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成員：劉宸君、林芍甫、卓欣儀、楊婧彤、洪子強、方子齊、謝旻恩、蕭虹、度昀昊、黃馨儀、楊婧琳、連品薰、羅苡珊、羅志誠、廖宇雯、張晏寧、李怡靜、張紫瑤。
（另選片為羅苡珊，選書為羅志誠。）
詩情記憶：集中營的相對面
「大腦裡頭似乎有一塊極其特殊的區域，我們可以稱之為詩情記憶，這塊區域記錄著所有讓我們著迷，讓我們感動，賦予我們生命美感的事物。」—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在米蘭．昆德拉於 1984 年寫成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特麗莎的夢境便是一種集中營處境。
「那些女人因為跟大家相似到幾乎沒有差別而感到開心，她們慶祝的其實是即將來臨的死亡，這死亡會讓她們的相似性走向絕對。」
集中營將人們拋入絕對地相似性中，而這種絕對，是通過死亡來達成。此時的死亡是無意義的，原因來自於人性的缺席。
站在集中營對面的則是「詩情記憶」。正是因為這種詩情記憶，特麗莎不同於與托馬斯發生性關係的其他女人，而成為了唯一。米蘭·昆德拉如此寫道：
「愛情就是從一則隱喻開始的。換句話說：當一個女人用一句話把她登錄在我們的詩情記憶之中，這一刻，愛情就開始了。」
開始的並不只是愛情。
在《索爾之子》中，那位奇蹟般復活、又再度死去的小孩，與索爾之間也產生了詩情記憶。
於是，對索爾來說，原先工作隊的例行工作不再是外於己身的勞動，而是追尋的契機。索爾翻找那些死去的人們遺留下的衣物時，神情與動作明顯與他人不同：他的眼光堅定且明確，甚至透露出也許尋不著的擔憂。
在這些翻找著金子、珠寶與貴重物品的例行工作中，索爾則趁機尋找著兒子的影子，那些附著在他曾經穿過的衣服中、在他的身份文件中的片片思緒。我們能看見畫面中出現了散落一地的文件，這些輕薄的紙張與隻字片語，卻乘載了那些再也回不來之人的氣息，以及構成他們生命的詩意。索爾尋找的不只是兒子存在的證明，同時也是在尋回曾經擁有之人的感受。
如果說文明來自於人能夠擁有自我，那麼集中營正是文明的反面。它剝奪了人們擁有詩情記憶的能力，因此集中營是野蠻的。在戰後，對於那無法言語的野蠻，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曾說：「奧茲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句話的意義並不僅止於「意圖言說那不可言說的」這樣的暴力性而已。
集中營之後，不只寫詩是野蠻的，相信神與奇蹟也是荒謬的。
一條無形的界線在世代之間升起，於是德國人稱呼 1945 年為「零時」（Stundenul）。我們必須明白，人類是因為什麼而攪動了時間的指針。
兩個孩子：我們所承擔的世代
普利摩．李維在《週期表》中，以「前世」這個既延續又割離的詞語，形容自己在從集中營倖存之前的人生；史岱凡．奧德紀在《雲的理論》中亦塑造了一個角色「Akira．雲上」，他經歷了那無從承擔的苦難，倖存之後，不得不以遺忘迎接未來的生活。他成功地拋棄了自己的記憶，虛構了往後的人生：他說服自己其實是出生於 1946 年，沒有經歷二次大戰，也沒有經歷廣島原爆。
1945 年，零時之年。是劃分了前世與今生之時，同時也是重生之際。
《索爾之子》中有兩個孩子。索爾看見兒子時，是他生命中的「零時」；結尾的小孩有著淺色的頭髮，身上的衣物也明顯乾淨許多，不同於電影中大多數的角色——我們能從他們的衣著、神情、姿態中，感受到他們所承擔的生命重量。
因此小孩在一開始被理解為索爾自身想像出的精神性畫面，然而我們看見那小孩開始奔跑，在奔跑途中被德軍摀住嘴巴，隨後繼續奔跑至森林之中。我們瞭解到，他確實是個實體。
因為小孩的無知，他不經意地為德軍通風報信了，他也並不明確知道自己行為的意義與導致的結果，因此，無知亦將他帶領到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
普利摩．李維在他安息之前的最後一部作品《滅頂與生還》中，曾提出一個現象：集中營讓每一個人都無法成為受害者。沒有人是無辜的，即使是年輕的生命亦然。
前述中「年輕生命的逝去」，人們對此而感傷的原因並不只是可能性的消除，也包含了一種直覺：小孩是無辜（innocent）的。兒子的生命停止之時，我們依舊對他產生「他是無辜的」這樣的感性情懷（而不是理性考察後的結論），然而，這樣「小孩即是無辜」的情懷在結尾奔跑的小孩中，無可挽回地破滅了。他是被德軍利用的報信者，他的行為出於無可責怪的無知。
那小孩會長大，並開始知曉善惡，如同伊甸園中的亞當與夏娃吃下善惡果實，迎來了羞恥的感受，原罪（sin）也因此誕生，那時，小孩不再是小孩。
