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打公共電話到外縣市超級貴?──臺灣公共電話的前世今生
作者:曾立維

做為青春回憶的公共電話

大家有多久沒有打路邊的公共電話了呢?隨著近年來行動電話的流行,公共電話的身影已逐漸消失在我們的眼中。

以我自己來說,因為職業的關係,近年對公共電話的印象,大概就是任教國小校園內,學生利用公用電話連絡家長的景象。此外,我想蠻多男生們也會對當兵時,排隊撥打電話報平安仍記憶猶新。

大約二十年前的臺灣,正是公共電話的黃金時代。

當時 1997 年臺灣公共電話密度達每千人 5.61 具,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韓國。

到 1999 年公共電話以一元一通的超低費率,締造出近 96.4 億的年度營收,是歷史高峰。但此後因行動電話興起,公用電話也一步步走向黃昏,到了 2015 年時公共電話僅剩 64,803 具,每千人約 3 具,年營收不及 4 億元而已。

雖然現在很多人都不需打公共電話,造成公共電話收益減少,但中華電信本著服務精神,還是在超商、觀光區域、車站有設置公共電話。不過也許有些人會有疑問,如下圖現今的公共電話亭,為什麼外觀上是寫著「公用電話」四個字?

這是因為公共電話其名有公共財聯想之虞,所以中華電信在 1992 年之後正名為公用電話,但一般民眾仍習慣使用公共電話這個名稱。

事實上,公共電話在臺灣的誕生,是與電話通訊制度一起,誕生於日本殖民時期,並在日後逐漸影響臺灣通訊發展的面貌。

公用電話亭(作者 2020.02.17 拍攝)

最早的公共電話──電話所的出現

在日治時期,接近公共電話性質的地方,最早可追溯到叫做「電話所」的地方,它是提供沒有電話的民眾可以撥打電話的場所,也可以說是日後郵局內公共電話的前身。

電話所的制度來自日本國內,1890 年(明治 23 年),日本於東京、橫濱設立電話交換所,同時在東京 15 處和橫濱 1 處的郵便局及電信局之窗口,設置做為公共電話先驅的「電話所」。

1900 年,臺灣總督府開放民眾可申請裝設電話,當時就有規定,在電話交換局加入區域內之樞要地點設置電話所,來辦理公眾與電話加入者間的通話事務,也就是做為公共電話來使用。

然而,第一個「電話所」卻得等到隔年( 1901 年 10 月 11 日 ),才設置於臺北火車站內,其全名為「臺北電話交換局臺北停車場電話所」。

這個電話所的業務辦理時間為上午五時至下午八時,以郵票來支付電話費用。但這個電話所還運行不到一年就被廢止了,因為被自働電話機所取代,直到 1903 年 12 月才又重新設置「臺北電話所」,但此時已將設置地點改至臺北郵便電信局內,這也就是日後為人熟悉的局內公共電話的樣貌。

而在臺北電話所重新設立的 1903 年底前,已有五個電話所陸續設置,包括大稻埕電話所、淡水電話所、打狗電話所、嘉義電話所、臺南電話所等,設置地點皆在各地的郵便電信局內。這些電話所再加上年底開設臺北電話所,當年度全臺電話所共有 6 處。到了 1907 年時,總督府就將當時全臺所有的 39 個「電話所」廢止,直接由各地郵便局繼承電話所公共電話的業務。

路旁的公共電話──自働電話的出現

然而,若是要說到我們一般人比較熟悉的那種位於路旁的公共電話,那得等在 1902 年才出現。當時,路旁公共電話名稱要用日文漢字「自働電話」,這是為什麼呢?

