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十英鎊換一顆希望的種子──澳洲版的「大江大海」

今天筆者要說的故事有點特別，一段大部分臺灣人都不曉得、卻又有熟悉感的歷史記憶，只是這次竟然發生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座島國。

想像一下，在某個平行時空裡，臺灣歷史是這麼寫的：獨立的臺灣民主國於 1895 年「日清海戰」後成功建立，成為融合中華文化的原漢混合國家，爾後受清國自強運動影響而走上現代化道路，對於近代戰亂頻繁、自強運動失敗的中國常抱以同情；於是 1949 年中國國民黨國共內戰失利時，臺灣民主國政府制訂了大量接收大陸各省軍民的移民政策，短短幾年內全島人口頓時多出上百萬中國新移民。

而以上的幻想情節，就真的在現實世界、差不多時間點的澳大利亞建國初期熱熱鬧鬧地上演了。

西元 1900 年，澳洲六個英屬殖民地以聯邦的形式建國，英女皇只有名義上的主權，澳大利亞政府則享有獨立治權。然而，在建國初期的頭五十年當中，其國防、科技、文化、意識型態幾乎完全仰賴大英帝國，實際上一般民眾也視自己為「在澳洲的帝國臣民」而不是「澳洲人」。簡而言之，在那個年代，建立聯邦的意義對大多數人來說反映在地方自治而不是國民意識。澳洲在兩次世界大戰當中仍然義無反顧地為「祖國」犧牲了不少年輕生命。
 

二戰後，英倫三島滿目瘡痍，整個西歐生產工業都被摧毀，於是澳洲政府在「白澳政策」的大方針之下，特別為「祖國內地」量身制訂了一套「只要十英鎊」移民計畫，鼓勵內地青年移民澳洲，促成了一個被澳洲人稱作「十英鎊內地仔」（Ten Pound Poms）的世代。在我們繼續講古之前，不能不提，這個時候的澳洲社會正處於一個微妙的階段。
 

大不列顛版本的小中華思想

進入二十世紀，隨著英國國力日益衰弱，許多帝國殖民地相繼獨立，一個歷史課本不提的有趣的現象發生了，前殖民地之間搶著當「小英國」，甚至比發源地還更強調維持英國文化純正的重要性。

澳洲人這種「小英國」傾向源自於天生的不安全感集體意識，跟王室被廢之前的韓國「小中華」思想非常類似，都是強調維繫宗主國關係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同時又認為自身保留了比文化發源地更好的精華部分。澳洲社會當時最常見的論調就是：澳洲孤懸在祖國及歐洲文明地區半個地球之外，卻離人口稠密的亞洲如此近，以澳洲英裔移民人口相對稀少的狀況而言，要保衛一整塊大陸島嶼的安全，只能仰賴維持跟祖國之間的關係，軍事上對祖國效忠以換取祖國的保護，文化上大量吸收祖國移民以維持純正性。

（這種害怕「黃禍」的心理在二戰日本南侵時更加得到印證，直到今天澳洲國防政策還是按照這種邏輯擬定，只不過保護國與假想敵換成了美國跟中國。）

如同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他的著作《帝國：大英世界秩序興衰以及給世界強權的啟示》中提到的，管理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與疆域的大英帝國施行種族包容政策，但自帝國脫離出去的殖民地卻往往反其道而行。日不落帝國版圖當中，除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廣為人知以外，就屬澳洲的「白澳政策」最為典型。

對於白澳政策，澳洲一戰歷史大家查理斯賓（Charles Bean）下的註解是「不遺餘力維持自身作為白人西方國家的社經文化之最高水準，然而在這段冠冕堂皇下被掩蓋的，是當時透過嚴格屏除亞裔參與的手段」，指的就是澳洲建國初期透過種種歧視性移民法阻絕有色人種移入，卻大肆鼓勵歐裔（主要是英國）來澳的移民方針，目的是為了維護英國文化在澳洲的絕對性主導地位不受到任何亞洲文化的挑戰。其中尤以「1901 年移民限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最為惡名昭彰，該法規定所有移入澳洲的新移民必須要通過一項「 50 字聽寫測驗」，這 50 個字居然還不是英文，只要是任何歐洲語言即可。

這種公然歧視的政策之所以存在的原因，除了來自對母國文化的仰慕之情外，還可追溯到於 1850 年代淘金潮時期，本地勞工階級不滿廣東華人蜂擁至澳洲礦區所造成的社會摩擦。「白澳政策」就這樣持續了 60 年，一直到越戰期間，澳洲以美國盟友的身分半被動地接收大量越南難民之後才告一段落。

用十英鎊換「希望的種子」

我們要說的故事，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開始的。

1924 年「老大哥青年運動」（Big Brother Movement）問世，由理查林頓爵士（Sir Richard Linton）創立、總部在雪梨的非政府組織與澳洲移民部合作推動，旨在鼓勵英國青少年到澳洲農場打工旅行，藉機思考未來是否留在澳洲定居，作為吸收英裔移民的管道，也是今日澳洲打工旅行風潮最早的前身。

