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社祭典、女性時尚、城牆內外的風景──八十年前，兩位攝影家用鏡頭記錄下的臺北城記憶

走在 2018 年的臺北街頭，相信不少細心的途人都可以發現，臺北現在越來越「日式」了。除了以漢字模仿日文的招牌，或是以「日治時代老建築」為賣點的老屋改建，有些街道甚至直接在路牌旁添了「八條通」一類的日治時期行政區劃名。

究竟重新召喚這些日本殖民時代城市的名字，所為何來？是否希望能夠喚回一些關於臺北城，不該被遺忘的記憶？還是單純只是趕流行的「哈日」呢？本文將透過觀看兩名都是「老臺北」的攝影家作品，思考在名字背後，臺灣與日本、戰前和戰後、過去對照現在、城裡城外之間，那些關於臺北的秘密故事。

超越跨年煙火的「萬人神社祭」

十月底的臺北城，剛剛過了霜降的時節，金風颯爽──然而，擠在人群裡的李火增和鄧南光卻熱出一身汗。

地點是現今的博愛路（當時的京町），日期是 1942 年 10 月 28 日，轟動全島的臺灣神社祭正在上演，鄧南光和李火增端著他們的徠卡相機，準備跟隨神社的神輿隊伍，一起巡城。

鄧南光是全臺灣少數被總督府認可的「登錄寫真家」[1]，他所開設的「南光寫真機店」就在博愛路上；至於家住建成町（今大同區建成圓環一帶）的李火增，則是要替參與遊行的朋友們攝影而來。

1942 年，大戰方酣，在日本政府如火如荼的皇民化政策影響下，一年一度的神社祭典，卻成為了凝聚「國民精神」、宣示全民效忠天皇陛下的全國性儀式。據載，這一年全島放假一天的「臺灣神社祭」吸引了超過十五萬民眾（官方統計數字）來到劍潭山上的臺灣神社（現址為圓山大飯店）參拜，並且跟隨神社出巡的神輿，繞行臺北城，由「敕使街道」（中山北路）南下建成町、太平町（延平北路）、永樂町（迪化街一段一帶），最終駕到「臺北新公園」。

當天的臺北，萬人空巷。

面對如此隆重的「國之祭典」，幸運的鄧南光和李火增都不必舟車勞頓，只要走出家門口就可以參與甚至拍照──這種幸運，當然不是偶然得來。攝影家鄧南光本名鄧騰輝（1907-1971），是新竹北埔望族姜家的後代，從小在金廣福公館前、天水堂下長大。繼承了家族財富的鄧南光留學東京時雖然主修經濟，但著迷於攝影，在入手了人生第一部徠卡相機後，更乾脆將興趣轉為正業，回到臺灣開設了「寫真機店」，每天與最愛的徠卡相機為伍，有空便四出獵影，留下無數經典作品。

小他幾歲的李火增（1912-1975）則是攝影發燒友，家裡在建成圓環一帶經營中藥鋪，與鄧南光同樣是當時臺灣攝影圈少數有能力負擔徠卡相機的「徠卡攝影家」。徠卡相機作為攝影愛好者的夢幻逸品，除了優異的拍攝品質，更重要的是在 1920、30 年代，徠卡是最早推出小型相機機型的相機廠商，如果想在城市遊走街拍，徠卡可說是唯一選擇。

雖然拍攝好照片未必需要好相機，但透過攝影者手中的徠卡相機，見證的不只是一頁攝影史，更是時代變遷中，影像紀錄與觀看形式的流轉。

如今，細細端詳兩位攝影家同一天在臺北城裡拍下的街拍，角度雖然雷同，甚至相中人物的位置都差不多，卻並不是同一地點所攝。長期在臺北街頭獵影，不曉得兩位攝影者當天是否也曾一起組隊拍攝呢？

有別於 21 世紀臺北跨年時滿城煙火的絢麗景緻，1940 年代的李火增在忙著捕捉朋友身影的同時，也一併記錄下了陽光下閃閃發光的日本國旗。鄧南光的畫面裡，卻幾乎不見國旗──攝影家心中是否響起了老家廟會時，那沒有日之丸旗妝點，卻溫馨無比的鑼鼓樂隊聲，不得而知。

旗袍、和服與水手服

身處於 1930 年代末期的臺北時尚專欄作家應該很忙──儘管他們身處的時代尚未出現風靡全球的時尚品牌，但是臺北城裡，舉目可見的旗袍、洋服（西式洋裝西裝等）、和服、制服等都是當時的「最新流行」，而且每種服裝都各自有著不同的潮流款式。

在經常拍攝「今日我最美」系列的鄧南光鏡頭中，1930 年代的臺北街頭正妹，大多穿著開高衩的合身旗袍、腳踩瑪莉珍鞋、甚至還頂著新燙的短髮，從一張張被謀殺的底片，都可以看出當時對於「美」的想像。

