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社初詣到 101 煙火──臺灣人的跨年簡史

又一個三百六十五天過去了，又一個跨年夜即將來臨。每年這個時候，關於跨年夜的節目訊息，便逐一浮現於我們的生活周遭，這包括了蕭敬騰或蔡依林會在哪個場子出現，誰提議要在哪個人的家裡吃披薩打麻將，101 的煙火今年會炸出什麼新的花樣……種種這類的事情。

然後到了 31 日的下班時間，人潮、車潮開始在街頭湧動，大家趕著前往各自計劃好的演唱會、桌遊團、夜店趴或者各種約會，整個城市迅速浸泡在末日前夕的狂歡氣氛裡。然後是十二點前的齊聲讀秒、最後一刻的高潮來臨、幾分鐘安靜的煙火爆炸、此起彼落的賀年訊息鈴響。然後，散場的各自回家，還沒結束的繼續縱放，直到元旦中午，所有人睡死在新年伊始的第一個夢境裡──物理時間上一場送舊迎新的儀式，也就差不多這麼完成了。

這是現代臺灣的跨年一景。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這一切都是怎麼開始的？古早時代的人們，又是怎麼度過每年終末的最後一日呢？

一、也是「跨年」：傳統社會的舊曆春節

先隨意抓個數字，就說兩百年前好了──1815 年，清嘉慶時候的「跨年」，肯定跟現在是很不一樣的。

實際上，兩百年前的 12 月 31 日，在臺灣也壓根兒不是什麼特別的節日，因為那時，從西方世界發展起來的公曆（國曆、西曆、格里曆），根本還沒有普及於這座島嶼。臺灣社會奉行的時間標準，仍是傳統的農曆，於是西元 1815 年的最後一天，換算起來也就只是乙亥年 12 月初的一個尋常日子。對當時的臺灣人來說，真正意義的「跨年」，也就是除夕，還得等上好一陣子。

同樣是要送走舊歲、迎來新年，傳統時代的除夕夜，當然也有許多慶祝活動。我們所熟知的圍爐、守歲、放鞭炮、吃長年菜等文化習慣，在十八世紀中葉臺灣的方志當中，已能見到記載。大約成書於日治初期的《安平縣雜記》，更具體地描寫到除夕夜裡的生活情狀，說是「家家燈燭輝煌，香煙不絕，街上行人，燈光照耀，有買物者、有收賬項者，至天亮方息」。看來，舊時臺灣的「跨年」，也是挺忙碌的呢！

不光是生活在臺灣的漢人奉行農曆，在 19 世紀中葉以前，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等東亞國家所使用的曆法，亦皆習自中國。這些曆法擁有共同的基本規則，都是用月亮的圓缺來計算日子、並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運動周期來劃分二十四個節氣。換句話說，整個東亞世界一直依循著差不多的時間標準，而當臺灣人在除夕夜裡熱鬧團聚的時候，鄰近的許多地方，也正忙著要準備進入新的一年。

現代人傾向在跨年夜和大批群眾擠在一起倒數歡呼，舊曆春節則似乎更重視整個家族的成員團聚。好久不見的同宗親戚聚在飯桌前面，道盡一整年來的世事變化，感情緊密的、興緻熱烈的，就移到茶几、火爐或麻將桌邊，繼續守歲到天明。一樣是「跨年」，聚起的人群不同，意義自也相異。舊時的春節為的是「回家」，而現在的我們，在跨年夜的狂歡裡頭，又打算找尋一些什麼東西呢？

二、新年快樂 x 2：日治臺灣時間觀念的改易

舊曆春節，和我們要談的、以西曆為基礎的「跨年」，當然是兩碼子事。若要討論這種「跨年」，自然也得從現代時間觀念的輸入，開始說起。

歷史課本都有講到：西方人來到臺灣，是幾百年前就有的事。不過，主要目的是來做生意或傳教的這些洋人們，並不曾讓他們所使用的曆法，在這座島上普及開來。一直要等到日治時期，與全球同步的公曆與標準時間，才隨著總督府的大力宣傳，真正開始在臺灣人的社會生活當中扎根。