當然這也與日本國內的制度有關。臺灣引入「自働電話」僅晚於日本國內二年而已。日本於 1900 年才有第一號的路邊公共電話登場,最初是以照著如同美國「ア一トマチック・テレホン」(automatic telephone)翻譯叫做「自働電話」,設置位於新橋與上野站內的一隅,電話亭設計呈現六角形,價格是每 5 分鐘一通 15 錢,之後電話亭上還有寫上「自働電話」四個字。

1900 年日本早期的自働電話。
資料來源:山川正光,《ビギナ- テレコム読本:おもしろい電話の話》(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84),頁44。
1903 年日本早期的自働電話。
資料來源:湯本豪一,《図說明治事物起源事典》(東京:柏書房,1996),頁310-311。

而臺灣的情況又如何?臺灣的電話設施於 1900 年才開放給民眾申請使用,當時是採取獨立於郵便局外的電話交換局官制,不過僅過了一年多就把前述規定廢止。

後來,總督府在臺北火車站內設置了自働電話機,這可說為臺灣第一處的自働電話。當時大多數人對自働電話仍不太熟悉,許多人使用方法錯誤,導致雖投入費用但無法接的情形,因此在臺北火車站設置後的 3 天,《臺灣日日新報》上特別刊載一篇〈自動電話機使用上の注意〉的文章,來提醒使用者需要注意的使用程序。

這個臺灣電話史上的里程碑,也被記錄在畫家國島水馬的《漫畫臺灣年史》中, 在 1902 年(明治 35 年) 圖畫右上角就寫著「自動電話開設」六個字。

延伸閱讀:【名單之後】獲選卻無法展出的禁忌之作:國島水馬《蓬萊の門神》
國島水馬《漫畫臺灣年史》1902年畫面。
資料來源:國島水馬畫;戴寶村解說,《漫畫臺灣年史》(臺北:前衛出版,2000),頁34-35。日治時期關於自働電話的「働」,大部分公私文書都是有加人字邊,少數才為沒有人字邊的「動」,但其意義相同。

除此之外,總督府還在臺北的北投溫泉場、艋舺市場、大南門外、西門外榮座前,及基隆的哨船頭街和臺南的臺南火車站等 7 個重要地點設置自働電話機。

另外,圓山公園內因應官幣大社臺灣神社祭之舉行,曾裝設僅二日即廢止的臨時自働電話,這也算是開日後「特殊自働電話」的先河。

名稱的改變:自働電話到公眾電話

臺灣方面的情況,臺灣總督府在大正年間統一整理了過去的電話法規,頒布臺灣電話規則,全面性規範電話事業的運作。

其中,今天所說的公共電話被列於「公設電話」之電話種類下。當時的電話種類分為三種:一設於電話官署內的「普通電話」;二是裝設於劇場、公會堂等地的「特殊自働電話」,最後一種是「通常自働電話」,大多設於「特殊自働電話」以外之火車站、公園、市場等地。

而「通常自働電話」和「特殊自働電話」的最大區別是,通常自働電話是常設性公共電話,特殊自働電話則為臨時性公共電話,是因特別活動舉行需要而向總督府申請設置的臨時性公共電話,設置日期可能僅有一天,或到數個月的情形都有。

如先前提到的 1902 年圓山公園內,因應官幣大社臺灣神社祭之舉行,曾裝設僅兩天即廢止的臨時自働電話,到了隔年 10 月再次申請兩天的臨時設置。

魚夫先生於〈臺灣什麼時候開始可以打電話?〉一文中,記述新起街市場(現西門紅樓)外有一座公共電話,亭外寫著「自働電話」四個漢字。

臺北市新起街市場外自働電話
資料來源:魚夫,〈臺灣什麼時候開始可以打電話?〉,《民報》,2017年03月10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ecbd7783-bf73-4023-9123-7a9c4dcdd575

公共電話的官方名稱後來有了改變,因為電話的聯接交換系統從人工的接線生轉變為自動轉接式。

而日本改用自動式交換機最早出現於關東大地震後都市復興時,當時為了快速處理龐大的通話量,城市裡逐漸改用自動式交換機,各別用戶的電話也隨之改為撥號盤式的自動電話,但因為交換機與電話均採用「自動」一詞,易混淆民眾,因此 1925 年(大正 14 年)時將公共電話日文漢字名字改成「公眾電話」,源自美國「パブリック・テレホン」(public telephone)之說法而持續延用至今。

