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治有意思！若林正丈眼中的臺灣民主轉型

「我們都不會忘記那一年」，在學界老友的回憶錄分享會上，前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吳密察語氣相當篤定。他記得，老友之所以決心徹底轉型，將研究重心由日治時期抗爭完全轉向當代臺灣政治史，恰是由於老友那一年在臺灣的經歷。

那是 1980 年，吳密察的這位朋友是來自日本、後來成為臺灣當代政治史權威研究者──若林正丈。現今臺灣政治史的許多共享分析框架乃至基本入門常識，都源自於若林正丈的研究。而那一年，他於 2 月底來臺參訪，不久後，林宅滅門血案旋即發生。當時，黨外要角林義雄接受軍事審判，自宅明明遭到政府嚴密監控，職業殺手卻仍能闖入，殺害林義雄的母親和兩名年僅七歲的女兒，並且甚至還能順利脫身。「這件事對他來說衝擊很大」，吳密察回想──尤其，若林正丈當時的住處就在新生南路一段附近，「是距離林義雄家走路不到五分鐘的地方」。
 

而在回憶錄裡，若林正丈自己則是這樣描述他當時的想法，或者說他所受的衝擊：「看在關心政治的眼中，這種做法讓人產生對體制的不信任感，且還加以增幅。當時我對臺灣政治還不具備充分知識，但上述想法還是在腦海裡不停翻飛。」

翻飛的想法，遇上尚且不充分的知識──改用學術人的語彙來談論，若林正丈說當時的自己找到了一塊「知識的真空」，必須要加以填補，才能讓這些翻飛的想法更為具體、更為嚴謹，也才能真正知道臺灣的政治究竟發生了什麼，又是怎麼走到這裡。
   

「稀有動物」提倡臺灣政治有意思

事後看來，當時剛過三十歲的若林正丈不僅為自己找到了一輩子的學術任務，也成為一個領域的權威學者。他所填補的「知識真空」不只回應了自己所受到的劇烈衝擊，也為下一個世代的臺灣政治史研究奠下了基礎。

但在 1980 年代，若林正丈走的這條路仍相當特殊，更未必能夠成功。在新書講座上，若林正丈甚至笑說：「這本書能夠寫、能夠出版，好像是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但在 1980 年代，到臺灣親眼看過、自己做過實際調查的學術人士很少，日本人會用一句話，就說是『稀有動物』。」他謙稱，現在之所以會有人找他寫回憶錄，主因無非是因為自己是這樣的稀有動物，可以說是他佔了「時機的幸福」。

而回憶錄的臺灣版書名之所以會是《臺灣政治有意思》，也正是源於這樣「稀有動物」的時機與背景。在講座上，老友吳密察坦言：「之前，若林自己對這個書名也不太有把握。」畢竟，如同吳密察所說：「你說的這五十年，是我們流血流汗拚下來的，甚至冒著被關的風險、冒著生命的危險，你竟然那麼『輕佻』地說『有意思』？」
  在書裡，若林正丈也回憶，他當年在日本雜誌上寫出「臺灣政治有意思」這句話，也遭到在日本的臺灣留學生反彈，原因也和吳密察的推想一模一樣。但經歷 1980 年林宅滅門血案、因而改行研究臺灣當代政治的若林正丈，態度當然不可能是輕佻的。身為日本乃至全世界少數研究臺灣民主化的學者，他所想要表達的是：那是臺灣政治的威權體制逐步鬆脫的時代，當時仍是青壯世代學者的若林正丈需要不斷向日本學界溝通，臺灣的政治真的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研究。

或者，引用若林正丈自己在書裡的說法：「這個『有意思』，語意上是要表現人們宜更加關心臺灣，臺灣的政治正在發生饒富深意的變化。」
   

克服同代人的偏見，「終於獲得完全的承認」

而親身經歷 1980 年臺灣政治的若林正丈，正是對這些變化最有感觸的日本學者。

否則，在同一時間，日本乃至許多國家的學界都普遍對臺灣缺乏興趣。在書裡，若林正丈提到，當時日本較為親美的右翼將臺灣問題視為中國內戰的殘餘，是美國推動對中關係正常化的最後細節；而左翼知識分子普遍對共產政權仍抱有同情，或者認為蔣介石政權治下的臺灣自然是反動的、倒退的。

而針對人文學科中尤為盛行的後者，吳密察也有親身感觸。在講座上，他說自己初到日本求學時，「我明明是和蔣政權勢不兩立的人，但是一開始日本學術界的人也把我當作蔣政權法西斯底下出來的人，也不是什麼善類」。聽到一些觀眾的笑聲，吳密察快速強調：「是真的呀！他們是這樣認為的，你不覺得我們現在也常有一些死腦筋，覺得中國是獨裁國家、是習近平皇帝在管的地方，所以中國來的人也一定是中毒的。」