1945 年，時任澳大利亞移民部長的亞瑟寇威爾（Arthur Calwell）喊出了「增加英裔人口或等著被稀釋」（“Populate or Perish”）的口號，推出了祖國限定的「協助移民計劃」（Assisted Migration Scheme），主要內容規定凡 45 歲以下、身體健康的「祖國內地成年人」，只要付 10 英鎊（兒童完全免費），也就是當時在商店打工約十週的薪水，就能拿到前往澳洲的船票，價值約等於英國下層民眾兩年不吃不喝的薪水總和，其餘費用大部分由澳洲政府補助、英國政府部分分攤，唯一的但書就是必須至少在澳洲待上兩年。

在當時的英國各地，無論是電視廣告還是報章雜誌都可見「你兒子的未來就掌握在你手中，快帶他來澳洲！」或是「澳洲．擁有美好明天的寶地」之類的宣傳口號，內容不外乎強調「澳洲式生活」（Australian Way of Life）有多美好，如此難得機會不容錯過等。

 

對戰後百廢待舉、經濟蕭條的英國來說，這確實是個減少人口壓力的好辦法，付點錢跟窮人說掰掰。對飽受日本侵擾的澳洲來說，祖國各行各業的技術移民來得正是時候，一來可以改善澳洲長期人力短缺的情況，二來可以幫助維持澳洲的「英國本色」。

對英國年輕人來說，澳洲未受戰火波及的環境、正要起飛的經濟榮景、帝國之南的海灘風情都非常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澳洲政府保證協助移民快速找到住所及工作，花十英鎊賭一把人生希望絕對比待在殘破家園那種不確定感要來得好多了。

於是在各種推立及拉力的交互作用之下，短短幾年內這批來自英國本土的移民潮人數就突破百萬大關，占了當時澳洲總人口超過六分之一，形成澳洲歷史上第三波主要移民潮。他們被澳洲人稱作「十英鎊內地仔」（Ten Pound Poms）。

坦白說，澳洲英文中的 "Pom" 原本是貶意詞，是「女王陛下流放的犯人」（Prisoner of Her Majesty）或「母國的流放罪犯」（Prisoner of Motherland）的縮寫，雖然在二十一世紀的澳洲已經變成中性的歷史名詞（但在英國的大英辭典裡仍是貶意詞），但是在二戰後初期那個時代，卻是澳洲人拿來戲稱「祖國內地來的新移民」，隱隱約約能嗅到一絲瞧不起新移民的味道。

讀者一定想說這豈不是前後矛盾了嗎？澳洲人怎麼會既看不起又很仰慕祖國人呢？這其實大有官方熱民間冷的嫌疑，官方心裡想的是如何用「白澳政策」變身小英國，外加解決經濟發展需才孔急的問題，當然調子是越唱越高。 1950 年代的澳洲工黨眾議員赫倫（Leslie Clement Haylen）提過「英國移民是最棒的移民……主要是因為完全不必擔心同化的問題」；第十二任澳洲首相孟席斯（Robert Menzies）也說過「來自帝國的移民不會造成什麼大問題；英澳間的移動就像從英國約克夏郡搬到索美賽特郡、或是由澳洲墨爾本遷到伯斯一樣自然」。雖然在官方資料中不乏澳洲人對於祖國來的新移民給予熱情的擁抱的畫面，有時候內容卻幾近諂媚了，簡直在「仰望祖國」跟供奉「內地青年」。

事實上，如果你是當時的澳洲居民，你的想法可能就直接多了：第一，二戰日本南侵時，英國根本把澳洲棄之不管，還是靠美國才守住最後防線，英國這個衰退的祖國原來也只是紙老虎。第二，這些內地仔一定是在英國混得不好才會過來經濟蓬勃的澳洲。第三，這些政府拿我們的稅金去補助內地仔的船票跟移民計畫，而且金額之龐大，恐怕澳洲本土中下層民眾都沒這福氣。第四，跟內地仔鄰居互動過程中，一定會一直聽到澳洲多荒涼，內地多繁華這種抱怨，那你們到底所為何來？

就像情侶間「為興趣而戀愛，因了解而分開」，實際相處經驗往往不若外表這麼光鮮亮麗。最後，這批二戰「十英鎊」百萬移民潮之中，將近四分之一的人選擇回到英國，但這 25 萬人中的半數終究還是再次回到了澳洲，被稱做「迴力鏢內地仔」（Boomerang Poms）。筆者看的資料中就有許多內地移民抱怨自己有時感到受騙，因為一來澳洲政府所謂的「住所安置」常常是讓他們落戶在附近杳無人煙的內陸小鎮，二來澳洲政府喊出的「澳洲式生活」逐漸從美夢變噩夢，因為每個內地移民心中都在用一個不存在的想像來衡量自己是否已經融入澳洲社會，形成莫名心理壓力，而澳洲政府對於這種心理狀態卻一無所知。最後，即便澳洲政府在全國各地成立「好鄰居委員會」（Good Neighbour Council），希望動員鄰里系統幫助內地移民快速適應生活，不過對某些移民來說宣傳效果有時候大過實際意義。