與此同時，機械鐘錶也才漸漸要成為一種普及的商品。根據學者呂紹理的考察：西元 1896 年到 1933 年的臺灣，至少進口了超過二十七萬件掛鐘，這些時鐘並且不是富有階級的專利，而確實可能成為一般家庭的擺設──換句話說，古早時代的臺灣人，若要不約而同地看著牆上時鐘，在西曆的新年前夕倒數六十秒，那樣的情境，最早最早，大約會發生在日治時代的中期吧。

明治維新的時代，日本為本國引入了西曆，全面代換舊有的曆法。而當他們統治了臺灣以後， 島上的標準時間，自然也應該與宗主國同步，新曆的新年，也因此跟著輸入了臺灣。 不過，在日治初期，總督府並沒有急著要徹底改造這座島嶼。在曆法上，他們也並未仿照自身經驗，一夕之間就要臺灣全面「改曆」。相反的，西曆的使用與西曆新年等等禮俗，都是透過漸進式的推廣，在「本島人」的生活習慣當中慢慢紮根。

於是，從日治初期開始，每逢西曆的一月一日，政府官員便會帶頭舉行各種各樣的祝賀活動，學校則高唱國歌，舉行新年宴會或「名片交換會」。移居到臺灣的日本人，也會仿照家鄉的文化習慣，互相寄送賀卡，在門口懸掛國旗、擺上「門松」與「注連繩」。加上報章雜誌的宣傳介紹，西曆新年作為一種節日，從此逐漸進入臺灣人的感知當中。

隨著時間推移，殖民政府推行新曆、取代舊曆的力道也漸漸增強。1909年，官方正式宣布廢止舊曆的使用。類似「同風會」、「改曆會」這樣的組織，則不斷鼓吹臺灣人「以內地式迎接新年」。透過學校教育的規訓，新一代的臺籍青年，開始將西曆元旦視為理所當然的節日。與此同時，批判農曆春節之為一種「舊俗」的輿論，也日益高漲。

這一切「除舊」與「佈新」的舉措，在日治末期的皇民化運動裡達到高峰。正是透過這一連串的歷史過程，臺灣人逐漸習慣了一年要說兩次「新年快樂」。雖然按照歷史學者林玉茹的考察，新曆新年的慶祝，仍然比較多的發生在城市裡，而不見得是全島普及的現象。但無論如何，有越來越多的臺灣人在這段時間裡面接受西曆一月一日的節慶，大抵是確鑿無疑的事情。

三、臺灣曾經這麼「跨年」：日治時代的神社初詣

新曆新年既然仿自日本，那麼相關的「跨年」活動自也如是──如果你曾看過現代日本人齊聚神社「初詣」的盛況，那樣的景象，其實也能得見於日治時候的臺灣。

我們看 1919 年 1 月 2 日《臺灣日日新報》：在當年元旦來臨的前一刻，「臺灣神社」（原址在今天的圓山飯店）外頭，已經有兩百多人等著要進去參拜了，其中包括了五十名「大龍峒公學校生徒」──這群就讀「公學校」的學生，自然最有可能是臺灣人囉！

神社初詣，雖然是屬於日本人的文化傳統，但隨著殖民統治的深化，臺灣人參與在這個活動裡面的人數，看起來也不斷地向上攀升。1917 年的元旦，在臺灣神社四千多名參詣者當中，「本島人」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但兩年過後的元旦午前，約莫每六個參拜群眾裡面，就可以見到一個臺灣人的面孔了。

日治中葉以後，臺灣各地參與神社「初詣の善男善女」，數字年年都在成長，以臺北為例，1931 年的元旦，市政府甚至必須調度巴士「終夜運轉」，才能應付前往臺灣神社參拜的人潮──就跟今天的捷運系統會在跨年夜行駛整晚一樣，那些由新年慶祝活動衍生的交通問題，以及相應的政府措施，早在日治時代便已出現過啦。

在臺北，臺灣神社的初詣景況，常常得見於《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每逢跨年夜，臺北的敕使街道（即今日的中山北路）上，往來的人群與車輛總是不斷。儘管是凜冽的寒冬，許多人還是願意為了參與這場新年的參拜，走上遠遠的一段路。越過了明治橋後，神社已近在咫尺。在道旁篝火與石燈籠的映照之下，人們穿過外頭的鳥居，沿著坂道走上了小山丘，聚集在神社的玉垣外，等待新年來臨。

