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有其他人難以企及的獨特之處。」終老城南的日本「能樂」畫師武部竹令

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成立於 1955 年，靜靜佇立在如今的南海路旁。其外觀屬於紅磚綠瓦的中國北方宮殿式樣，包含藝術教育館、工藝設計館（原科學教育館）在內，這些建築皆反映出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刻意在新領土上，移植中國美學的空間意識形態。

正如同其建築語彙所揭示的中國文化面向，史博館於 1956 年分別接收兩批重要的文物，成為其最主要的館藏基礎。包含河南博物館的舊藏，主要為河南新鄭、安陽殷墟、輝縣琉璃閣的青銅器。古云「問鼎中原」，國民政府之所以將青銅器移至史博館、故宮等機構珍藏，不免有自詡中華道統正朔的意味。【圖 1】

 

另一批做為館藏基礎的文物來自日本，是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歸還中國的陶瓷、文書及宮廷字畫等。然而，日本與史博館的淵源可不僅如此。在史博館成為如今外觀前，原本的館舍是日治時期總督府殖產局的商品陳列館。

商品陳列館成立於 1917 年，原為 1916 年臺灣勸業共進會的館址。之後負責展示、陳列臺灣及南洋的物產，外型為二層樓的木造日式建築，造型雅致，一旁闢有水池，整體造型很難與之後的史博館聯想在一塊。【圖 2】

但無論如何，史博館自設立以來，社會大眾對其印象皆停留在中國古物的展示陳列。隨著其後來被改建成如今的宮殿式外觀，該印象獲得進一步增幅。然而，自 1955 年創設以來，史博館陸續購藏、接收、獲贈來自四面八方的文物。其中也包含與史博館作為「中華文物展示機構」的形象難以連結在一起的藏品，比如以下這件武部竹令（1861-1940）的《日本能樂人物》。【圖 3】

雖說史博館收藏不少戰後在臺受邀辦展的日本畫家、書法家的傑作。不過像這樣深具日本文化風情的主題卻十分少見。這位武部竹令是怎麼與史博館牽上線的？而該館又為什麼會典藏像這樣的作品呢？

來臺的能樂師

實際上，本名竹次郎的武部竹令，是日治時期來臺灣活動的謠曲家兼畫家。1895 年竹令隨日軍來臺。據說在始政典禮上，他曾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面前演出能樂「八島」，獲其讚賞。在日籍作家西川滿的歷史小說《臺灣縱貫鐵道》，便收錄這段往事：

來臺後，竹令在臺北市北門附近經營吳服店（和服店），工作之餘從事能樂的演出。是日治時期最早在臺灣開設吳服店及從事能樂表演者之一。1903 年結束吳服店的經營並短暫返日，1909 年返臺居住，而這一住，就是一輩子。【圖 4】

在臺灣畫壇，武部竹令以能畫聞名。能畫，顧名思義就是描繪能樂舞臺、演出的繪畫。在 1927 年第 1 回臺灣美術展覽會中，他以六十多歲的高齡創作兩幅能畫《翁》、《猩猩》入選臺展。【圖 5】 這一年同時也是臺灣畫家如郭雪湖、陳進、林玉山入選臺展，被後世冠以「臺展三少年」美稱的時刻。

 

猩猩是能樂的曲目名，亦是中國及日本民間傳說所記述的一種妖怪。在能樂的演出中，猩猩多以一身紅色的散髮、面具、穿著為其裝束。實際上，前面史博館的《日本能樂人物》所描繪的是便是猩猩。

當時的畫評認為：「武部竹令所專長的能畫《翁》與《猩猩》，雖然呈現手法不同於耕漁（月岡耕漁，活動於明治到大正年間的浮世繪師、能畫家），但在臺灣，有其他人難以企及的獨特之處」。認為能夠描繪「能」這種少數日人才能精通、鑑賞的表演形式，身兼謠曲家及能畫家的武部竹令，有著他人模仿不來的獨特性。

然而到了隔年，武部竹令再次以能畫準備投入臺展時，卻鎩羽而歸，自此之後再也沒能入選。之後，年事已高的竹令退居畫壇後方，鮮少參加主流畫展，1940 年以 79 歲高齡因病逝於臺北家中。

竹令與潤菴

回頭來看這幅《日本能樂人物》，實際上，他是在 2005-2007 年間，由魏清德（1887-1964）後人所捐贈的書畫之一。這位在日治時期有著小說家、漢詩人及書畫收藏家等多元身分的報社記者，肯定有許多管道能與武部竹令往來，收藏這幅畫作。

再加上，與魏清德交往密切的報社主筆尾崎秀眞、詩友王少濤與恩師漢詩人須賀蓬城等，也都有與竹令往來、交友的紀錄，也不無間接輾轉獲贈此畫的可能性。

從收藏觀的角度來看，魏清德的收藏以傳統文人畫、書法為主，這幅重彩裝飾性強、具有濃厚日本風情的人物畫，或許非其所好。不過魏清德同時也具備現代知識分子的開闊視野，先後贊助、支持過黃土水與陳澄波等人的藝術創作，且已知的收藏中亦不乏日人畫家的作品，顯示出他交友廣闊與藝術開放的態度。【圖 6】

魂歸城南

魏清德過世後，其收藏由不同家屬後代繼承，直到 2005 年以後捐贈史博館。2007 年，該館舉辦魏清德書畫捐贈展，並出版圖錄，近年更在文化部的支持下成立主題網站。

乍看之下，這幅深具日本傳統文化脈絡的作品，與來自河南的青銅器、清宮的陶瓷書畫一同典藏，顯得十分突兀。不過此時我們若從史博館的大門向左轉，沿著南海路往牯嶺街右拐，約莫步行十分鐘便會抵達武部竹令的故居。

日治時期，這裡屬於佐久間町的範圍，坐落著許多總督府官僚的宿舍，與當年的商品陳列館、植物園、建功神社等建築所在的南門町，一同構成靜謐的臺北城南風景。

也因此，若暫時放下對史博館典藏中華文物的既有印象，我們將能為這幅畫的漂泊之旅記下最後的註腳：歷經百年的流轉，畫家年老已逝，其居所亦不復存在，但它終於回到畫家晚年隱居之處，繼續記錄一位被遺忘老畫家的城南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