他會逐漸明白何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誰是希特勒、什麼是集中營，或許他會遺忘自己年幼時曾為德軍報信，也或許，他會在回憶中意識到自己曾經是共犯的事實。這時候，他接下來的人生就再也無法脫離這個事實，也難以面對這事實所帶來的罪疚與恥辱。
兒子與奔跑的小孩分屬「零時」的兩邊，戰後的世代所承擔的事物，已經截然不同於戰前的世代。奔跑孩子的背影是電影留給我們的箭矢，那箭矢射向了未來：那孩子——更確切地說，是我們這些戰後的世代——如何回過頭來認知自己的時代？如何承擔起時代的責任？
我們的時代是那奔跑而去的小孩，我們直奔向前。
神的顯現：柏拉圖的驚奇
「九、可以把死者存在於超越時間的永恆之中的記憶，視為一種想像的形式，關於可能性的想像。這種想像很接近神（在神之中）；但我不知為何如此。」—約翰．伯格，《留住一切親愛的——生存、反抗、欲望與愛的限時信》
「表象只不過是不可顯現出來的驚鴻一瞥而已。」（opsis gar tōn adēlōn ta phainomena.）—安那薩格拉斯（Anaxagoras）
漢娜．鄂蘭在《心智生命》中提出了思考在歷史上的兩個源頭，其中一個便是希臘：柏拉圖的驚奇。漢娜．鄂蘭認為，驚奇（thaumazein）此一詞語來自希臘文中與凝視（theasthai）相關的動詞，並時常出現於荷馬的詩行中。
這樣驚奇的凝視，只來自於與神照面之人，而也僅只有與神照面之人，才能夠穿透神向人顯象時的外在表象與裝扮形貌，察覺那不可顯現的「神性」。
「因此，人對神性所做的驚奇回應，並不是自發的，而是一種不能不承受的激情，被動而不能自控；在荷馬的詩行中，有行動的是神，對於他的顯現，人卻只能收受，不能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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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驚奇是一種「讚嘆的驚奇」，並在讚嘆的同時肯定了驚奇對象的意義。而驚奇的對象往往是那些不可見物，並以整體的姿態現出身形。「整體」的概念已超越了「個體的總和」，更接近於「和諧」。
在索爾所驚奇的「不可見之整體」中，兒子與奔跑的小孩已匯流在一起，並僅僅在索爾的凝視之中顯現其中的神性。當索爾與他所凝視的整體產生詩情記憶的同時，就如同米蘭．昆德拉描述詩情記憶的段落：「托馬斯並不想在特麗莎身上揭開任何東西。他遇見她的時候，她已經全都揭開了。」
神向索爾揭開不可見之物，而索爾在讚嘆的驚奇之中，「只能收受，不能規避」。索爾或許早已明白那奔跑的孩子被德軍所利用，成為通風報信的工具，然而他笑了。對他來說那孩子便是神，神只需顯現與揭露，無需拯救他、赦免他。神來了，這就夠了。
我們必須想像索爾是快樂的：最後的微笑
「我們必須想像薛西弗斯是快樂的。」—阿爾貝·卡繆，〈薛西弗斯的神話〉
「你要多愛著你自己以及你的生命，才能不顧一切地熱切想望著這樣終極、永恆的肯定與誓約。」—《愉悅的知識》（The Gay Science）
索爾最後的微笑是積極的。
這時，索爾的笑臉與薛西弗斯的身影重疊在一起，他們以相同的精神進行反抗，而反抗的對象便是生命的無意義。因此薛西弗斯重複地推動巨石上山，那樣的重複性便是永不停止地賦予意義的意願，如同漢娜．鄂蘭在《心智生命》中提及尼采的「熱愛生命」（amor fati）與「恆久重現（《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裡則譯「永劫回歸」）」（eternal recurrence）：「恆久重現是『肯定所能到達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因為它同時有著『最持重的重量』」。
正是因為「它（恆久重現）來自一個簡單的事實，即缺乏對存有原始的肯定，或想及意義而不同時想及枉然、虛榮以及意義的真空」，因此，薛西弗斯的重複性、尼采的恆久重現，更加能夠是「肯定所能到達的最高形式」。
那肯定便是賦予意義的意願，只有極度熱愛生命之人才能達到這樣的肯定，而意義在薛西弗斯推動巨石的途中彰顯，在索爾遍尋拉比、扛起兒子時閃現。
因此，我們必須想像索爾是快樂的。
（Source: Wikipedia)
書中以各種元素暗喻不同人生階段的際遇，每一章節都濃縮了作者一部分的生命。用氬的惰性，回憶家族親人的安逸個性；用氫的活潑，思念少年時期令人興奮的啟蒙實驗；與心儀同學重逢的有機磷分析，則讓他沉澱了同窗不同路的酸苦情愫；以及遭關進集中營時，偷取鈰來換得在慘澹奴工生活中足以苟活的麵包……
《週期表》呈現了一段不可抹滅的歷史，也存留了人與人交會時的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