當然，即便這些都是親身經歷，卻不代表所有十英鎊移民的看法，最後選擇留下來的人也不見得就過得很不快樂，端看每個人如何適應這段移居的轉變過程，並且對他們的人生做出抉擇。

本文最後，筆者為大家準備了一段真實的生命故事，來自墨爾本大學歷史哲學系教授莎拉威爾（Sara Wills）的訪談紀錄，與故事的主角一起進入那段飄洋過海的時光。

第一百萬個內地移民，芭芭拉的故事

1955 年，「好鄰居」這個全國性刊物以一個年輕女性做為該期十月封面，而這個封面人物就是故事的年輕主角芭芭拉波利特（Mrs Barbara Porritt）。 芭芭拉當時年 21 歲，是個來自英國約克夏郡的速記員，娘家本姓伍德（Wood），「好鄰居」還說芭芭拉老家就離首位登陸澳洲的英國歷史名人庫克船長（Captain Cook）出生地只有十英里，是個「非常巧合的關連」。記者訪談餐會還特別以芭芭拉家鄉的代表花白玫瑰佈置，以彰顯英澳友好。

該期「好鄰居」不僅詳細介紹了本人生平、給芭芭拉灌上「我們的百萬內地小姐」（Our Miss Millionth）的響亮稱號，還特別提到芭芭拉決定和 25 歲未婚夫丹尼斯波利特（Dennis Porritt）到澳洲結婚，盛讚他們的婚禮將從本來在英國鄉下老家的寧靜婚禮變成全澳矚目的「國際婚禮」。意料之外成為鎂光燈焦點、再加上澳洲政府百般禮遇，固然讓正值青春年華的新人感到驚喜，但隨之而來的壓力跟老是得配合官媒作樣版宣傳開始讓芭芭拉感到苦惱。

芭芭拉後來在訪談中提到「百萬內地小姐」這個稱號時表露了某種厭煩的情緒，她說印象中最深刻的後遺症就是澳洲媒體把她形容到自己都認不出來，例如在英國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而投奔澳洲則給她的人生帶來希望曙光等，來凸顯澳洲式生活的優越性比之祖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尷尬的是，這種內容居然還傳到遠在英國的母親那裡去，更別說其他還待在英國的親友會怎麼看待此事。芭芭拉講到這裡還是有些激動，因為在她的心目中總是抱持對母親的虧欠。當時，一張往來英澳之間的船票就得花掉一個工人階級近兩年的薪水，所以芭芭拉即便從書信往來中得知母親生病的消息，還是必須等到經濟情況許可才能回到家鄉探望母親。「當我們回到老家探望時，病危的母親根本認不出我了，我不曉得跟其他人講過多少次『我不應該離開的』，尤其是母親生病了之後，一直讓我覺得離開（英國）是個糟糕的決定」，芭芭拉眼角似乎泛著淚光。

的確，移民生活不如一開始在家鄉看到的「十英鎊」宣傳廣告說得這麼完美無缺，即便芭芭拉一家的經濟情況尚可，但除了錢以外，人生還有許多事情才能圓滿，例如到底該怎麼融入澳洲式生活跟主流社會。芭芭拉和先生最初被安排居住在紐伯羅小鎮（Newborough），位於維多莉亞州的拉籌伯谷（La Trobe Valley, Victoria）。1956年的紐伯羅鎮根本是個移民眷村，鎮上只有 8% 的鎮民是原本舊居住在此地的居民。

當她丈夫波特利先生開始第一份在澳洲的工作後不久，向芭芭拉驚嘆到「你無法想像澳洲人到底有多依賴移民來幫助他們處理一個國家基本應該有的那些工商功能」。而鄰居同事間的話題不外乎是「真懷念祖國的繁華」或是「真想回老家」，芭芭拉說她根本打從心理討厭那個環境，這也讓波特利先生警覺長期待在這種閉鎖的人際圈裡會讓兩人心理變得越來越不健康，也不利於融入澳洲社會。於是夫妻倆後來選擇另一個小鎮亞隆（Yallourn）落腳，曾是電工的先生受雇於維多利亞國家電力公司（State Electricity Commission of Victoria），在附近鎮上擔任到府業務員。

1960 年，芭芭拉回英國探望母親的六個月當中，她的第一個女兒誕生了，再次吸引了許多澳洲媒體，想製作一系列「百萬內地小姐」的後續專題報導，只是這次，芭芭謝絕了採訪，她說她誠心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以平凡澳洲女孩的身份快快樂樂地成長，而不是作為「內地第二代」享受任何特權或鎂光燈焦點。同年，夫妻兩個人也做了一個更重要的決定，那就是他們選擇坎培拉當作下半輩子生兒育女的地方；夫妻二人後來帶著剛出生的女兒，在坎培拉開始了真正新一頁的人生，一個不需要任何人來詮釋的澳洲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