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自然「宣戰」：剿滅上億隻麻雀之後，人們付出了什麼代價？

雖然我們都很熟悉那些駭人的殘暴屠殺故事了，但在上面的故事中，被屠殺的受害者不是人類，而是麻雀。[1]
 
或者說，在擁有絕對權力的政黨主席毛澤東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們給這些受害者冠上了一項罪名──「四害」中的一害。
 
這場運動是「大躍進」這個廣大政治社會運動的第一場，始於 1958 年 1 月，目的是根除四種被斥為「害蟲」的動物。當時張貼的各種色彩繽紛的海報中有一張特別毛骨悚然，那是一張畫著四種目標被刀子串起來的海報，用來敦促忠誠的中國人民「除四害！」裡頭有傳播鼠疫的老鼠；散播瘧疾等各種疾病的蚊子；無所不在的惱人蒼蠅；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會吃掉珍貴種子與穀物、威脅收成的麻雀。
 
四害當中，麻雀被單獨挑出來成為主要目標，而中國領導階層向來喜歡口號，所以這場運動很快有了名字：「打麻雀運動」。根據政府科學家計算，一隻麻雀每年會吃掉 4.5 公斤的穀種；因此他們推算，每殺一百萬隻麻雀，就夠額外餵飽六萬人。這道數學題理論上正確，但結果卻徹底事與願違。
 
自毛澤東 1949 年首次掌權以來，中國人民已經先經歷了十年的可怕匱乏，因此他們急需任何可以吃的食物。想當然，這場活動無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肯定受歡迎，而且也有助於將整個國家團結在至高無上的領導人之下。成千上萬的麻雀，以及大量的蚊子、蒼蠅和老鼠等三「害」紛紛被射殺。[2]麻雀巢被搗毀、麻雀蛋和幼鳥被砸碎、打死在地上。一位目擊者如此寫道：
 

那些麻雀即使在最初的大規模殺戮中倖存下來，在村民和鎮民從早到晚的追逐和敲鍋打盆下，也根本無法繁殖與棲息，最終力盡而亡。殺死麻雀的方法有許多種，在這場生死搏鬥中全都用上了。

每個人無論男女老少都被期待參與這場活動。某張海報上就畫了一位拿著彈弓的孩童，笑著瞄準毫無防備的麻雀。毛澤東也表示：「所有人民，包括五歲小孩都該被動員來消除這四害。」這場殺戮不限於城市，鄉村的麻雀也同樣被毒餌誘殺、設陷阱捕殺，或被塗在樹枝上的膠粘住。
 
為了鼓勵這場屠殺，甚至還舉辦了競賽，擁有最多鳥屍的人可以獲得獎賞與褒揚。一位來自中國雲南省的 16 歲年輕男子楊舍盟（Yang She-mun，音譯）獨自殺了兩萬隻麻雀，消息上報後成了全國英雄。他趁這些麻雀白天築巢時先找出這些樹，到了晚上再爬上去徒手勒死牠們。
  倫敦北部馬斯韋爾山（Muswell Hill）一條繁忙的主要幹道後藏著一座舒適小屋，人們不會預期在這裡能找到什麼僅剩的「打麻雀運動」見證人。不過，住在這兒的周瑛（Esther Cheo Ying）卻一直過著不尋常的生活。
 
周瑛是位身材矮小、整潔、衣服講究，年近九十的女士。她在那本痛苦、誠實又值得一讀的回憶錄《紅色中國的黑暗鄉村女孩》（Black Country Girl in Red China）中講述了她人生的前半段。她生於 1932 年，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英國人，六歲前都在上海度過。1938 年父母離異後，她與母親和兩位弟妹回到了英國。然而回到英國並不意味著她年幼時期的動盪就此結束。我們一面喝著咖啡，一面聽著她就事論事的敘述：「我母親愛著她的孩子，卻無法照顧他們。」三位小孩因此被送去寄養家庭，在英格蘭中部（Midlands）的斯塔福郡（Staffordshire）由她摯愛的養父母「姨父姨母」帶大。
 
1949 年，十七歲的周瑛決定回中國加入紅軍，當時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剛剛奪取政權。她燃燒慾望以建設更美好世界的作為，我們今日看來似乎有點天真（尤其她又只認識她自己中文名的那兩個中文字）。

她告訴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年輕世代開始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開始質疑各種事物；當時我們意識到，這個社會並不公平……。」
 
儘管她在反抗毛澤東僵化的獨裁政權時，有時還是會顯露出英國的那一面，但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她還是做到了。當整座城市都在撲殺犬隻預防狂犬病時，就算她將因此失去寵物而心碎，一度不願服從，但最後她還是殺死了自己心愛的狗。
 
然而漸漸地，周瑛被迫違背意願行事，而她也不再緘默。「我一直很叛逆。起初我也像大家一樣著迷。之後我開始質疑一些我不該質疑的事。」在下達殺麻雀的命令時，她的叛逆之心已然沸騰。當時周瑛任職北京英語廣播電台，她回憶道：「這一切都該停止」。隔天清晨，成千上萬的民眾蜂擁上街，開始殺戮。
 
她是電台員工中唯一沒參加的。就連她聰明受過教育的同事好友林薇（Wei Ling，音譯）也加入了。周瑛回憶，「她像個野蠻人一樣跑來跑去，眼神呆滯地敲著鈸」：
  周瑛給我看了張褪色黑白照片，上面的她抱著一隻翅膀受傷的幼燕，牠是這場屠殺中數百萬的無辜受害者之一。「我發現這隻可憐的小鳥時，我才真正想開始破壞這場運動。我只想說『去你的毛主席──我才不參加！』」
 
