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著糖業鐵路五分車，從美濃私奔：鍾理和與他筆下的殖民地臺灣

1939 年底的某個早晨，一位頭戴著大甲帽膚色白裡透點青，看起來有點神經質的年輕人，從裝束一看便知道是大戶人家出身的。他神色倉促地在旗山車站徘徊，不停地走出車站又走回候車室，不時回望候車室高掛的時鐘。

這位看起來「很有事」的文青是鍾理和，他不時端詳藏在外套內袋裡的公文書是否依然完好，裡面裝著他費盡心思弄來的總督府通行文件，准許往返臺灣－內地－朝鮮的〈渡航證明書〉。他焦急地等候從美濃竹頭庄裡出發的五分車，車上有他一生的幸福與理想的追求。他心裡頭嘀咕著：

窄小的五分車車廂內坐著一位披戴洋巾的素顏姑娘，她早把行李託給友人寄往高雄，她強作鎮定，裝作若無其事要去旗山採買，其實她不安的神色早已透露內心暗藏巨大的秘密，忍不住頻頻拭去眼角的濕潤。

她是 27 歲的鍾台妹，在那個保守封閉的舊農村社會，她與農場「頭家子」的戀愛史已經傳遍街庄，是她以異於常人的忍耐與沉默，默默承受一切。

但今天她實在無法克制自己內心的激動，幾度欲泫。像她這樣偶爾出庄卻難得進城的平凡姑娘，卻即將飄揚過海，跟隨愛人奔往陌生的國度，那帝國最新版圖，冰天雪地的北國—滿州。

鍾理和將自己與台妹私奔的歷程，寫作成為短篇作品〈奔逃〉，而故事當中相約的五分車站，距美濃竹頭庄騎行自轉車大約一小時的車程，約莫是今天的旗山車站。

透過鍾理和作品去認識 1930 年代轟動於旗山、美濃的私奔史，更有趣的是文學裡裝載的糖鐵五分車與殖民地時代的社會關係。

五分車站裝載的秘密

旗山五分車站建於大正二年（1913），於大正四年（1915）年落成，恰好同一年的年底 12 月 15 日鍾理和誕生。這個同年的巧合，讓我開始逐漸探究鍾理和文學與五分車，以及臺灣糖業的某些巧妙關聯。

在鍾理和的文學故事中，五分車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舞台場景，不管是早期作品或者是晚期戰爭結束後的臺灣農村，故事都從五分車站開始說起。

〈奔逃〉中描述男女主角相約私奔離開故鄉；或是〈竹頭庄〉描述在戰後歷經艱難回到闊別十年的故鄉；又是〈貧賤夫妻〉，理和在臺北松山療養院經歷手術與療養，生死契闊，幸運地再度回到故鄉與妻兒身邊，也可以是〈錢的故事〉，為前往高雄拜訪故友調頭寸，因搭乘五分車飽覽高屏溪沿岸風光，原先低沉陰霾的心情一掃而空。

理和與台妹當時所搭乘的火車，俗稱「五分車」，是日本殖民時代隨蔗糖業興起於島內的運輸工具。當時臺灣南北縱貫線鐵路通車以後，糖業鐵路則扮演東西向交通輔助，一方面作為殖民經濟的命脈，另一方面，糖業鐵路樹枝狀的發展網絡深入內陸，也扮演載客與貨運的重要交通。

殖民經濟的命脈

在日本殖民時代，由製糖株式會社建築的私營糖業鐵路鋪設總和全長達到 2998 公里，幾乎是當時官鐵—縱貫線鐵道的三倍長度。

鍾理和文學舞台中反覆出場的五分車，是由大樹九曲堂連結旗山延伸進入美濃東北端的竹頭角的旗尾線，全長 39.4 公里，是糖業鐵道營業線中單一里程數最長的一條，沿線是甘蔗契作產區、由糖鐵運送兼做貨運載客。

生於昭和四年（1932 年）的老列車長張槃槐回憶，當時糖廠鐵道課下轄有運務股負責貨運部分，機務股負責駕駛與機械，養務股負責鐵道養護，又有分「道班」。運務股下面又有站務員、剪票員、賣票員、貨物司事，車長。

《臺灣百年糖紀》描述製糖公司的經營原先從農場農務、製糖出口開始，而後逐漸多角化經營，終究成為殖民地臺灣最重要的產業。例如以規模最大的虎尾糖廠估計，極盛時期有二至三萬工人為糖廠工作，影響的人口將近十萬人，糖業對臺灣中南部的空間發展影響由此可見。

糖廠需要大量資本投入、設備與技術改進，為什麼殖民者這麼熱心要建立糖廠跟糖業鐵路呢？

糖業鐵道是殖民資本與掠奪式經濟的管道

明治維新後日本亟欲邁入強國之林，然而日本當時仍是依賴輕工業與為數眾多農民的國家，由於地狹人稠資源不足，亟欲向外擴張。甲午戰爭後取得臺灣這個約當九州大小的殖民地，然而未料到領臺初期的乙未戰爭，再度耗量鉅額軍費鎮壓新殖民地蜂擁的反抗軍。

