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番、平埔番與平埔族：帝國對「番人」分類的歷史

2016 年 10 月 7 日，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億在邀請學者專家研商平埔族群民族身分及權利相關事宜，獲致初步結論：為回應平埔族正名訴求，落實歷史正義，以修正原住民身分法的方式，認定為「平埔原住民」。此一決議，讓多年來的平埔正名運動看見遲來的曙光。

然而，平埔原住民此稱謂就字面意義推想，應該是來自二十世紀初，殖民者族群分類中的「平埔族」。一般認為平埔族是承繼清代番人分類中的「熟番」而來。現今平埔運動者，也主張在日治時期的戶籍登記被登記為「熟」者，應該恢復其族群身分。那麼，什麼是「熟」？熟番的分類如何轉變成為平埔族並延續至今？今天，筆者想跟大家談談這一段帝國分類政策與族群身分塑造的歷史過程。

何謂熟番？

談到清帝國對臺灣的原住民分類，大略可分為「生」、「熟」番。身分的認定，過往都以服膺帝國文明化程度與繳納賦稅為辨別的基準。也就是說，一般人大概不會反對作為「熟」番群體，一定比「生」番更符合帝國的「文明」。

實際上，回到番人分類的歷史發展過程，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從康熙朝以來，帝國所認知的番社分類系統「野番」、「土番」是延續荷蘭時期以來「贌社」制度下在賦稅原額而展開的認知，並不具文明化概念的投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康熙年間甫歸化的岸裡社群生活慣習，在方志中的描繪並不符合帝國「文明」的樣態。

直至康熙末年，官方對番人的分類稱謂才從「野番」、「土番」轉變至「生番」、「熟番」，後來也因界碑、番界的成立，才出現「界內熟番」與「界外生番」的對應。此一轉變開始排除原本繳納賦稅、卻生活在番界外的番社，例如阿里山社（今鄒族）就從原本的「土番」分類中，被劃歸為界外的「歸化生番」。

然而，熟番族群類屬的確立，則是要遲至乾隆朝才完成。當時地方官員們為了執行中央朝廷主張的族群政治，因而必須穩定清帝國在雍乾年間形成「生」、「熟」番的分類體系，所以開始制定一系列的熟番政策，用以作為區別不同人群的邊界。伴隨政策的執行，熟番身分逐漸被固定下來。至此，今日大部分被歸為平埔族的番社，正式定著在「熟番」的範疇。地方社會也開始出現壁壘分明的「熟番」、「漢人」族群邊界。

簡單的來說，「熟番」一詞從清初開始，就不是「自然」或「科學」的族群分類，而是在賦稅架構下，被清帝國逐步以行政規範所產生的群體。不過，也因為熟番身分具有相應的保護措施，在十八至十九世紀開始出現不少漢人藉由轉變族群身分進入番社，以享利益的情況。屬於巴宰族的岸裡社通事家族潘士萬一系原本是粵人，但經過抱養的方式成為「熟番」。

清帝國由於沒有具備現代國家精確的戶籍制度作為參考，因此官員們識別熟番的辦法，是以具備十八世紀以來帝國規範「熟番特徵」與否為準則（這類特徵最為顯著，是因為居住在番社、進入編屯等符合官方制度規定），而無關乎本身是否具有血緣、外在體徵等生物性特質。

也就是說，一個漢人如果具備「熟番」特徵，很可能就能被視為熟番。也因如此，到了十九世紀，這些因制度而形塑的「熟番」族群類屬，恐怕早就與清初甫進入帝國版圖的番社人員組成大相逕庭。

清代的平埔番

如果說清代熟番是帝國對番人分類下的產物，那麼平埔番則是十九世紀地方社會區別族群邊界的稱謂。平埔番一詞，並不全然是「熟番」類屬的代稱，而是指來自平原地帶的番人。甚至，居住在平原的阿美族也曾被稱為平埔番。

在此舉噶瑪蘭為例，傳教士馬偕在北臺灣的調查，將番人已被清帝國征服與否劃分為「生番」與「非生番」，在非生番中又分為「平埔番」、「熟番」與「南勢番」：平埔番是指 十九世紀初剛歸化的噶瑪蘭三十六社，他們穿著漢服、剃髮留辮，甚至是建立廟宇祭祀偶像、神主牌；熟番是指西海岸已經非常漢化的原住民部落；南勢番則是居住在奇萊平原，被漢人征服而未開化的部落。

