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歐洲世界經濟是在何種原因下，於何時何處成立的？華勒斯坦在《近代世界體系》 中，針對這個議題提出了挑戰。
據他的說法，歐洲世界經濟是在 1450 至 1640 年左右，於環繞大西洋的大陸地帶，形成了核心、半邊陲、以及邊陲的三重架構（而這個時候， 正好也是日本的鎖國政策大致成形的時期。關於兩者時期的重疊，我們必須特別留意）。既然如此，那它形成的主因又是什麼呢？
華勒斯坦認為，那是因為十四世紀的歐洲全境，都面臨到所謂的「危機 」狀態；這些危機的內容，包括了技術毫無進步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地力疲憊、戰爭頻仍、以及自十四世紀中葉起，斷斷續續襲擊整個歐洲的疫疾。為了克服這些危機，歐洲人開始摸索嶄新的經濟秩序；這種摸索為日後歐洲世界經濟的開花結果，埋下了種子。
然而，華勒斯坦沒有注意到的是，十四世紀陷入危機的，並不只有歐洲而已；包括中東和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人類面臨到前所未見的危機。
有些學者試圖在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間降臨整個歐亞大陸的寒冷氣候身上，找出危機的主因，但更受矚目的，則是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提出的瘟疫說。這場幾乎造成歐洲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瘟疫，帶來的影響極其深遠。
由於瘟疫不論對信仰無所用心者、或是一心侍奉神明者，都毫無區別地加以襲擊，因此引發了人們對於中世紀最高權威──宗教的懷疑，而在探究疾病原因的過程中，也為近代的科學精神奠下了基礎。然而，近代醫學的建立還需要時間，所以當人們在面臨死亡逼近眼前的恐怖時，仍然只能求助於中世紀的醫療手段。
那麼，這種狀況跟歐洲在地理上的擴張又有何關係呢？概略來說的話，大致就是以下的情況：構成中世紀醫療的重要手段之一，不是別的，正是包含胡椒在內、各式各樣的香料 。
這些香料通常會在醫院的管理下，由藥局（Apothecary）進行販售。西洋人為什麼不顧危險，在那段時間像是著了魔一樣，拚命地找尋香料呢？當然，箇中也有把它當成食物的防腐劑或是佐料，珍重視之的意味在，但若想到在那個不問身分高低、一視同仁地將人們帶往黃泉路上的疫疾四處蔓延的時代裡，「香料其實是被當成藥品在使用 」的事實，或許就能有所理解了。
不管開價多高都能賣得出去，這就是香料。它也是種能夠當作貨幣的替代品，帶給人們巨大利益的物產。相較於此，對買方來說，即使價錢開得再高，也不得不買。砂糖、茶、咖啡，在一開始引進歐洲的時候，全都是被當成藥物來使用的。
席捲歐洲大陸廣大區域的疫疾，大約是始自 1350 年左右，並在之後至少一百五十年間，持續給整個歐洲帶來嚴峻的危機。1350 年代在日本，正好是倭寇開始大為猖獗的時代。倭寇在中國、朝鮮沿岸大肆破壞，對人口和糧食進行擄掠；之所以如此，據推測應該是和日本國內的糧食問題有關。這個時期，日本國內正處於南北朝的內亂期，危機的徵兆同樣相當顯著。
日本的中世紀也以這個時期為界，劃分為前期和後期──不，不只如此，這甚至可以視為是日本史整體的轉換期，是一個劃下深刻斷絕鴻溝的時代。網野善彥就說「這是民族體質、乃至民俗根基在構造上的巨大轉換期」；以這段動亂期為轉捩點，「巫術性質逐漸從社會上消失……理性漸漸占了優勢。」這樣的演變，和歐洲對宗教的懷疑、以及理性精神的崛起如出一轍，而這並非偶然。
假使事實正如前文所述，那麼亞洲舊大陸的人類在十四世紀中葉，普遍面臨了前所未見的生存危機；為了解決這樣的危機，他們開始跨足海外，在被舊大陸所環繞的印度洋海上， 以海賊或是貿易商的身分彼此邂逅。這是有史以來頭一遭，有這麼多的民族，在名為「亞洲海域 」的這片舞台上，進行如此多彩多姿的國際交流。日本人也在亞洲海域──特別是環中國海（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大為活躍。
縱使他們的主要動機已墮落為對現世利益的追求，但在此同時，當迥然相異的精神交迸出火花之際，仍然帶來了光芒燦爛的文化交流。如果基督教的傳教活動最能代表歐洲的文化衝擊，那麼日本文化的精華之一就是茶道。這碗茶水不只帶給歐洲人強烈的精神震撼，更深深浸入了英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1]
總而言之，這種經濟文化交流的背景，乃是源於中世時期，人類在超越自身智慧與能力的疾病方面，所共同擁有的危機體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踏足未知的海外，在那裡展開熱烈的國際交流；而直到此時為止，不論在地理或是歷史上，都只能稱作文明世界外圍、甚至是「邊陲 」的歐亞大陸兩端地區──英國和日本，也在這種背景下，各自產生了理性的新秩序，從而形成了近世（近代）社會。其中一個方向最終在歐洲形成了開放的「近代世界體系 」，另一個方向則趨於封閉，最後產生了日本的近世江戶社會。
