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石濤（1925 至 2008）生於台南白金町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他一生創作的小說幾乎都是圍繞著台南所發生的故事。從葉石濤的文字裡，我們看見了一個年少的青年，隨著時代劇烈變動的波浪，生活在四、五〇年代的府城；我們也看見了一個經歷白色恐怖迫害的中年人，奮力擁抱著文學夢想的執著。
沒落的大戶人家
過了幾年漂泊生涯之後，我底阿母毅然下了決心，賣掉三甲田產來買一間房屋。那時候，耕者有其田條例已付之實現，這三甲田產業是我家僅剩的財產了。售來田地得到的錢，還是不購買府城任何大街上的一棟房屋。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府城如蜘蛛網般交錯的大小巷路裡去找。最後在最繁華的西門町的一條小巷中找到那理想的瓦屋。
—葉石濤〈搬家記〉
太平洋戰爭末年，葉家大厝在州政府要求開闢防空空地的名義下被迫拆除。失去祖厝，葉家人只好在府城東搬西遷，直到幾年後賣掉僅剩的田產才終於湊足了錢，在嶺後街買了棟瓦屋居住。
這間得來不易的棲身之所只有三個房間，對比於從前居住的三進落大院，寒酸不少。唯一讓葉石濤高興的，大概就是房子配備了廁所這件事，讓他免去了之前租屋時沒有廁所的痛苦。不過這個廁所並非現代常見的抽水馬桶，每個禮拜固定有人來掏糞。掏糞時臭味四逸，充斥在狹小瓦屋的各個角落，讓他怎麼逃也逃不了。最後，也只能學著習慣接受了。
他將嶺後街稱為蝸牛巷，是對大戶人家落魄到擠在狹小蝸居的嘲諷。這棟小瓦屋被一棟二層樓房舍以及鄰居的高牆夾了起來，僅留一條可容兩人並肩的入口進出，使得這裡像是一塊被高山圍繞的谷地，陽光透不進來，終日顯得陰陰暗暗的。狹窄的入口還讓葉石濤的父親擔心自己百年之後棺材會抬不出去。
不過在這裡生活並非沒有好處，房子的地點很好，在商業區附近而且鬧中取靜，交通、消費、上班也都十分方便。剛搬入新家時，葉石濤最喜歡穿著木屐在巷子裡蹓韃散步。
白色恐怖
然而，葉石濤入住蝸牛巷的新居沒多久，就在白色恐怖的肅殺氣氛中被政府逮捕，投入黑獄。這段記憶一直藏在他的心裡，直到解嚴後，他才敢將當年發生的經過大聲說出。二戰剛結束的時候，深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作家們仍可在各類刊物中的日文欄發表作品，暢所欲言，各式各樣的觀點夾雜著熱烈的討論，呈現百家爭鳴的情況。回歸中國，擺脫殖民地的喜悅讓人們以歡欣鼓舞的態度，盼望著光明的未來。
年輕的葉石濤也發表了多篇小說作品，積極地在文壇發聲。雖然尚能以日文寫作，但葉石濤以至那時的知識分子們都面臨著語言轉換的壓力。果不其然，1946 年 10 月，在陳儀政府的一聲令下，日文欄被廢止，葉石濤因白話文基礎還不夠好，被迫「失語」。
為了學好白話文，葉石濤開始向名叫辛添財的書商購買書籍，在辛添財的推薦下，買了不少社會主義相關的著作，也結交時任農校校長的陳福星，甚至還和幾位文學同好開了幾次討論社會主義的讀書會。他沒想到，當時的學習熱情竟在多年後為他帶來改變一生的牢獄之災。原來，辛添財與陳福星都是台共幹部，辛添財被捕刑求後，供出了葉石濤的名字，以致他遭牽連入獄。
被逮捕的那個夜晚
被捕的那天晚上，葉石濤剛從戲院看完電影「紅菱艷」回到家中，大約深夜十一點鐘的時候，響起了隱約的敲門聲，這敲門聲像是恐怖的喪鐘，提醒著葉石濤未來悲慘的命運。他故作鎮定的穿上剛脫下來的皮鞋，心情沉重的開了門。
葉石濤打開門，發現門外站了兩個男子，其中一個畏畏縮縮的男子年約不到二十歲，他認得是學校裡替學生剪頭髮的剃頭匠。另一個男子則是高壯魁武的大漢，手裡拿著手銬，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當葉石濤看到了手銬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劫數難逃了。
