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用草占卜到氣象衛星，那些改寫臺灣歷史的「颱風」劫

每到夏秋兩季，「路過臺灣」的颱風可以說是屢見不鮮。颱風作為臺灣夏秋季氣候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年因颱風而帶來的災害不勝枚舉，至於颱風過後所引發的菜價高漲、路斷橋封、限水限電等，更可以說是臺灣人每年必經的共同回憶。

如果說在氣象觀測技術如此進步的當代社會，都必須懾服於大自然的威力，那麼，你可曾想過古代人在面對狂風暴雨時，是如何自處的呢？

在這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幾則關於颱風的小趣事。

先別說護國神山了，你聽過護國之「颱」嗎？

如果有看過〈「臺灣王」情歸何處？十七世紀一場在高山國上演的國際搶人事件〉的讀者，肯定已經稍稍了解歷史上德川家康派遣有馬晴信遠赴臺灣的原因。

然而，對於勢力如日中天的德川幕府而言，一次小小的失敗並不會澆熄那尋找日本、中國以外「第三交易地」的渴望。當然，這項舉措不僅有著經濟上的需求，更帶有宣揚國威的濃烈意圖。於是乎，到了 1615 年，德川家康再一次發行「朱印狀」給時任長崎代官（相當於知縣、縣長的職稱）的村山等安，希望他可以一雪前恥，成功找到臺灣代表。

村山等安身為早年經營「呂宋壺」貿易而致富的巨賈，對於臺灣、呂宋（菲律賓）一帶的情勢相當熟悉。一接獲德川家康交付的重要任務後，隨即組織家臣以及曾經合作過的夥伴，共同商議日後各項應對措施。

就在村山等安一行人忙著籌備船隻、人員之際，這項消息竟在琉球國王的密報之下，傳到了福建官紳的耳中[1]。時任福建巡撫黃承玄馬上秉報朝廷，為了避免事端擴大，當局遂把過去驅逐荷蘭人有功的沈有容調派為福建水師提督，準備一決勝負。

雙方干戈欲起之際，村山秋安（村山等安次子）的船艦隊伍依舊浩浩蕩蕩地駛出了長崎，並航向南方那座婆娑之島。殊不知，就在村山秋安的船隊行經琉球一帶時，一場前所未有的暴風雨直撲而來，不僅打散了羅列整齊的船隊，更有許多人墜入無盡的海底深淵。

據當時在日本平戶的英國商館館長 Richard Cocks 所述，僅有一艘船隻幸運地抵達臺灣北部。然而，甫經九死一生的船員，一下船便遭到原住民的襲擊，眼見前無途、退無路，這些日籍船員一個個拿出刀子，切腹自盡。[2]

再一次，德川家康的「南向政策」宣告失敗，全因那變幻莫測的海上氣候所致。

「颶」、「颱」，傻傻分不清楚

說完了德川幕府慘痛的經驗，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清治時期下的臺灣。

儘管我們沒有辦法統計臺灣史上究竟有多少颱風肆虐的紀錄，但從許多前人遺留下來的生活小秘訣，卻可一窺其貌。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不外乎是利用「風草」來占卜颱風了。

根據清康熙年間高拱乾《臺灣府志》所記，當時大多數臺灣的「土番」會利用「風草」預測天候狀況。據傳，只要在每年春季，觀察初萌芽的「風草」葉面有沒有出現皺摺，就可以預測今年颱風的總次數──倘若「風草」葉面沒有出現皺褶，便代表這一整年都不需要害怕颱風的侵襲；相反的，葉面上出現的皺褶越多，該年會面臨到的颱風次數恐怕就會越多。[3]

類似的概念也出現在董天工的《臺海見聞錄》。從《臺海見聞錄》的〈卷二〉，我們可以再次看到「土番」運用「風草」預測氣候的行為。同時，內文中極有可能也紀錄了當時漢人（土人）使用「蘆竹草」來占卜颱風的風俗習慣[4]。

除此之外，不管是《臺灣府志》中「天有斷虹，颱亦將至」或是「水面多穢如米糠及有海蛇浮游於水面」等說法，都再再顯示古人面對無法用常理解釋的天候或動物異象時，會將其視為颱風將至的徵兆，同樣的形容詞也曾出現於地震、風災、火災之中。（想知道更多請點我）

有趣的是，可別以為只有現代人會出現「德不配位」、「都是 they 的錯」等酸言酸語。翻閱清代方志、奏摺或是相關鄉野傳聞，古代的酸民們更是會把「天災」發生的責任歸咎於「人禍」之上。正所謂牽拖有理、酸民無罪，就連當時統領文武百官的清聖祖康熙皇帝在面對天災時，也不忘怪罪於海峽另一頭興風作浪的頑劣份子──朱一貴。

在朱一貴事件結束後不久，臺灣南部隨即遭遇強烈的颱風，不僅壓倒了衙署、倉廒，更引發大規模的民房倒塌事件。根據當時的紀錄，光是在鳳山縣的區域內就有超過 3,000 間民房損毀、並有數十名民眾死亡。一時間，各地紛紛出現「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地方」的傳言。康熙皇帝接獲大臣報告，讀完奏摺後，便悠悠地說道：

「臺灣颶風大作，官兵商民傷損甚多，朕心甚為不忍。前朱一貴等謀反，大兵進剿，殺戮已多……。總因臺灣地方官平日但知肥己，剋剝小民，激變人心，聚眾叛逆；及大兵進剿，征戰殺戮，上干天和，台颶陡發，倒塌房屋，淹沒船隻，傷損人民；此皆不肖有司貪殘所致。今宜速行賑恤，以慰臺民。」