臺灣與日本更改「公眾電話」名稱的理由相同。1932 年(昭和 7 年)臺灣第一個自動式交換機系統在高雄啟用前,當局為避免誤會,將原稱「自働電話」之公共電話改名。

高雄郵便局電話交換室廳舍
資料來源:偏門研究員KUN,〈全臺最早的自動交換電話〉,2017年2月1日
http://kunchentaiwan.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_1.html

臺北普通公眾電話的影像,可參考李火增先生拍攝臺北新公園內的公共電話 。

臺北市新公園公眾電話
資料來源:聚珍臺灣臉書,2020年02月06日。https://www.facebook.com/gjtwn/photos/a.237423139760845/1480036588832821/?type=3&theater

而臺南的公共電話亭圖像,則可參考《觀‧臺灣》第28期有提到的西門町公設電話。

1930年代臺南西市場公眾電話
資料來源:王子碩,〈日本時代的臺南西市場〉,《觀‧臺灣》,第28期(臺南,2016年1月),頁43。

公共電話的類型、數量與撥打限制

日治時期的公共電話最早設於臺北火車站內,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從電話所轉成的「局內公眾電話」,另一類則是由自働電話改名叫「公眾電話」。

在這些電話中,最接近我們目前對路旁公共電話的概念的是「普通公眾電話」,不過,在即使在日治後期的 1936 年左右,普通公眾電話僅設置於全臺重要的「市」級地方行政區,及少數的「街」級地方行政區,且大多位於火車站,或許是考量民眾移動至目的地後,有馬上聯絡之需求。

然而,整體情況來看,服務據點和通話數量較多的還是設於郵局內的局內公眾電話。

年份1917起 1932起地點性質數量
公共電話統稱公設電話公眾電話
類型一公設(普通)電話
(源自電話所)
局內公眾電話設置於電話官署內(固定性)
類型二公設(通常自働)電話普通公眾電話長時間設置於全臺少數大城市內重要地點(固定性)
北、基隆、新竹、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及屏東
淡水、宜蘭、花蓮港、臺東
類型三公設(特殊自働)電話特殊公眾電話在某段時間內設置於有活動舉行的公共集合場所(臨時性)不一定
日治臺灣公共電話名稱演變及性質
資料來源:曾立維,〈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電話之發展〉,《政大史粹》,20( 2011年6月),頁145-146。

日治時期哪些地區的路旁有設置公共電話呢?

以日治前期(1917 年)來說,路旁的公共電話其實很少,全臺自働電話僅 25 處,設置最多的地區是臺北,但僅止 8 處,所以路旁要找到可以打電話的公共電話實在不是太容易。

到了日治後期(1936-1937 年),公眾電話全臺增加為 33 處,其中臺北州就占了 15 處。另外,像是新竹州、臺東廳、花蓮港廳全州廳內均只有 1 處。表二整理臺北州所有公眾電話所在地,臺北新公園有一座公眾電話,即為上述李火增先生於新公園內拍攝的。

其實,路旁類型的公眾電話數量增加有限,這是具體反映出民眾的使用需求有限,也就是撥打的通數並不多。

在 1916 年時全臺總計只有 44,553 通,到了 1936 年也僅增加至 129,249 通,就當年度一個公共電話一天的撥打通數,前者僅接近 5 通,後者也僅接近 11 通而已,就民眾利用程度來說確實不高。

所屬郵便局位置
臺北郵便局臺北驛
臺北裏驛
臺北萬華驛前
臺北西門町
臺北萬華
臺北文武町
臺北古亭町
臺北圓山
臺北新公園
臺北千歲町
基隆郵便局基隆驛前
基隆日新町
基隆岸壁
宜蘭郵便局宜蘭驛前
淡水郵便局淡水驛前
1936年臺北州內普通公眾電話所在位置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電話帖:臺北州下各局》(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1936),頁1、192、250、260。

當時使用路旁公共電話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當你要用臺北新公園的公眾電話打給高雄的朋友時,你會發現撥打不通,這不是因為這臺公共電話故障了,而是電話有其撥打的地區限制。