日治時期的「平埔族」

清帝國所遺留的「熟番」、「漢人」人群分類在朝代易幟後，出現不同的變化。日治初期，從伊能嘉矩以來開始進行臺灣原住民族群的分類工作，調查者們以西方現代看似科學的種族知識，重新區分、認定臺灣居民背後的種族來源。

陳偉智的研究告訴我們，在明治 31 年（1898），伊能嘉矩正式以「群/族/部」的架構，將臺灣番人區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說明各群的分布地、體質、語言與文化等特徵。清帝國所分類的「熟番」被納入第四群 Tanah、第二族 Peipo（平埔族），轄有Pazzehe（巴宰）等八部。

至此，原先無族群性的熟番群體，初次出現「種族化（族群）」。同時，伊能嘉矩的看法最終也反映在明治 33 年（1900）他向臺灣總督府提出正式調查報告《臺灣蕃人事情》一書中，成為二十世紀將熟番等視為平埔族的發端。

伊能分類的辦法，也影響當時第一次全臺的平埔族群的調查。明治 43 年（1910年）3 月，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基於撫育番人之參考，發文全島各地方政府，要求進行「平埔番族戶口及沿革」的調查。

日治「熟」戶籍登記

不過，伊能嘉矩這種宣稱「科學性」的分類知識，後來並沒有反映在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人群分類政策。依據詹素娟的研究，明治 38 年（1905）臺灣總督府承接清帝國的族群分類，以熟番作為戶籍登記的人群類屬，卻沒有恢復官方對於熟番、番社的保護措施，而是將熟番視為與民人一樣，編入街庄、保甲的行政系統。

這樣的制度性規範，不僅加速番社組織的崩落，也不易凝聚番人的共同意識，甚至維繫地域社會間的「番」、「漢」分類。而戶籍制度的屬父主義，只要熟番與漢人通婚後，將會推使更多番人轉向漢人類屬，原本清代以來地方社會的人群分類也逐漸模糊化。

在詹素娟的研究中，也提及戶籍登記制度中未能呈現的隱性熟番群體。即是在身分未確立之際，熟番們也出現不同族群身分流動選擇的情況。舉例來說，以毛少翁社為例，該社番業戶潘興旺的孫子潘東桂，曾在明治 28 年 12 月到 35 年 5 月間（1895-1902），多次率同族人向官方請願，可是這些以熟番後裔身分請願的當事人，之後卻未見在其戶口登錄中判別其熟番身分。這樣的情況，在當時應該時有所見。是故，將日治時期戶籍登記視為「熟」者，以恢復族群身分的辦法，恐需要再進一步研議。

昭和 10 年（1935），戶籍登記的種族欄被取消，被後人視為熟番喪失認同的重要關鍵。然而，雖然戶籍的種族欄被取消，當時國勢調查中的種族類目卻依然保留，只是從原本的「生」、「熟」番轉變為「高砂族」、「平埔族」。至此，清代以來的「熟番」分類架構，已轉換成為「平埔族」的名稱。

熟番─平埔族─轄下各族

以歷史的後設之明來看，當代的平埔原住民無論是以平埔族，或是轄下各族群作為族群符號，在二十世紀以來開始走向族群化的道路。正如陳偉智的研究所指出的，原住民運動中各族的自我宣稱，這種分類概念無論是來自於二十世紀初期「種族」（race）或是 1980 年代發展替代的「族群」（ethnic group）劃分，基本上都可以視為從伊能嘉矩總其成的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自然史中種族知識分類架構的影響。

因此，我們看到在 1980 年代以來，伊能嘉矩分類的部（即平埔族分類下的各族），成為各部落文化復振的基本單位，對外則以「平埔族」作為凝聚共同意識的號召，也試圖以日治時期戶籍身分登記為「熟」，作為平埔身分的認定依據。

然而，在當代視為「族群」的平埔或轄下各族，表面上是依據伊能嘉矩及後繼研究者以看似「科學且客觀」的族群分類；但若是探究此現象的歷史源頭，乃是清帝國的族群政策對地方人群分類的刻劃。清初原本那群不具有任何血緣、地緣性關係的群體，除帝國儒家主義的文化分類之外，又經由一連串的行政制度構築，逐步形成「熟番」群體，且經過日本時代的承繼，最終以「熟番－平埔族－轄下各族」的架構延續至今。此族群類屬指稱固然具有其連續性的意義，但無論是清代的熟番，或是日治時期的熟番／平埔族，其內涵與性質早已因族群流動而發生質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