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造成臺灣「有唐山公、沒唐山媽」的「渡臺禁令」到底在禁什麼？

談到清代臺灣的歷史，往往會談到有關兩岸往來的「渡臺禁令」，往昔的說法常認為是「為防臺而治臺」，並衍生出「有唐山公、沒唐山媽」、「羅漢腳」等詞彙與諺語，成為許多人對當時沿海往來歷史的印象，而究竟什麼是「渡臺禁令」，禁止的原因與背後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渡臺禁令出自何處？

最早將清帝國禁止人民來臺與「渡臺禁令」連結起來的說法，來自 20 世紀初伊能嘉矩所撰寫的《臺灣文化志》，他在談論清帝國對臺的移民與管理政策時，引用了《台灣編查流寓六部處分則例》，但事實上《六部處分則例》並未有「渡臺禁令」的文字，清廷更未曾頒布相似名稱的律令。除此之外，伊能嘉矩還將清帝國曾設立的大多數渡臺身分限制進行彙整，例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中記載的相關禁令，他將這些禁令統稱為「渡臺三禁」，分別是指「禁止無照渡臺」、「禁止攜家帶眷」、「禁止潮洲惠洲人」。

在清帝國未將臺灣納入版圖時，便曾因應沿海的海盜與鄭氏家族，於 1656 年赦諭浙江、福建、廣東、江南、山東、天津各省督撫、鎮：「自今以後，各該督、撫、鎮著申飭沿海－帶文武各官，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並於 1661 年頒布「遷界令」：「福建、浙江、江南三省所禁沿海境界，凡有官員兵民違禁出界貿易，及蓋房屋居住，耕種田地者，不論官民，俱以通賊論斬……從重治罪」。這一波海禁直至三藩之亂後才廢除，相關的禁令更於1683年施琅平定臺灣後，一度短暫的解除。

或許是在這短暫的時光中，臺海間非法事況過多，施琅在 1624 年上呈皇帝的《海疆底定疏》中，便抗議法規太鬆，讓地方官難以改善並取締走私、搶劫與非法移民的情況， 並提出要建立領照制度，人民跟當地縣府申請，取得證照後方可來臺，道臺與督撫則可通過檢查證照，防止走私與非法移民，這便是渡臺三禁中「禁止無照渡臺」的由來。

除了提出要建立領照制度，施琅同時也提出禁止漂洋渡海者攜家帶眷的要求，至於另一條禁止潮洲惠洲人的禁令，其實是一條不成文的法規，過去清朝的法規中並未明令禁止，但巡臺御史黃淑璥曾於《臺海使槎錄》引〈理臺末議〉說道：「粵地屢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由此可知，對潮惠人士的禁令，原來是因為早前潮洲與惠洲一帶海盜集團太多，為避免他們匯聚出亂，才有了第三條禁令。

扣除禁止潮州、惠州人的不成文規定外，領照渡臺制度相對的實行更久，也能確定是在 1685 年（康熙 24 年）開始實施。而禁止攜眷的限制，最早有相關記載的是於 1716 年《諸羅縣志》，曾提及因禁止攜眷導致臺灣男女比例不均，而開放入籍卻不能帶家人也使許多人沒有生根臺灣的意願，導至勞工季節性來臺的現象，也使人口調查和實際落差很大。

在渡臺禁令實施的年代，清帝國的違禁偷渡懲罰，往往制定的十分嚴厲，從失職官員到客頭、船戶和偷渡者都要受處罰。然而，禁令也會隨著地方與社會的發展調整，當時的書信與奏摺中出現過不少建議放寬與嚴禁的討論。例如在禁止攜眷的部份，清帝國也曾多次改變其態度，並曾數次短暫的解除。

乾隆年間福建巡撫吳士功曾於《請管臺民搬眷之恩例疏》中建議解除攜眷禁令，卻在解禁一年後就因閩浙總督不同意而結束，一直到 1788 年的林爽文事件後，陝甘總督福康安上奏朝廷：
 

