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與「醫師」有什麼差別？百年前的臺灣總督府這麼分

1908 年初春時刻，桃園廳牛欄仔庄內上上下下都在熱議一起匪夷所思的社會案件。

案件的苦主是一名叫做魏阿寶的人，由於他略懂傳統醫術，在看到同庄三人染上疾病後極度痛苦難耐的神情，心生不忍下遂給予些許藥方，眾人亦回以謝金十錢，以答謝魏阿寶的救助。

不料，魏阿寶本著立意良善提供醫療援助，卻被當局以「無領鑑札，而竊行密醫」的名義起訴，魏阿寶旋即被扭送至臺北地方法院，並被判處公開笞刑（即鞭刑）二十板、公告眾人後結案。

相對於魏阿寶的不幸，另外一起新竹州大溪郡龍潭庄的案件，主人翁可能就比較幸運了。

據報導指出，新竹州大溪郡龍潭庄的公醫周朝奇，接獲同庄鄧姓三歲孩童的病例，雖給予初步的診療，但在病況未見起色之下，周朝奇選擇給予注射。不料孩童卻在數日後不幸死亡。孩童的父親在悲痛之餘，一狀告上臺北地方法院，但當局最終以「證據不充分」，判處周朝奇無罪結案。

看到兩起案件的審判結果，各位是否也會感到困惑嗎？為什麼成功診療病患的魏阿寶必須面臨公眾笞刑、不慎醫死病患的周朝奇卻是無罪釋放呢？

讓我先賣個關子，從臺灣人對「醫療」思維的轉變開始講起吧！

從信巫到納醫

在那個醫學尚未盛行的清治時期，各種漢醫理論與氣味獨特的漢藥材早已渡過黑水溝到達臺灣。一如其他產業，經營藥材批發的商人們為了減少同業競爭、壓低各項成本，也會鳩集同業夥伴共組一種類似近代商業公會的組織──「藥材郊」，它既有商業功能外，也時刻左右著當地地方事務的發展。

當時的中藥材並未能普及於民間，大多留於官府或是顯要之家用。舉例來說，一位清代的「羅漢跤仔」（lô-hàn-kha-á），倘若一個不慎、染上病痛，礙於經濟狀況不佳，恐怕也只能繼續強忍著各種不適。臺灣俗諺中「病無藥，死無蓆」（pēnn-bô-io̍h , sí-bô-tshio̍h）形容的正是這種景況。

至於經濟狀況尚可的人家，則可以選擇到漢藥鋪，請師傅根據症狀抓幾帖秘方。在武火與文火交替煎煮之後，捏著鼻子，緩緩飲下那碗黝黑且苦澀的藥湯，靜待病況退去。

倘若病況還是未見起色，最後只能求助於神靈。病人會跪在保生大帝、藥王大帝或是觀音大士面前，接受一連串祝禱及香火裊繞的宗教儀式，更注重細節者，還有可能會進行「擲筊—抽藥籤—將藥籤靜置於脈搏上數秒-再次擲筊-答謝神明」的流程。儀式結束前，神職人員多半會捧上一碗看似清澈、底層帶有灰燼的符水，要病人帶著虔誠的心，一口飲下。據說這樣就可以儘早擺脫惡靈的侵擾，恢復健康。

這種現象，一直要到 1860 年臺灣成為開港通商口岸後才出現變化。促成改變的關鍵角色，自然是那群遠渡重洋、一手傳教一手給藥的西方傳教士。這群肩負海外宣教的傳教士大多受過基礎的醫學訓練，因此當有臺灣人身染重病、久臥不起時，多半會給予病患西式藥品來治療。病人服用後的康復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

在傳教士們的眼中，當時的臺灣人對疾病傳染雖無概念，但對於巫醫、神祇降旨卻有著幾近瘋狂的信任感。像是瘴癘盛行時，馬偕博士就曾描述臺灣人對於疾病的想像：

他們（按：漢人）以為這種疾病的起源，是病人誤踏了和尚或巫師所放上在街上或路上的紙錢；或是自然界的熱氣和寒氣的衝突；或者是兩個妖魔作祟：一個是屬自然界的陰性因素，扇著病人，使其發冷，另一是 屬於陽性因素，吹著火爐，以致病人發燒。

此外，據說馬偕博士在宣教的時，會提供病患們一款被稱為是「白藥水」的特效藥。根據後人的研究，所謂的「白藥水」其實是將金雞納霜混入檸檬汁而成的液狀藥物，患者在服用過後，可紓緩瘧疾之苦。有趣的是，許多病患似乎認為承裝藥水的玻璃瓶遠比特效藥更有價值，因而偷偷將藥倒掉後將藥瓶私藏起來。

總地來說，清治時期的臺灣人民基於醫療觀念及金錢考量等因素，遇到病痛時，多半是選擇隱忍或是尋求神靈的慰藉。然而，超自然力量的加持並非每次都可以戰勝病魔，正因為聽信神棍提供的偏方，許多人不僅無法治療生理的病痛，反倒因持續的病痛而更加無助。這種無助的情況，直到那些熟稔中藥學理的儒者或是手持「特效藥」的西方傳教士出現後，才漸漸有所改善。