除四害運動的細節在世全界激起餘波盪漾，《紐約時報》揶揄稱這些麻雀為「有羽毛的『反革命分子』，毫無例外是五年計畫的威脅」。《時代》雜誌的態度則較為嚴肅，他們引用北京《人民日報》的勝利報導，報導中的語調就跟戰時的對敵宣傳如出一轍：「戰勝前每位戰士都不該撤退。所有人都該勇敢熱烈地投入戰場；我們必須鍥而不捨地保有革命者的頑強態度。」根據《時代》雜誌報導，在中國的首都北京，一天就有三百萬人參與這場屠殺：[3]
  這場活動發起不到一年，華裔醫生兼作家韓素音（Han Suyin）寫了篇文章刊登在 1959 年10 月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週刊上，極其生動地描述這場屠殺。她憶起當時與已故父親的老僕人薛媽起了爭論，他堅決反對殺這些麻雀，但兩人的對話被屋外突然響起的揚聲器打斷。
 
韓素音回憶起揚聲器高聲說道：
 

我們的科學家已經發現，麻雀飛行兩個小時後就會筋疲力盡從天上掉下來，這時就能輕鬆捕捉。

在對抗公敵的崇高鬥爭中，我們的策略是不讓牠們在任何地方休息，無論是屋頂、牆上還是樹上。讓麻雀一直飛！

隔天早上破曉前，韓素音親眼目睹了一場麻雀對抗戰，一隊隊的男男女女聚集在街頭準備作戰。她回憶，起初麻雀一小群一小群的四處飛，但很快就開始散開，不是停在樹上，就是停在電報線上。每當這些麻雀要降落時，眾人就會用長竿驅趕或接連發出噪音大喊把牠們嚇飛。牠們實在無處可躲。被噪音騷擾到的還不只麻雀：韓素音也看見雨燕、烏鴉和喜鵲等一群鳥兒也近乎瘋狂的四處亂飛。
 
這也難免，被殺掉的不會只有麻雀。魯曉鵬（Sheldon Lou，這場屠殺運動進行時他還是個北京青年，之後成為加州大學教授）在他 2005 年的回憶錄中想起曾對一位友人提出的疑慮：「我們怎麼確定只會殺到麻雀，不會殺到其他鳥？」

想當然，他們確實無法確定。周瑛也想起在那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她在北京幾乎沒看見什麼鳥。「雨燕好多年都沒回來。我會仰望天安門和天壇，想著這片美好藍天之中少了什麼，之後想到：原來少了雨燕。」

對於身陷屠殺核心的韓素音來說，事情之後有了意想不到的轉折。她回到她父親的家時，居民委員會的翁同志跟她打招呼。他鄭重告訴韓素音，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但他們碰上了障礙：她父親的僕人拒絕讓捕雀隊進屋。並說她必須合作對抗麻雀，薛媽則駁斥，據她回憶老一輩都以慈善容忍的態度對待這些麻雀。「在我那個時代，沒有什麼打麻雀這種事。我是個鄉村婦女，我們只有在饑荒時才抓麻雀吃。」
 
翁同志的回答則簡潔有力。「現在不會再有饑荒了。」以事後諸葛來說，這些話聽來實在相當諷刺。
  還是有一些鳥差點就能逃脫。一群飛入波蘭大使館的麻雀起初還得到外交人員的庇護，當時使館人員斬釘截鐵地拒絕暴民入館的要求。不過麻雀也只得到短暫的庇護：使館很快就被這些不斷敲鑼打鼓的群眾包圍了兩天兩夜。最後，使館人員還是得剷走館內上百隻的死麻雀。
 
從表面上看來，這場打麻雀運動取得了莫大的成功。據稱有十億隻麻雀遭殺害，雖然這數字可能有點誇張，不過毫無疑問，確實有上億隻麻雀喪生。在這場大屠殺後，該物種在中國馬上就瀕臨滅絕。而整起事件最扭曲的部分是，幾年後中國卻不得不自蘇聯進口二十五萬隻樹麻雀，以彌補那些被蹂躪的數量缺口。
 
這場大屠殺後不到一年，可怕的後果降臨。1959 年 6 月至 7 月的稻米收成淪為一場災難。當時產量會驟降，理由很簡單：雖然麻雀秋冬確實以種子與穀物為食，但繁殖季節的成鳥得用幾百萬隻昆蟲餵食幼鳥。現在所有的麻雀都消失了，因此包含最具破壞力的大批蝗蟲在內，許多昆蟲都能把珍貴的穀物洗劫一空。[4]
 
然而，就算全國性饑荒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最終將導致上百萬中國人死亡，但整個 1959 年還是不斷在推廣鼓勵殺麻雀。最後在該年年底，毛澤東突然宣布打麻雀運動結束，並將「四害」中的麻雀改為臭蟲。因為這次政策急轉彎，許多國營媒體開始撰文譴責人們激情支持過的大屠殺行動，那也不過才一年多前的事而已。
  周瑛還記得，她曾一邊給她的朋友林薇看《人民日報》的影本，一邊表示她是對的。
 
林薇簡短反駁道：「我會記得你是怎麼說我們摯愛的主席的，你違背了黨的命令。那不可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