而當除夜之鐘敲響到最後一回，神社的大門開啟，群眾安靜地陸續登上拜殿，扯響鈴噹，拍擊雙掌，完成參拜儀式，然後滿足地踏上歸途。這樣寧靜的「跨年」，是不是與今天的徹夜狂歡或煙花燦爛，很不一樣呢？

不過，神社與神道是日本人的宗教傳統，它不可能輕易地融入全體臺灣人的文化生活。在日治後期，總督府更曾試圖透過強制的參拜與供奉，來涵養殖民地人民對於帝國與天皇的「致誠奉仕」。一些基督教學校也因為拒絕參詣神社，而受到威壓。換句話說，所有這些神社的參拜活動，其實反過來也牽連到殖民地時代，種種有關逼迫的苦難記憶。

「臺灣人」畢竟是一個複雜的群體。在神社裡度過新年的人們，或許只是抱持著某種對異文化的好奇心，也可能是發自內心地接受內地風俗，每個人的想法，都不見得相同。 日治後期，臺灣文學家王昶雄的小說《奔流》，描寫到一名臺籍醫生（同時是小說的主人公）在新年夜裡前往鄰近的神社參拜，並因此而稍稍紓解了日常生活的鬱悶。然而在故事當中，他看著另一個將自己改造成日本人、並且「鄙夷故鄉土氣」的臺籍朋友，心底卻湧現了複雜的情緒。或許，同一時代那些曾在神社進行新年初詣的臺灣人，他們的文化認同，也像這部小說所欲呈現的心理纏結那般，難以輕易道盡吧！

四、新的政權，新的節日及其意義

無論如何，子夜時分聚集在神社門前的那種跨年活動，還是與我們印象中有著唱歌、倒數和煙火的「跨年」很不一樣。類似那樣在大廣場上舉行的一場 party，在日治時代的臺灣，似乎也還不容易想像。但同一時間，遠在海洋另一端的西方國家，倒是已經開風氣之先，辦起了跨年晚會。

每年我們都會在電視機上，看到美國紐約的時代廣場在為新年倒數。而這個地方，早在 1904 年末便已舉辦了第一次的跨年活動。據說當時擠到廣場上觀看新年煙火的人數，已經高達十幾二十萬人。隔年元旦，紐約時報還以「猛瑪象一般巨大的人潮」為報紙標題，來形容當日的盛況。

這之後，歐美許多地方都還有各式各樣的跨年盛會，而由於西方文化在二十世紀的強勢影響力，這種派對形式的狂歡節，也開始向海外擴散，並且逐漸演變成我們現在所熟悉的那種跨年晚會。不過，跨年狂歡要發生在臺灣，還得再等上一些時日。

1945 年，蔣介石政府接掌了臺灣的政權，日治時候跨年夜的神社「初詣」，自然也就此消失在臺灣的歷史當中。而當戒嚴體制與白色恐怖籠罩人們的生活，不要說是半夜三更，就算是光天化日底下，也很難找到一大群人敢以狂歡為名，聚在外頭又叫又跳吧。

我們看 1949 年 5 月頒布的《臺灣省戒嚴令》，第 3 條第 5 款就明白寫著「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動」。第四條第二款則說，只要在戒嚴期間「聚眾暴動」，那就是沒得商量的唯一死刑。在那樣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裡面，光是參加一場普通朋友的聚會，都可能引來政府耳目的關切，甚至是不可想像的災禍（其中之一，可參考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新吉的故事），遑論要在市政府前集會喧鬧、敲鑼打鼓放煙火啦。

一件不常為人們注意的事情是：1949 年以後的每一個 1 月 1 日，對於生活在臺灣的人們而言，其意義不僅僅是新年元旦，同時還得是「開國紀念日」──1912 年的 1 月 1 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的歷史正式向下開展。也由於元旦這天象徵著民國的肇建與新年的起始，在國民政府還深陷於各種憂患的年頭，這個對他們而言別具嚴肅意義的日子，便成了凝聚國家認同、激勵民心士氣的重要政治節日。