昔日,公眾電話能撥通的地點限於一次通話費 20 錢以內的區域。

以 1916 年的臺北來說,市內通話一通 5 錢,可撥打市外電話的地區僅限今臺北市、新北市及北桃園等臨近城市。

若撥打到其他地區的話,費用會超過 20 錢,因此無法撥打。從 1903 至 1923 年統計資料可見,使用公眾電話的民眾約有九成是撥打市內電話,縱使後來可撥打區擴大到一通 25 錢內的地方,但撥打市內電話比例仍占九成。而且,這些位於火車站與市場前的公共電話亭,還需撥打對象必須有裝置電話才行。

因此,全臺電話用戶在 1941 年只有 25,831 戶(每千戶中有 24 戶)之下,也未必能夠發揮電話快速傳達訊息的原意,在運用效果受限下,民眾的使用頻率自然不高。

由於撥打郵局內的公眾電話易被旁人聽見,撥打路旁電話亭內的普通公眾電話保密性較高,故較可能被身份不可為人知的人們利用,也因此曾發生過一些趣事。

例如 1936 年 2 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一則通緝強盜林發落網的新聞,女給郭寶玉先返回同居處時被埋伏的警察逮補後,林發為了救郭寶玉,撥打了西門市場前公眾電話到北警署(現今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假裝是郭寶玉親戚詢問其被逮原因。顯然以林發的通緝身份而言,使用路旁電話亭撥打比用郵局內的公眾電話安全多了。

強盜林發與女給郭寶玉的戀愛介紹
資料來源: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自由戀愛──時代製造的浪漫】展覽(作者2019.10.22拍攝)

另一起事件發生於 1927 年,臺灣革命青年團的張秀哲在上海遭日人逮補,於押回臺的船上時,他找到機會寫了要給父親的信,交給船上正要回臺的劉明,請他下船後交給自己的父親。

劉明下船後,跑到臺北新公園撥打自動電話,通知張秀哲的父親張聰明。由此可知,劉明應是考量通話內容較隱密,不宜為公家機關所知,故來到新公園內使用公共電話撥打。

電話帖中臺北北警署和張秀哲家的電碼號碼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電話帖:臺北州下各局》,頁25、76。

雖是名為公共電話,但實際上一般人大多不曾使用。

以當前資料而言,日治時期較清晰的路旁公眾電話亭影像不多,且當時的電話無法觸及的區域還很多,這些地方的訊息傳遞則以電報為主。

儘管公共電話對當時民眾來說利用情況有限,但因它裝設在臺灣主要城市的重要地點附近,也許有機會被某位攝影師或喜愛攝影的民眾拍攝下來,或被製成重要景點明信片,以後在看老照片、或風景明信片時,不妨多多注意照片裡是否有公共電話的身影。

延伸閱讀:「借鹽時代」的臺灣,破壞公用電話是會被處死刑的!

參考資料

  1. 〈告示第三十一號〉,《府報》,第1239號,1917年3月10日,頁60-63。
  2. 〈彙報:通信〉,《府報》,第1253號,1917年3月28日,頁136-139。
  3.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電話帖:臺北州下各局》,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1936。
  4. 國島水馬畫;戴寶村解說,《漫畫臺灣年史》,臺北:前衛出版,2000。
  5. 曾立維,〈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電話之發展〉,《政大史粹》,20( 2011年6月),頁141-190。
  6. 張秀哲,《「忽忘臺灣」落花夢》,新北市:衛城出版,2013。
  7. 楊振興,《話筒裡的臺灣:從摩斯電報到智慧型手機》,臺北:獨立作家,2016。
  8. 王子碩,〈日本時代的臺南西市場〉,《觀‧臺灣》,第28期(臺南,2016年1月),頁40-43。
  9. 鄭麗玲,《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臺北:玉山社,2018。
  10. 魚夫,〈臺灣什麼時候開始可以打電話?〉,《民報》,2017年03月10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ecbd7783-bf73-4023-9123-7a9c4dcdd575。
  11. 偏門研究員KUN,〈全臺最早的自動交換電話〉,2017年2月1日
  12. http://kunchentaiwan.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_1.html。
  13. 聚珍臺灣臉書,2020年02月06日,https://www.facebook.com/gjtwn/photos/a.237423139760845/1480036588832821/?type=3&theater。
首圖來源:killerturnip, via creative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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