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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明的浪潮,曾將臺灣推到國際貿易最前線:與歷史小說家朱和之對談(1/3)

2016-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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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台灣和平基金會主辦的「台灣歷史小說獎」,今年三月選出了第一屆得獎作品,作家朱和之以《逐鹿之海》一作入選獲獎。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嘗試以 1661 年鄭成功(1624-1662)、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的戰爭為題,在廣漠無垠的海洋上,描繪鄭成功發兵臺灣、荷蘭人奮力抵抗的過程,再加上居間的漢商,臺灣西岸的原住民等視角。


現為職業小說家的朱和之,大學時主修廣電,畢業後在出版界多年的經歷,不只練就一身好文筆,也使他累積不少作品,近來出版逾 60 萬字的《鄭森》,深入刻劃鄭成功起兵抗清前的人生。


在朱和之的筆下,海洋不是阻隔,十七世紀的臺灣乘著海風,匯聚了南洋的商品、歐洲的先進武器。荷蘭語、西拉雅語、漢語,不同語言來往於臺灣海峽;鄭成功、荷蘭東印度公司旗下的士兵不只有「漢人」、「荷蘭人」,也有爪哇人、瑞典人、日耳曼人,臺灣故事的新章由此展開。


朱和之為什麼特別關心十七世紀的臺灣歷史?鄭成功的形象除了「創格完人」、「民族英雄」,我們還能怎麼理解他以及那段故事?且讓朱和之娓娓道來他的寫作的心路歷程,以及十七世紀的臺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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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之海》的作者朱和之 (圖片來源:朱和之提供)

吳政緯(故事編輯部):對於尚未讀過這部作品的讀者,能否請您簡單介紹一下《逐鹿之海》?一般人對「鄭成功來臺灣」的故事並不陌生,但不外乎他率領大軍打敗荷蘭人,開啟鄭氏治臺時期。《逐鹿之海》想要描繪的場景,顯然比這單調的敘述豐富太多了,您如何注意到這個故事?


朱和之:在臺灣史中,十七世紀一直是最令我著迷的一段。且看彼時島上有與自然共存的原住民,有繞過半個地球尋找奇貨珍寶的航海家,有探尋新天地的拓荒者,也有一心復國的悲劇英雄,這些個別看來都已是研究與創作的絕好素材,卻是十七世紀臺灣同時上演的歷史。


過去以漢人為中心的史觀,自不免對鄭成功多所厚愛,片面強調他擊敗西方強權的偉業,但也落入「開山王」、「創格完人」或「民族英雄」的窠臼,反而讓史實光彩盡失。


我是從兩個方向逐漸將目光匯聚到這場戰爭的。一個是對鄭成功形象的重新追尋,另一個是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好奇。


小時候認識的鄭成功就是課本上教的民族英雄,可是閱讀過《先王實錄》、《海上見聞錄》等第一手史料,才發現他在臺灣遭遇非常大的困境:將士反對征臺、戰事不利,而且嚴重缺糧。其行事作風也並非磊落大度,而是濫用權威果於誅殺。這與過去認知的英雄形象落差太大,引發我開始探尋鄭成功的真實面貌,並延伸於明末整體政經社會情況和沿岸地區的海上活動。


另一方面,我對荷蘭人前來亞洲一事深感興趣。


當時從荷蘭前往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單次航程就要 8 到 10 個月,船員平均死亡率在 10%- 20% 之間,為什麼仍有這麼多歐洲人前仆後繼奔向東印度?我為此到荷蘭旅行、收集資料,驚嘆於這個低地聯合省的靈活與創意,不僅以彈丸之地對抗龐大王國,透過全球貿易收入支持獨立戰爭,發展出各種資本化經濟工具,更吸引了歐洲各地躲避宗教迫害的人才。


理解雙方政經體系和當下所處的特殊情勢之後,再來看 1661 年的這場戰爭就會有很不一樣的感想。無論是鄭成功或荷蘭人,都有極為堅定的理由非得占有臺灣不可,當時島上的原住民與漢人移民,也更有死守此地的強大內在動機。這場戰爭不僅是主權與利益之爭,也是多種文明與價值的衝突。