國家政策介入，西醫強勢崛起

到了日本時代，領臺初期，被譽為「鬼界之島」的臺灣帶給日本殖民者一次沈重的打擊。

從當時隨隊軍醫的紀錄來看，熱帶風土病已令人頭痛，更不用說環境髒亂導致的鼠疫、瘧蚊等。然而真正的防疫漏洞，恐怕必須歸咎於過去的醫病迷信，再加上染病後「家醜不可外揚」的社會習慣，延誤就醫、隱匿病者的狀況乃是司空見慣之事。

正因為臺灣人的傳統疾病觀念緊扣著神鬼宿命論，所以當國家強力介入處理時，往往招致臺灣人極力反抗。當時流傳的地方俗諺，更是生動道出臺灣人對於檢疫措施的徬徨與抗拒。

警官檢查防疫，乃吵囁人家；醫官以白灰避疫藥水者，乃用冷水害人；火葬疫病死亡者，為燒人身屍，使人無葬身之地；醫官的剖檢法，說為毀人屍身。

隨著反彈聲浪逐漸上升，可別以為臺灣總督府會就此止步。

為了證明自己可以「馴化」熱帶殖民地，日本帝國先是徵招國內優秀的醫藥人才來臺服務，另一方面則思索如何將現代醫學「植入」臺灣民間。反覆討論後，臺灣總督府最終決定在臺灣內部建立現代化的醫事教育制度，培育新生代的本島醫療人才，也一併掌握殖民地疾病。

1897 年 4 月，「土人醫師養成所」（或稱醫學講習所）於臺北開設，目標招收有心研習醫學的臺灣學子，當時因受語言隔與臺人排斥而招生效果有限。直到兩年後，後藤新平以民政長官之姿，投注大量資源後終於獲得改善。

1899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正式成立後，臺灣醫療教育體制出現了劃時代的巨變，隨著越來越多優秀的臺籍菁英進入就讀。自 1910 年代之後，「醫師」這項職業的地位越來越高，甚至被譽為是「三師」（按：醫師醫師、律師、會計師）之首，也成為臺灣人心中人生勝利組的代表職業。

當「醫生」遇上「醫師」

眼看臺灣總督府如此大動作替象徵現代化的「土人醫師」擘劃藍圖，傳統醫療從業人員的心中想必相當不是滋味。殊不知，臺灣總督府為了要全面防治傳染病流行，1900 年時再次把矛頭指向了這些傳統醫療人員。

1901 年，臺灣總督府將所有在清治時期擔任過漢醫、洋醫者劃分為「醫生」，藉此與接受現代醫學教育的「醫師」進行區隔；不久後，又以「統一醫政」為口號，要求「醫生」們必須在年底前向地方官廳提出申請，且必須參加國家考試。唯有成功取得考試合格者，才有機會獲得官方給予的就業證照。

換句話說，一但錯過申請日期或是考試未通過的「醫生」，皆不得執業，一經查獲違反規定者，就有可能面臨到禁錮或是高額罰金。

不出兩年，臺灣總督府又再次規定持有證照的「醫生」們必須要在地方官廳的監督下共組「醫生會」，會員們除了要定期參加官方舉辦的公共衛生講席會、檢核會外，還必須要接受「醫師」的指導，學習所謂「現代」的醫療新知。

這種「抑漢揚西」的政策讓傳統醫療從業人員相當為難，他們好不容易通過考試、成為官方核可的「醫生」後，卻又要被迫接受來自異文化的專業指導，報紙不時出現「密醫捕送」、「醫生營業を停止さる」等消息，更是讓眾人惶恐，哪怕一個不小心就成為被檢肅的對象。

小結

故事說到這邊，讓我們再次回想一下最初那兩起案件。

暫且不看兩件案例的病患究竟是罹患了何種疾病，也不論魏阿寶與周朝奇的醫術孰優孰劣，真正決定兩人命運的關鍵點，其實就在「鑑札」（執照）兩個字。

在奉行現代醫療體制的臺灣總督府面前，縱使行醫者的醫術再高明，倘若沒有通過國家考試、或是尚未取得證照者，都會被當局列為破壞制度、違法亂紀的「密醫」，緊跟於後的嚴厲處分，自然也帶有殺雞儆猴的意味。

隨著總督府的醫療體制改革，那些接受現代化醫學訓練的青年「醫師」紛紛從醫學院畢業，有些人選擇回到鄉里奉獻所學，有些人則選擇負笈海外繼續深造，以知識份子的姿態活躍於歷史舞台。另一方面，傳統漢醫卻是日漸凋零，長期致力於政治運動與臺灣新文化運動的葉榮鐘曾經感嘆地表示：「老一輩的漢醫凋零殆盡，後繼無人，已經是一般人公認無可避免的趨勢」。寥寥二十餘字，卻道盡日治時期漢醫們無限艱苦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