史家巴拉盧（Geoffrey Barraclough）在他的著作《世界史的轉捩點》中曾說：
當歐洲擴大的同時，東亞各國卻像貝殼一樣緊閉，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驚訝的狀況。
活動規模擴張到新世界的歐洲，與將自己凝縮到宛若造景模型般小小天地中的日本，相較於兩者在理性經濟社會方面的共通性，其相異性質確實是比較顯眼。我在這裡就以一句話來概括其相異性，並作為本章的結尾。這句話就是：「日本與歐洲的相異性，其實乃是和軍備與經濟的問題密切關連（更廣義來說，就是「戰爭與和平 」）。 」
江戶社會的形成，是始於「對鐵砲的放棄 」。關於鐵砲傳入日本的故事，我們都已耳熟能詳，但「放棄鐵砲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放棄鐵砲在意義上的重大，其實完全不遜於鐵砲的傳入。
一部世界史，就是戰爭的歷史；而戰爭的歷史，同時也是武器發達的歷史。不只如此，武器發達和技術發達之間，又有著密切的關連。在人類史的漫長歷程中，技術（道具）的發達乃是一以貫之；然而在此同時，人類在殺戮方面的技術與道具，也隨之發展起來。這樣的過程筆直前進、看似無法倒退；然而在這世間仍有例外，那就是日本。
在戰國時代深切的國際交流中，日本引進了歐洲科學技術的精華──鐵砲，熟習了它的製造方法，並且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鐵砲擁有國。豐臣秀吉在朝鮮之役中，也大量使用了這些鐵炮。然而當近世江戶社會展開之際，日本卻對此毫不留戀，毅然回到了「刀的世界 」。姑且不管這項政策背後的意圖何在，總而言之，結果就是在殺人技術方面倒退了。
這項事實對於今天核武所代表的兩難──既是人類科學技術輝煌進步的象徵、也是人類滅亡的象徵，不也是一個很好的啟示嗎？
確實，若是將鎖國這個選擇和歐洲進行對比，我們便可以看出，它具備著「放棄鐵砲、選擇和平 」的層面。在「鎖國 」當中，日本謳歌著天下太平的盛世；但在「近代世界體系 」 中，歐洲卻把戰爭奉為圭臬。
十九世紀中葉，當歐洲高居世界霸者之際，蘭克寫了一本廣受稱譽的名著《世界史概觀：近世史的各時代》。蘭克在書中所言的「世界史 」，除了西洋史之外再無他者；而在書中亦隨處可見他的歐洲沙文主義偏見，以及把亞洲當成文化破壞者的蔑視筆調。後來，他的追隨者仰其鼻息，透過長篇累牘的歷史論述，將歐洲「近世史的各時代」描繪成兵連禍結的戰爭歷史，並使之廣為深入人心。簡言之，「近代世界體系」最大的特色，就是經濟與戰爭合而為一。
日本與「近代世界體系 」睽違兩百五十年的再次相遇，就是「黑船來航 」這起重大事件。從這裡開始，日本被迫面對新形態的國際交流，從而捨舊採新、斷然實施維新，並高舉「富國強兵 」的口號。這個口號，其實正巧妙地看穿了「近代世界體系 」那種「經濟力與軍事力 」合而為一的本質，不是嗎？
走上富國強兵路線的日本，躋身源自歐洲的近代世界體系之林，在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步步獲勝，最後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慘遭敗北。之後，日本再次放棄了軍備。第一次放棄鐵砲，是出於對正面國際交流的歸結，這次放棄軍備，則是負面國際交流（戰爭）的結果。前者確立了近世經濟社會，後者則帶來了高度經濟成長；這兩者其實都是下意識選擇了和平，從而走上同樣軌跡所致的啊！
為了避免誤解，我在這裡必須做個嚴正聲明：以上的議論，並不是要歌頌鎖國。在今日的地球、在已是宛若太空船「地球號 」般存在的時代裡，呼籲回到鎖國，無異是一種時代錯誤。正如撰有巨著《世界經濟的歷史、理論與展望》的堀江忠男先生所述，現代最重要的課題，就是「以地球規模進行問題思考的必要性 」。
但是，地球作為「賦予我們生存的整體 」這一事實，和鎖國這個「封鎖的世界 」之間， 確實是有可以相互比擬之處。從「賦予我們生存的整體 」這一共通點來看，鎖國在國境上擁有明確的界線，而地球也是有限的存在。地球的物質資源不只不是無限，而且是有限且稀少的。
把世界當成無限開闊，到處找尋征服對象，將開拓邊疆（破壞環境）當成美善之事， 高舉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以及達爾文風格的自然淘汰、適者生存口號，實為「近代世界體系」的價值觀。相較之下，把世界看待成地球是一個「有限的整體」，比起生物之間的競爭更強調共存共榮，這種今西錦司所主張的「分棲共存」原理，其展現出來的自然觀，才是真正值得學習的原理，而它與各民族的「分居共存」世界觀，又是彼此相通的。
以今西進化論、或者說今西自然學為根基，重視「整體調和 」的理念，乃是在日益加深的國際交流中， 和各國命運與共的日本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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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角山榮，《茶的世界史》，中公新書，198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