事實上，鄧南光作品中那些煙視媚行的旗袍美女，十有八九是「藝旦」，即酒家女。著名的 1928 年臺北都市傳說《江山樓奇案》（或名「乞丐開藝旦」，為歌仔戲與 1950、60 年代多部臺語片主題）中被傳唱超過半世紀的傳奇妖艷美女，就是江山樓的藝旦。

在 1930 年代的臺北城，這些著名酒家大多以上海的聲色場所為「標竿」，而酒家女穿上當時最風行的改良式旗袍，自然也是以對岸中國的畫報模特兒為藍本，跟隨上海最新流行。

然而，在李火增的鏡頭下，臺北街頭年輕女性的面貌卻不太一樣。

不同於鄧南光街拍裡有著美麗胴體的女主角，李火增相中的面孔，大多是與朋友愉快交談的和服女孩、或是穿著水手服制服，參與戰時婦女活動的女學生。在鄧南光的作品中作為配角的制服女學生，在李火增的作品中，開始出現了自己的聲音。

 

對照鄧南光和李火增拍攝女性的不同角度，也可以大概窺知當時的女性社會地位：雖然大部分領域多屬男性主導，但女性藉由上學、培養專業能力而擁有自己的職業甚至事業，也開始在逐步現代化的城市中，扮演越來越多樣的角色。

她們會在祭典日穿著花色新潮的和服和朋友盛裝上街，更會響應 1940 年代的戰時全民動員，在街頭向過路行人收集深具祝福意味的「千人針」白棉布，送給受徵召的軍伕纏繞在腰上或縫在帽子上用以做護身符。[2]

透過「寫真機」，攝影家們除了捕捉到臺北摩登時代的女性時尚，更重現了大時代裡，小人物們不日常的生活情景。

牆裡牆外兩樣情

二次大戰終結後，世界面臨劇變，小小的臺北城也不例外。

21 世紀的臺北居民可能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戰爭末期，就連盛極一時的島都臺北都無法倖免於美軍的轟炸，城內許多殖民時期的重要建物也在戰爭的無情下，毀於一旦。據說鄧南光在當時，就常在轟炸完的第一時間前往城內被炸毀處，忠實地紀錄戰爭帶來的破壞。

然而下文所選錄的這張照片，卻無比樸實地呈現了 1950 年代臺北市的一隅──它不過就只是攝影家捕捉到一名身著旗袍的女性企圖閃避路上坑洞的一霎罷了。這張乍看缺少亮點的相片，如果仔細觀察，其實處處充滿了對比的趣味。

首先，女士光鮮的打扮凸顯路面坑洞的殘破，此外還有陽春的人力車與後景中的高級轎車相映成趣，以及遠處路人衣著與旗袍女子的明顯不同。

另外，照片中最引人注意的「亮點」，大概就是右後合作金庫銀行的建築──衡陽路和桃源街的交口，不管是不是臺北人，只要曾到過臺北出差或旅行，很難沒去注意到它。攝影家透過相機快門的一瞬間，記錄下城市劇變年代的鮮明記憶。

可是，在城牆外，照片裡的臺北卻上演著不同的故事。

在大半個 20 世紀，城內的喧鬧熙攘，幾乎沒有影響到城外居民的樸素生活。1940 年代，李火增照片裡的淡水河沿岸居民依然靜靜地在河邊洗衣，而到了戰後，在鄧南光作品裡，淡水河上的漁夫和運貨郎仍然划著小舟，過著清儉的生活。臺北城的繁華，終歸只屬於城內。三十年間，人類史上最慘酷的戰爭由未發到終結，鄧南光仍然拿著徠卡相機在城市裡攝影，可是，他看見的風景已然不同。

至於發燒友李火增，則在 1950 年後逐漸淡出在家鄉街頭獵影的隊伍。

2018 年，當我們試著透過召喚來自過去的名字來記起那些塵封往事時，也許可以對照老相本，看一看、也想一想，那些埋藏歷史中，從來不是只有一種角度可以述說的故事。

[1]1943 年總督府為管理戰爭期間攝影情報，並加強底片、藥水等攝影物資的管制，由情報科舉辦第一屆「臺灣登錄寫真家」活動，共吸引 300 多人應試，最後 86 人合格，其中有 22 名為臺灣人，入選者除獲得名銜、獲得購買底片的配給外，並出版《登錄寫真年鑑》。該活動在 1944 年舉辦第二屆，登錄者有鄧南光等知名攝影師。資料來源：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9d5cb135-ee97-456f-903a-1b92076b59e7。

[2]太平洋戰爭（二次大戰）爆發後日政府為擴充兵源，臺灣開始於 1942 年實施志願兵制度，徵招臺灣兵或軍伕。出征前夕經常贈送人人縫一針的「千人針」給士兵，在白色棉布條上鏽出文字或圖案，如「祈武運長久」；背面通常有親人家屬求平安字句，而士兵通常會將其纏繞在腰上或者縫在帽子上用以做護身符。資料來源：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f2812407-cbfd-4726-9d0b-792af0863b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