至攜眷之例，屢開屢禁，至今未絕；總因內地生齒日繁，閩、粵人民皆渡海耕種謀食，居住日久，置有田產，不肯將其父母妻子，仍置原籍；搬取同來，亦屬人情之常；若一概禁絕，轉致私渡情弊。請嗣後安分良民，情願挈眷來臺灣者，由地方官查實給照，准其渡海；移咨臺灣地方官，將眷口編入民籍。其隻身民人，亦由地方官給照，移咨入籍。倘有內地逸犯逃竄至臺灣者，地方官若能盤獲，准予從優獎敘。倘別經發覺，訊明由何處進口，何處藏匿，即將該管員弁，從嚴參處。

事實上，對於不得攜家帶眷與禁止潮惠人士的限制，便是於此次上奏後廢除，而完全廢止有關「渡臺禁令」的各種限制，則要等到 1874 年，福建巡撫沈葆楨因牡丹社事件來臺協防後所奏請，並於 1875 年解除禁令，開始廣設招墾局招募開墾者來臺墾荒。

被重罰、中途遇難──禁令之下的偷渡悲歌

明中葉後，中國東南沿海人民試圖出海經商，或尋求移民者不在少數，當中想去臺灣的人不少是為了謀求生路，很多人都是在原鄉無田可耕、無工可傭，或者因為戰亂、災荒等情況，生活困苦而產生想移民到別處謀生的想法，而當時臺灣地廣人稀，在被清帝國納入版圖後，便成為這些人眼裡一個難得的機會，因此在禁令實施也不好取得證照的情況下，仍有大量的人民選擇偷渡來豪賭一波。

乘載這些偷渡客的帆船，不僅須承受黑水溝浪潮的波濤洶湧，攬載的「客頭」與船戶為了賺錢並降低風險，會選擇加大單次的載量，卻因此造成船上環境糟糕與船難風險上升的情況。在偷渡來臺的路上，除了可能遭遇船難與惡劣的船艙環境外，有些偷渡客會遇到比較沒良心的船家。有些收了錢，但怕被官方查到，便自己將船弄沉；也有的船家將偷渡客載到目的地附近，就放生船客任其自生自滅。這些船客有可能遇到船難而死，也有可能被官方查獲而面臨重罰，卻未必能在成功抵達臺灣後，擁有煥然一新的生活。然而，就算偷渡的情況如此嚴峻，但偷渡者仍然千方百計前往臺灣。

渡臺禁令其實關乎財政大事

渡臺三禁中，其中一禁之原因是潮州、惠洲海盜猖獗，另外兩禁則更多是人口與移民的問題，這也可看出，禁令雖說是談論臺灣，背後卻是關乎東南沿海的管理與財政的大事。

地方的管理和稅收，往往與人口的移出、移入密不可分。從戶籍的角度來看，清朝的戶籍制度承續明朝，屬於「本籍主義」，基於治安與行政考量，來臺入籍與移民便有所管制與禁令。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歷史中不少朝代都有移民、搬遷需要通報官方的規定，畢竟人民私自移民亂跑，不僅會造成政府收稅困難，對各種官方數據統計的進行也是困擾，其中雍正年間戶部在回復官員高其倬的建議時便如此說：
 

查臺灣遠隔重洋，實稱要地，舊例閩、粵人民住臺灣墾種者，所有妻眷一概不許攜帶，止許隻身在臺，而全家仍住本籍。蓋在臺雖為遊民，而在本籍接土著。今若令其搬眷成家，是使伊等棄內地現在之田廬，營臺地新遷之產業，在民間徒滋煩擾，非國家向來立法之初意……

除了管理上的難題外，明清之際海盜問題又格外嚴重，政府還需要防止人民以遷徙為藉口，實際卻當起海盜的情況，因此決議禁止並取締非法的移民這事並不難想像。即使是現在，許多國家也仍對非法移民與出入境有著不盡相同的規範。
  回頭看那個渡海來臺有諸多限制的年代，願意來臺發展的先民不僅要面對天候、貪汙、人性，來臺後更有著如何成家立業、保持原鄉或入籍的各種議題，而無論渡臺禁令是否有達到它原先頒佈的設想，我們都能從渡臺禁令的背後，發現當時清帝國對臺灣的想法，以及隨社會發展與風氣的轉變所進行的調整、修改，而這些故事也成為清代臺灣歷史中，有關於先民來臺的悲歡與漫長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