但若林正丈與他們不同。畢竟，他 1980 年在臺灣，經歷過林宅滅門血案的衝擊，記得黨外雜誌以一個「慟」字為封面，也記得新生南路上的小學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小朋友依舊在課堂上大聲唱歌。而在回憶錄裡，他也寫到自己在同一時間，其實就已在和臺灣人的聚會裡感受到美麗島事件後的肅殺氛圍，同時，他也拜訪兩年前才參與鄉土文學論戰的臺灣文學家葉石濤，親耳聽他從本土角度講述臺灣史。這些種種的經歷都讓他感到「愕然」：臺灣政治走到 1980 年，太多關鍵的變局雖然「至今未能公開講述」，竟已是如此「博大精深」。

因此，若林正丈終於能夠克服同代人的偏見。就此而言，吳密察這樣定位若林正丈的努力成果：「用個人的方法，一個人努力在親中左派當道的局面下，走出一條路來。」終於，他證明臺灣政治真的很有意思，而他的研究取徑，也如吳密察所說，「終於獲得完全的承認」。
     

在轉折的之前與之後

顯然，若林正丈能讓臺灣政治史研究獲得完全的承認，絕對不只是因為他在 1980 年代佔了「時機上的幸運」而已。其實一直到今天，若要理解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史歷程，都不可能繞開若林正丈的研究。

在若林正丈所提出的分析框架中，最經典的概念首推「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亦即，中華民國的政治秩序原先完全以「另一個正統中國」為組織原則；但隨著時間演進，在憲政運作、政治菁英組成、民眾認同與意識形態等各方面，這個政治體的運作都愈來愈「臺灣化」，也就是愈來愈能反映出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是臺灣，而不及於中國。

又比如，若林正丈也提出另一組框架，認為中國國民黨政府自蔣經國晚期以降所實施的是「分期付款的民主」，雖迫於壓力實施民主改革，但是在當權者能夠負擔的前提下逐步進行──蔣經國其實是在逃跑，但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他為了保存政權，逃跑的方向不是往後、而是往前，因此也可比喻為「朝前方逃走」。

這是至今依然經典、依然經得起檢驗的概念，但這些概念當然也是時代的產物。在新書講座上，若林正丈回答出版社所預先準備的問題時，即可看出 1980 年對於提出這些框架的這位學者而言多麼重要。

比如，被問到臺灣轉型過程中「有沒有哪個關鍵事件讓您覺得『如果這件事沒發生，後來的歷史發展就會完全不同』」，若林正丈的兩個回答恰好分別落在 1980 年代關鍵轉折的之前和之後不久。關於這些轉型將如何啟動，又將如何延續。

一方面，蔣經國之所以必須「朝前方逃走」，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是中華民國的國際處境崩潰，但若林正丈在講座上指出，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不一定要等到 1979 年、亦即美麗島事件那一年。其實，尼克森早在推動美中正常化，只是在 1974 年連任後旋即面對水門案的醜聞危機，「尼克森第二任快速推動中美建交的構想也告吹了」，最後被迫黯然下臺。若林正丈在座談會上拋出這道問題：「美中有可能 1974 年就建交，最後實際上是 1979 年」，斷交因此並未發生在蔣介石依然在任、黨外實力也更弱的時候，「這五年的差別對臺灣發展有什麼樣的意義？」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雖由蔣經國開端，但後來的方向和步調高度受到李登輝的引導。李登輝繼任時的驚滔駭浪，若林正丈在回憶錄中亦動用許多篇幅討論；但在講座上，他拋出的疑問是，「李登輝當時 65 歲，但身體還非常健康，不然，他在繼任之後，其實承受非常大的精神壓力」，倘若 80 年代後半的李登輝身心狀況稍差一些、更接近他幾年之後的狀態，這樣「中華民國臺灣化」的轉型過程，又是否會發生變卦？

對於這兩項問題，若林正丈都說他自己沒有答案。但這樣的好奇，不僅呈現 1980 年代的分水嶺有多麼重要，卻也同時凸顯出這道分水嶺的意義絕非理所當然。不論是在其之前或是之後，一些看似細瑣的先後順序變化，都有可能改寫若林正丈所謂「中華民國臺臺灣化」和「朝前方逃走」的進程。

的確，不論是對臺灣而言，還是對若林正丈個人的學術經歷而言，1980 年代的轉折當然非常重要。然而，這道轉折究竟能發揮出怎麼樣的意義，之後是否能夠走出自己的一條路、終於走向「獲得完全的承認」，終究更有賴於之後的持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