在康熙的認知中，正是因為臺灣地方官員長年「貪」、「殘」的舉動，才會讓朱一貴等人伺機而動，而長年征戰積累的殺戮之氣，打破了干支之間的調和，上天才會降下這種災難性的現象。康熙可以說是完美地詮釋了中國歷史上「人為因素=陰陽失衡＝自然災難」的邏輯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颱風」這個名詞在清治時期的臺灣其實是鮮少出現的，雖說在蔣毓英編纂的《臺灣府志》以及王士禛的《香祖筆記》中，都試圖定義兩者的差別[5]。然而，綜覽清治時期絕大多數的紀錄，仍然是以「颶風」來指稱這種風大雨大的自然現象。

當「天氣預測」碰上氣象戰

早期西方進行天氣預測，是在氣象觀測後，以船隻運送氣象資料。但海運所耗費的時間一定比較久，也僅能作為紀錄參考，直到電報被廣泛使用之後，立即性的優點讓「預測」氣象不再是難事。

大約十九世紀左右，東方世界的「科學」概念也開始產生轉變。當時的中國已經成為各國貿易的對象，為了時程安排、出貨流暢以及海上運輸安全等種種考量，不管願意與否，大清帝國終究是加入這場國際氣象報告的交換體系之中。

1863 年開港通商的臺灣，也在海關單位的主導下，分別於雞籠、淡水、安平、打狗、鵝鸞鼻以及漁翁島等地興建燈塔和氣象觀測站，成為臺灣氣象觀測的嗃矢。

進入日治時期後，氣象的測候網絡不僅延續了下來，更進一步加入現代化的預測技術。各地觀測所、測候所探測到的紀錄，都會在第一時間回傳至臺北測候所，甚至可以透過無線電的方式，向全臺各地發布颱風警報，再利用各地警察、保正以敲鑼打鼓的方式，提醒民眾嚴防即將到來的颱風，一套由上而下的防颱系統就這樣植入臺灣人的世界裡。

雖說如此，在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氣象預測的技術轉變為軍事機密的一環，普通老百姓一度無法透過無線廣播來收聽天氣變化的狀況。

1942 年 7 月，一個在臺灣外海形成的強烈颱風直撲臺灣。眼看此波颱風非同小可，但受限於軍事機密，觀測所僅能將各項資訊提報給軍方，一般民眾終究淪為戰爭下的犧牲者。其中，又以蘭陽一帶受到的災難為甚，史稱「颱風未通報」事件。

根據首位臺灣籍氣象官周明德的回憶，風災甫結束，他便被派至宜蘭勘查，當他步出羅東車站，卻發現車站早已被強颱所毀。事後許多資料也證實，此次的風災不僅造成 300 多人死亡，更有超過 1 萬 1 千多戶家屋遭到毀損，時任宜蘭市長明知延佳在風災後首次出面時，更稱此次是「本市數十年來稀有且猛烈」的風災，災情之慘重，不難想像。

正是因為這一次慘痛的經驗，讓殖民政府重新省思「颱風公報」的必要性──即便是情勢緊急的戰爭時期，依然可以利用有線通訊設備（如各地警察官吏派出所的電話）來通知民眾，好讓眾人提前進行防颱準備。

隨著二次大戰結束，氣象衛星的出現，讓天候預測的技術大幅躍升，過往只能依靠占卜或是經驗堆疊而成的不可預期性，終究懾服於科技的進程，成為科學儀器下的各種代碼。

然而，當人們自以為「人定勝天」是一種必然，選擇不再敬重大自然的時候，濫墾、濫伐、超抽地下水、刻意規避環評條件等恣意妄為的舉動，終究會引發大自然另一種不可預期的反撲。究竟，什麼時候人們才會記取教訓呢？

[1]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琉球國王尚寧得知村山等安在籌備來臺的消息後，馬上在 1616 年派遣通事告知福建官方，並留下了「邇聞倭寇造戰船五百餘隻，本年三月內恊取雞籠山等處，竊思雞籠山雖是外島野夷，其咽喉門戶，有關閩海居地，藉令肆虐雞籠，則福省之濵海居 民焉能安堵如故。」的重要紀錄。（轉引自陳宗仁，〈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及其時代背景〉，《臺灣史研究》，23：3（臺北：2016），頁 17。）

[2] 陳宗仁，《基隆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

[3] 原文為「土番識風草，此草生無節，則週年俱無颱，一節即颱一次，二節二次，多節則多次，今人亦多識此草。」

[4] 原文為「風草，土番識之。雲春生無節，則經年無台風，生一節即台一次，多一節則多一次，甚為奇驗。土人呼為蘆竹草。幹似蘆高丈許，葉長尺餘，有穗可為帚。葉上有橫紋如指甲痕者，土人又云，葉上無紋即無台，有一紋主台一次，以此驗台也。」

[5] 《臺灣府志》的原文為「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常驟發，颱則有漸。颶或瞬發倏止，颱則常連日夜，或數日而止。大約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接連累月，俗稱為「九降風」；間或有颱，則驟至如春颶。船在洋中，遇颶，猶可為；遇颱，不受也。」。可以想像，當時的人們是以風向的變異來判定季節的轉換，更藉此區分「颱」和「颶」發生的時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