在強烈的混亂與無助感下，葉石濤被押上了一台紅色的吉普車，像畜生一樣被迫雙手抱著後腦，蹲在車上不准抬起頭來，被載往位在現今台灣文學館旁的警察局，這年他才二十七歲。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逮捕，然後就此人間蒸發，是當年屢見不鮮的事情。
經過長期的關押與審問，葉石濤被判「知匪不報」罪，有期徒刑五年。後來因蔣介石為慶祝當選總統頒布了「減刑條例」才提前獲釋。「前政治犯」的標籤使他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加上他這個小知識份子沒有一技之長，除了當老師和公務員外沒有其他出路，剛出獄的時候只能做臨時工度日。他在〈吃豬皮的日子〉裡寫著：
人落魄到這個地步也只好任人踐踏。在那荒蕪的五Ｏ年代裡，人能夠僥倖保存一條老命，從那惡魔島回來，也等於是獲得上帝的垂憐，又有什麼不滿可言？糟糕的是我跟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小知識份子一樣，身無一技之長，真是「無用的人」。我之所以淪落到變成一個臨時工友也是理所當然，否則三餐也無以為繼了。
一年後，在妹夫的幫忙下，他僥倖的考上嘉義縣路過國小的臨時教員，才回到了熟悉的教場，儘管仍背負著「前政治犯」的罪名，但至少生活有了轉機。
嘉義縣八掌溪旁的「路過村」是一個土地貧瘠的地方，喝的地下水鹹鹹的，砷含量很高，是個烏腳病猖獗的地帶，村民的生活也很清苦，只能三餐靠番薯簽度日，也沒有任何餐廳，要吃飽飯，除了自炊外別無他法。此外，為了防備「保密局」特務不定期的思想檢查，葉石濤不敢閱讀台灣文學作品。在這裡，他看不到一絲的光明，有的只是頹喪與灰心。
艱辛的環境、思想的箝制，種種現實的壓力如潮水般襲來，消磨著他的意志，從前時的生活似乎成了一場遙遠的夢境，他的文學夢就此破滅，再也無法動筆寫作了。
重燃文學之魂
整個五Ｏ年代到六Ｏ年代末期， 我的文學生命似乎已經結束。我被社會所遺棄、上帝所摒棄，經常住在一片廣大的甘蔗田所圍鐃的農舍裡靠酒精爐燒飯煮菜，晚上點油燈，邊喝太白酒，邊讀報紙副刊以打發漫漫長夜，這樣度過了被人踐踏、爬在泥土上的苦日子。
—葉石濤〈沉痛的告白〉
1965 年，距二戰結束已過 20 年了。40 歲的葉石濤也完成結婚生子的人生階段，並離開了路過村，轉到台南縣仁德鄉「保安村」的文賢國小任教，微薄的薪水與養家的重擔仍舊讓他困陷於生活的壓力。
不過，這一年卻帶給他生命中的另一項轉折。他在當時台南最熱鬧的「淺草鬧市」的書攤翻到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台灣文藝》，這本不起眼的雜誌重新點燃了葉石濤創作的熱情。他在〈沉痛的告白〉裡寫著：
儘管我似乎什麼都放棄了，什麼都不再有眷念，其實生命的意志還是很強韌的。不像我想像那樣，我肚子裡的文學之蟲沒那麼容易死去。度過了十多年難挨的、被人遺棄的、孤獨的日子以後，我逐漸又升起了寫些什麼的念頭出來，這好比是一座休火山因地殼的變動重新噴火起來一樣。
就是這本其貌不揚的小冊子，讓葉石濤發現，儘管許多日治時期認識的作家朋友們因為無法克服語言轉換的社會巨變而被打倒了，但《亞細亞的孤兒》的作者，前輩吳濁流先生，還在為文學的事業努力奮鬥著。他也看到了台灣文學在戰後二十年的歲月裡，在反共文學的氛圍下，其實是有進展的，新一代的年輕作家們仍舊掙脫了重重枷鎖，活躍在文壇上。
對和文壇脫節已久的葉石濤來說，《台灣文藝》所造成的衝擊無疑是十分巨大的，也激起了他創作的熱情。這時，他想起了從前對老師所立下的誓言，要寫到瞑目為止。不過，這時候的他已不再是年少時那個浪漫的青年，而是一個飽經風霜的中年人了。
葉石濤再度拿起筆，重拾寫作，準備找回遺忘許久的文學夢。這又是另一段漫長的旅程。
書中以六塊老區域為骨幹，葉石濤的文學作品、巷弄與現景為枝葉，並以豐富多彩的繪畫、細緻而緩慢的筆調，交織出1/2藝術蝦眼中錯亂卻美麗的台南。
無論是沒落的老菜市、瀰漫日式風情的巷弄，或是彷若新生活渡口的老古石街，他不只以古穿今，也在1/2工程師、1/2畫家的身份中穿梭，一個人，兩種身份，三個視角，既單純又複雜地記錄他心中的台南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