《逐鹿之海》這部小說以鄭荷戰爭為主軸切入,但重點不在戰役得失,而是描繪四個人群板塊激烈碰撞的過程。故事從戰爭前五年一場造成八百人死亡的風災寫起,帶出島上通商貿易停頓的困局,以及不同群體間的複雜衝突。


赫伯特1669年《東印度旅行短記》插圖:在一張圖中敘述鄭荷之戰的幾大戰役。作者是VOC的傭兵,親身參與這場戰爭。
赫伯特 1669 年《東印度旅行短記》插圖:敘述鄭荷之戰的幾大戰役。 作者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傭兵,親身參與這場戰爭。(Source : wikipedia)

全書分為三部共十二章,第一部描寫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臺灣的社會風貌與困境,第二部是鄭軍在大陸沿海根基動搖的危局,以及兩岸間爾虞我詐的欺敵行動,第三部是最後的戰爭。


結構上,希望以大歷史的觀點整理這場戰爭勢所必然的歷史脈絡。敘事上,不只描繪鄭成功和揆一等權勢人物,也關注底層漢人移民、日耳曼傭兵、蕭壠社原住民和鄭軍官兵的處境。透過十餘個主要人物的視點,交織出這件影響島上所有人命運的事件。


對我來說,臺灣作為一座歷史舞臺,上演的便是來自不同地方的各種人物,在同一塊土地上努力求生的故事。而能夠以小說來重現如此豐富的世界,是一件非常過癮的事情。


吳政緯(故事編輯部):《逐鹿之海》的特色之一,就是從幾個不同的視角描繪「他們眼中的世界」,之間逐漸相會交疊。這些視角包括「鄭成功代表的明朝勢力」、「揆一所屬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島上的漢商」以及「原住民,尤其是西拉雅族」。想請您先談一下,怎麼會想到用這四個不同的角度寫《逐鹿之海》?


朱和之:如同前面所提,這部小說是以臺灣為舞臺,上演不同人物努力求生的故事。既然跳脫了漢人中心,也不想落入另一個單一史觀,所以選擇以多視點並進,將每個人看到的事件樣貌交疊起來,增加敘事的立體感。


荷蘭東印度公司、漢商、西拉雅人與鄭軍是這場戰爭中涉入最深的四個主要群體,很自然成為描寫重點。但四大群體內部其實仍充滿差異性,值得更細膩的關注。


譬如東印度公司就有商務派和傳教派路線之爭,商務派追逐短期利潤最大化,傳教派則關心住民福祉,謀求長遠經營。兩派爭執牽涉到背後利益,終不免發展成派系鬥爭,揆一就因為遭到前長官打壓而以議長身分代行長官職權多時,遲遲未能真除。


又如鄭軍中的水師「南將」大多經營海外貿易並以此自籌糧餉,因此不願意離開廈門。沒有利益包袱的北將(如馬信)就相對比較支持攻臺;漢人移民與鄭軍的立場當然有所差異,漳、泉原鄉的分類也造成彼此對立;西拉雅族不僅和鄰近的洪雅、馬卡道等族競爭生存空間,族內各社也彼此爭戰不休。


這麼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道德使命、宗教信仰、世俗利益與個人情感,驅使他們採取各自不同的行動,推動局勢也改變自己的命運。


這部小說想要表達多元紛呈、在混沌中慢慢摸索秩序的狀態,這也是臺灣不同歷史階段都很常見的特色。


吳政緯(故事編輯部):為了要讓這幾個視角更清晰,我發現您特別注意「時間」、「語言」,這像是區隔「我者」、「他者」的重要界線。例如荷蘭人信仰基督宗教,使用「主後幾年」紀年;鄭成功方面則是援用南明的「永曆」年號;原住民則是以花開花謝紀錄年歲,可以說是一種自然時間。您怎麼看待時間、語言在小說中的角色,還有他對書中的人物有什麼意義嗎?


朱和之:很高興您留意到這一點,這確實是我用心經營的一項嘗試!