甚至有人開始懷疑日本是否有能力扮演現代化的殖民強國，1897 年日本議會氣急敗壞的討論是否將臺灣以一億賣給法國，殖民政府承受極大壓力。直到 1898 年，來了一個比較不急於武力征服的總督兒玉源太郎，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導下，才開始策略性改革土地稅制，清查隱田增加稅收，發行公債對台投資公共建設以提供生產力，並鞏固經濟控制。

學者柯志明在《米糖相剋》一書中描述道，1904- 05 年的日露（俄國）戰爭，日本本國財政瀕臨崩潰，總督府被迫財政獨立（自負盈虧）。除專賣與海關收稅，總督府土地稅收增加 3.2 倍，等同財政完全以重稅加諸殖民地人民田賦，後藤長官也不得不自承這種方法「令人汗顏，絕非長久之計」。

為引進投資改善生產技術，擴大殖民地農業生產力與商品貿易，發展製糖事業成為殖民地發展的道路，為了招攬本國會社投資，殖民政府提供銀行貸款、租稅優惠與武力依靠，並特許會社壟斷性收購產區內的甘蔗，利用對日航運壟斷優勢，日本商業資本逐漸驅逐原本盤據的歐美列強商行，獨佔台灣外貿利益。

1910 年總督府官僚東鄉實在《臺灣農業殖民論》描述當時的規劃，土地上取消大租戶（利潤歸於殖民政府），交通上南北縱貫線由官方經營，東西延伸內陸則仰賴的私鐵（糖鐵）交通網絡發展拓殖經濟，利用熱帶物產豐饒向外貿易，所得利潤再投資到殖民建設，廣興水利、投資教育提升人民素質，然後強化殖民的經濟，藉以晉升強國之林。

臺灣糖業逐漸壯大，除了完全供給日本本國外，還能佔據中國市場，利潤節節上升。在1912 年糖出口占臺灣出口商品將近 50%，而且砂糖消費稅達到 1200 萬圓。殖民地的糖業獲利之肥厚，使得日本又在 1914 年把砂糖消費稅從總督府手中收回。

藉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打的頭破血流之時，完全掌握太平洋市場，達到第一次極盛階段，而原有之臺灣本地資本則只能選擇與殖民資本合作（獻媚）或者自行尋找其他小型投資事業如碾米廠、製磚廠、布莊。

殖民經濟形塑的反抗意識

總督府雖藉由製糖事業順利帶動臺灣的殖民的經濟蓬勃發展，然而，在武力保證下的糖業會社資本壟斷、使得其與本土資本及農民的衝突矛盾也日益升高，越來越多的土地集中到會社、而壟斷制度使得農民發現它們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鐵道帶來交通與物流的擴張，也使得物產貿易與掠奪顯得更加便利。1930 年代帝國主義與殖民者信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國際蔓延，相對的則有另一股世界性的反抗思潮抬頭。馬克思主義認為殖民支配被視同為透過資本化，最終以消滅本地傳統生產方式，取而代之以商品化、將農民納入雇傭關係以控制經濟剝削農民。

當時在殖民地臺灣，一位知識青年受到這一股風潮的啟蒙，他間接影響了鍾理和走上文學路，他是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兄弟鍾浩東，也就是後來前往日本留學、渡海參加抗戰，寄望藉由中國戰勝日本促使臺灣從殖民桎梏當中解脫，最終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

當時像理和與浩東兄弟這樣的知識青年，內心無疑是苦悶的。他們作為殖民地的臣民，一方面接受殖民者傳遞過來的現代化知識與生活文化，另一方面，還必需面對殖民體制當中的歧視與差別待遇、對於農民的剝削與壓迫。

而作為受殖民的臺灣人，看到農村當中傳統舊社會的壓迫與封閉保守，在殖民地與舊社會的兩面作戰處境中，他們想像中解脫的彼岸就是「原鄉」，從漢文私塾中習得另一種文化的孺慕之情。鍾浩東後來從日本偷渡到廣東參與抗戰，他相信透過中國對日戰勝，臺灣將得以解脫殖民地的桎梏。

鍾浩東對殖民地命運的反叛，也直接地刺激了鍾理和，無論是在愛情、或是文學事業上的執著與追求，都驅使其踏上理想的道路。

如果說文學裝載的是一個時代的縮影、歷史的載體，那麼我們只要對寫作者、其經歷的時代、與社會關係與經濟背景稍加關注，便能稍稍窺見時人的思想與選擇。當我們對鍾理和，不同時代下的書寫，有進一步的理解與認識後，文學作為一種歷史載體，便更能彰顯它本身的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