同樣從報紙來觀察：1950 與 1960 年代的元旦，三大報最重要的新聞，不外是蔣中正要對全國軍民同胞反覆宣示他反攻大陸的決心，或者是政府對所謂「國軍英雄政士」的歡迎與表揚大會。有別於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臺灣人提出和他們同風同俗「過新年」的文化要求，蔣政府的元旦意在呼喚人民對於國家、領袖的擁護愛戴，並提醒社會大眾要和政府攜手同心、同舟共濟。

1970 年代末，中美斷交使得蔣政府的處境更為艱困。為了在風雨飄搖的時局當中，讓老百姓重拾對國家的信心，得創造出新的儀式。於是，從 1978 年的元旦早晨開始，每年的新曆元旦，都有大批群眾因著關於愛國的滿腔熱血或心理動員，被召喚到總統府前參加升旗典禮。試著問問你的父親母親，或許在我們都還能沒出生的那個時代，他們便已經在今天的凱達格蘭大道上，攜手迎接過好幾次新曆新年的旭日了呢。

五、狂歡的理由：1980 年代中期以後的跨年晚會

轉眼又是數個十年過去，元旦的國旗仍然在總統府前冉冉升起，只是廣場上的人群不再因著時局危殆而那樣的激情昂揚。世事不斷變化，人們迎接新曆元旦的心情也有所不同。經濟的快速起飛，使得臺灣人開始擁有追求享樂的餘裕。而隨著政治氣氛的逐漸緩和，夜生活的禁忌色彩逐漸卸除，夜間的大型娛樂活動跟著鬆綁，「跨年」也就成了一場狂歡的正當理由。

1986 年末，在臺北市的中華體育館（今天的小巨蛋附近），流行音樂界的龍頭「滾石唱片」召集了旗下歌手，以他們當年推出的話題歌曲「快樂天堂」為名，舉辦了臺灣歷史上第一場跨年演唱會。而在那場演唱會裡所發生的新年倒數，或許就是後來我們多半參與過的那種跨年讀秒儀式，在臺灣的開端。而，大致也是從這個時間點開始，「跨年」正式被標舉為一個值得慶祝的事件，電視臺開始競相投入跨年現場節目的製播，話題一次比一次熱鬧，臺灣人的新曆跨年夜晚，也因此逐漸變得繽紛燦爛。

1987 年，滾石唱片繼續舉辦了跨年演唱會（搖滾區票價只要七百元，真是回不去的年代）。1988 年，三家電視臺為了如何在跨年節目當中精準讀秒而傷透腦筋。1990 年，中國時報舉辦的跨年舞會請來了當紅港星劉德華，同時還邀請讀者以電話票選他的「開舞女伴」。1994 年，大叔陳昇踏上了他連續二十二個跨年演唱的旅途開端，新科臺北市長陳水扁則開啟了地方政府帶頭舉辦跨年晚會的風氣。1999 年，別具意義的千禧年前夕，空前巨大的人潮聚集在跨年晚會裡齊聲倒數。2004 年，臺北 101 正式落成，臺灣人從此擁有了一支年年燃燒的巨型仙女棒……

然後是 2014 年末，人們似乎厭倦了年年重複、了無新意的演唱會。大家開始在媒體上檢討著各種跨年活動的鋪張浪費，以至於 2015 年的這一刻，各地方縣市舉辦的跨年晚會，已有了顯著的退潮。不過。這並不表示臺灣人已然厭倦了跨年夜的狂歡氣氛──實際上可能正好相反。2014 年末，臺北捷運的流量達到 296 萬人次的空前紀錄。去年的同一個時刻，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你，是否也屬於這項統計數字的一部分？那個夜晚，將近三百萬個由列車所載送的靈魂，都到了哪裡去尋求他們各自的安頓呢？

人們為了什麼理由要慶祝新曆新年的終末與起始，回顧過往的臺灣歷史，每個時代的臺灣人，或許都會給你不一樣的答案。不過，對於古往今來的人類而言，有些情緒與感懷仍是相通的：我們總盼望一個嶄新的開始，以及更美好的未來。「新年快樂」，那樣的祝福與期待，或許就是現在的我們仍然「跨年」的理由吧！

新年快樂！新的一年，也請多多指教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