語言和時間能構成一種世界觀。譬如我們出國旅行時,一下飛機看到滿目異國文字,立刻便意識到身在國外,興奮感油然而生。又或者農曆過年期間,每天數著初一、初二、初三……到後來往往不記得今天是國曆的幾月幾號星期幾,那時我們便進入了傳統時間,也進入傳統世界。


在現實中,人們可以透過外貌、衣著和談吐立刻判斷彼此的異同。而在以文字呈現的小說裡,不同文明之間最醒目的差異也許就是語言與時間。


因此我試圖用四種不同的文字感來呈現語言差異。表現荷蘭語時使用翻譯體(主要得益於江樹生先生翻譯的《熱蘭遮城日誌》等古荷蘭文獻),表現西拉雅語時參考原住民作家的華文創作,鄭軍使用的明朝官話是用章回小說的雅言呈現,一般漢人講的閩南語則盡量尋找對應的漢文。如此自找麻煩之下,在寫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難度,最後的文字成果也不敢說非常理想,但區別不同語言色彩的目標算是達到了。


透過這樣的時間和語言呈現,小說中相異的世界觀得以彼此接觸、碰撞,或者學習溝通。也希望這樣的嘗試能帶給讀者一些閱讀趣味。


吳政緯(故事編輯部):中文常說「逐鹿中原」,書名卻是「逐鹿之海」,當初的設想是什麼?在您的前一部作品《鄭森》中,鄭芝龍(1604-1661)曾向鄭成功說:「我對逐鹿中原沒什麼興趣,我看的是這片海。…這片水道若能盡在我掌握中,那將是怎樣的一片光景!到時無論富國、強兵都是指顧之間的事。」


《逐鹿之海》很強調當時開闊的世界觀,或說是鄭家的海洋性格,單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人員而言,除了荷蘭人之外,還有許多「外國人」,如揆一就是瑞典人,士兵有的則來自日耳曼。荷蘭東印度治理下的臺灣,是一個比傳統想像要來得大的舞台。您理解中的十七世紀臺灣島,與當時世界有什麼聯繫,荷蘭人扮演了什麼角色?


朱和之:確實有人質疑「逐鹿之海」是根本不成立的敘述──怎麼能在海上追逐陸地動物呢?但這確實是深思熟慮後,才從許多候補名單中作出的選擇。


小說動筆之初,腦中浮現的書名理所當然以「熱蘭遮」為關鍵字,然而這幾年叫做「XX熱蘭遮」的書已經不少,希望盡量避免。更重要的是,這場戰爭的範圍甚大,並不僅限於鯤鯓沙洲北端的熱蘭遮市鎮與城堡,而是環繞著整座臺江內海。


此地盛產梅花鹿,逐鹿獵捕乃是原住民的重要生存手段,而「逐鹿」在中文又是爭奪主權的代名詞,只是故意將場景從「中原」轉移到「海上」,改變傳統的歷史敘事重心。我認為這是說得通的雙關用法,作為書名也有比較大的想像空間。


當時臺灣開闊的世界觀來自於開闊的歷史事實。荷蘭商人使用的通貨「白銀」來自美洲,臺灣生產的砂糖能夠滿足全歐洲和波斯的訂單,荷蘭東印度公司獲利最高的日本商館也高度依賴臺灣轉口中國貨物。原住民捕到的鹿皮、鹿肉則多數外銷並交換進口商品。


巴達維亞號復元船。這是一艘當代根據沉船遺骸和設計圖重建的十七世紀「東印度人型」大帆船,為 VOC 往來歐亞的主力船型。(圖片來源:朱和之提供)

荷蘭人帶來的不只是國際貿易,還有迥異於中國的社會運作方式。漢商每年向公司競標各地農場的開墾權,然後引進農人以契作方式種植經濟作物,帶有高度商業墾殖性質。


臺灣對荷蘭東印度公司而言具有全球戰略價值。歐洲渴求摩鹿加群島(編按:Maluku Islands,又稱香料群島)的香料,當地原住民不接受貨幣,只願意用印度蠟染布交易,而科羅曼德爾(編按:Coromandel Peninsula,位於印度東南沿海)的印度布商又只收黃金。放眼亞洲,唯有中國能供應大量的廉價黃金,以及讓歐洲人癡迷的瓷器和絲綢,而想和禁止外人入境通商的中國貿易,就必須從臺灣中轉。


臺灣近代史的開端,直接站在第一波全球化的浪尖上。或者說,海洋文明的浪潮,將臺灣從古代大陸的邊陲,推到國際貿易的最前線。

 

文章資訊
訪問 吳政緯
刊登日期 2016-06-22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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