮部接待，過程中難民所需衣物口糧、修理船楫等費用，皆由公帑支出。

得到救助的難民，可能由該國使節帶返，或者由官府協助其遣返。例如嘉慶十三年（1808），有一艘日本船因風漂流至臺灣枋寮，經由鳳山知縣查訊後送往廈門，因日本與清國無使節，便安排轉送至浙江，將二十三名難民遣返日本長崎；道光三年（1823），則有一艘朝鮮船隻漂到臺灣噶瑪蘭，經地方官查驗通過後，九名倖存者由官府妥善護送到北京，交給朝鮮使節館。

從海難開始的異文化接觸

發生海難後，要想透過救助體系平安歸國，前提是得幸運地漂流到有官府或行政機關管轄的領地，若是漂流到無人島上，或是語言文字完全不通的化外之地，那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故事了。這些生還者的異文化經歷，往往將成為一段奇特的歷史紀載。

黃叔璥的〈番俗六考〉收錄有一篇短文，記載康熙六十一年（1722），漳州把總朱文炳在一次例行性的官兵輪防工作時遇上大風，船隻從鹿耳門外海一路漂流了三天三夜，漂到了後山噶瑪蘭一帶，船隻已殘破不堪，朱文炳帶著疲憊的官兵們上岸，隨即被噶瑪蘭原住民包圍，生死關頭，番社中竟有一名從事貿易的何姓漢人及時出面救下官兵，並協助他們在番社安頓一宿。

根據朱文炳口述，噶瑪蘭人似乎不喜與外人直接接觸，就連借給官兵使用的餐具，收回以後都要清洗再三，而噶瑪蘭人喜愛生食蟹類、烏魚，只略以鹽巴調味便生吞活剝。朱文炳拿出銀錢想要犒賞噶瑪蘭人，他們興趣缺缺；改以藍布舊衣相授，噶瑪蘭人卻欣喜過望，隔天更用「蟒甲」送官兵一程。朱文炳等人沿著東北海岸步行三日，終於平安抵達金包里。
  另一起海難漂流案例，發生在日本享和三年（清嘉慶八年，1803），一艘從北海道箱館欲前往江戶的貨船「順吉丸」，載著船長文助等九人，在仙台外海遇上強風遠漂，整整漂流了兩個多月，途中還一度與噶瑪蘭族因誤會發生衝突。最終，由於糧食告罄，文助徵得眾人同意，選擇在一處名為「チョプラン」的河口棄船上岸。

文助等人上岸的地點，是位在花蓮秀姑巒溪口的一處阿美族部落，當地習俗若是難民受到部落搭救，必須為部落勞役四年才能夠離開，文助等九人分別被帶回部落人士家中安頓，每日採貝、砍柴、煮鹽，以換取食物與住處。

文助在當地深刻體驗了阿美族的節慶、生活與飲食等各種異族文化，他的同伴卻因為染上疫病，得不到妥善醫療照顧，而相繼離世。熬到了第四年，文助終於得到機會，在一名瑯嶠商人的幫助下前往臺灣府，並在第五年巧遇另一艘漂流至臺灣的日本薩摩商船，得以一同接受官府的救助，輾轉經由鳳山、廈門、杭州，遣返日本。當文助返抵北海道時，距離出航已經過了九年之久，他將這段漂流異國的所見所聞一一述予松前府官員秦貞廉，紀錄成書，也意外地留下了十九世紀初期有關東臺灣原住民文化的珍貴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