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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靈、墮胎與罪惡感──每個嬰魂不散,都是綁架著女性貞操的道德束縛

謝宜安 2020-09-02
首圖來源: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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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靈」的典型故事通常是這樣的:一名女子身體虛弱,頻繁生病,她感覺有「什麼東西」在跟著自己,但卻不知道那是什麼。她去了醫院,卻找不出生病的症狀,因此她求助於寺廟。廟方問她,妳是否多年前曾殺生造孽?她才坦承,多年前年輕不懂事,曾經墮下腹中的胎兒。原來那名胎兒化作了嬰靈,始終跟在她身邊。因為嬰靈懷抱怨念,因此害得母親身體虛弱,也害母親無法生育。這名女子後來開始供養嬰靈,嬰靈便不再作祟了,她也成功生了小孩。

 

你聽過這類故事嗎?如果聽過,你曾想過「嬰靈」在臺灣存在的時間有多長嗎?人們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相信嬰靈存在的?


幾千年前,還是幾百年前?


但其實答案是,幾十年。


嬰靈──源自日本「水子信仰」,只有三、四十年歷史的新生妖怪

臺灣從 1970 年代開始,出現了「嬰靈供養」的儀式。初期規模不大,但在 1980 年代後半,「嬰靈供養」一夕之間開始流行起來。晚報上、公車上出現了觸目驚心的「嬰靈供養」廣告,鼓吹人們以三千元供養嬰靈,否則這些無法出世的嬰靈會在世間作祟,造成家庭不和。由於這說法十分聳動,因此也在報紙上掀起了討論。


1987 年 6 月 2 日的《聯合報》報導,形容這是「詭異的『嬰靈』一詞初次在臺灣地區出現」,並且訪談了中研院研究民間信仰與宗教的學者劉枝萬。劉枝萬說:「嬰靈超渡的行為抄襲自日本『水子供養』的習俗。」他指出,漢民族的民間信仰視早夭嬰兒為「討債」的結果,並不紀念追悼。因此「嬰靈供養」之所以會在臺灣興盛,是「廣告時代下宗教商業化的成績」,也是「墮胎普遍化及所伴隨而來罪惡感難以消除的表現」。


這幾十年來在臺灣興起的嬰靈信仰,其實源自於日本的水子供養。(Source: kida.kida / CC BY-NC-SA 2.0)

同一篇報導也提到了佛教的觀點。《聯合報》採訪的華嚴蓮舍成一法師說,他未曾在佛經裡見過「嬰靈」二字,當然也沒有所謂的「嬰靈作祟」之說。佛家講因果輪迴,胎死腹中也是胎兒自己的「短命報」。既然是胎兒自身的厄運,也就無意危害家人。


因此,無論宗教研究者或是佛教徒,他們都反對「嬰靈供養」。但是「嬰靈供養」的寺廟,卻總是假借佛教的術語來包裝他們的概念,因此使佛教界人士相當不悅,佛教徒甚至為此舉辦講座、走上街頭。


這樣看來,嬰靈初入臺灣之時,其實引起了許多宗教界人士的反彈。那麼為什麼到了如今,多數人都對於「嬰靈供養」沒有懷疑,而部分佛教或道教的宗教界人士甚至成為「嬰靈」之說最強而有力的支持者。這之間是發生了什麼事?


這一切都要從 1980 年代的臺灣開始說起。


嬰靈是宗教斂財的結果

「嬰靈供養」源自日本的「水子供養」。日本的水子供養也經歷了「宗教商業化」的過程,並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達到高峰。但是日本與臺灣的民間習俗畢竟不同,外來的習俗要在臺灣落地生根需要適合的土壤,「水子供養」必然在當時切合了臺灣社會的需求,因此才能被廣為接受。

 

研究臺灣嬰靈的 Marc L. Moskowitz 也觀察到,臺灣的「嬰靈供養」出現在 1970 年代。在他所進行的田野調查中,1960 年代尚未存在嬰靈供養。在 1980 年代的報導中,「嬰靈供養」是由特定某幾家寺廟所主導。1987 年被形容為「觸目驚心」的嬰靈供養廣告,來源是新店山區的某一家寺廟。1990 年佛教徒舉辦大遊行,抗議的是「臺北市漢口街辦理嬰靈供養的慈悲精舍」。這說明了「嬰靈供養」的寺院已經越來越多,但範圍依然有限,尚未像現在一樣遍及全臺。嬰靈概念的普及,除了與 1980 年代觸目驚心的嬰靈廣告有關以外,在那之後,為嬰靈之說推波助瀾的雜誌、靈異節目,應該也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1975 年創建於苗栗造橋鄉的龍湖宮,號稱是臺灣嬰靈供養始祖廟。(Source: Wikimedia

象徵反墮胎的妖怪,居然誕生於墮胎合法化之後?

為什麼嬰靈之說在 1980 年代傳開?那時候臺灣的狀況是什麼樣子呢?這跟臺灣的「墮胎合法化」脫不了關係。


1984 年,臺灣通過了《優生保健法》,被視為「墮胎合法」的里程碑。中華民國的刑法原本有「墮胎罪」,而《優生保健法》第三章第九條的內容,讓婦女可以基於「心理健康」而墮胎,不必因此入罪(值得一提的是,已婚女性墮胎仍須經過伴侶同意,因此並非完全自由)。


《優生保健法》此條爭議甚大。因此《優生保健法》通過之前,掀起了廣泛的討論。反對派認為臺灣婦女的墮胎情形已經十分嚴重,一旦墮胎合法化,那麼可能會造成性氾濫,更多婦女選擇墮胎、無辜胎兒因此受害這些反對派雖然聲浪不小,但終究是少數。1984 年 4 月,《優生保健法》尚未通過之時,華視的電視call in節目曾接到七百多通來電。其中贊成者達百分之七十四,反對者只占百分之十七。這些電話有八成都是女性打的。從這次的電話民調中可以知道,當時支持墮胎合法的民眾仍占大多數。


但《優生保健法》的通過卻產生了一個弔詭的結果:儘管「墮胎罪」在法律的層面上消失了,代表著「墮胎的罪惡感」的嬰靈信仰,卻在想像層面逐漸成形。儘管墮胎合法了,整個社會的想法還沒能跟上,因此人們疑惑:「沒有法律規定了,就可以自由墮胎了?」


這件事讓人感到可怕。所以,可以撫慰焦慮的「嬰靈超渡」,就這麼符合人們需求地流傳開了。


新的妖怪就這麼誕生了。


嬰靈被稱為「嬰靈」其實是個錯誤,這個錯誤傳達了什麼?

「嬰靈」指的是「未出世的胎兒所化成的鬼魂」,按理,流產胎兒也可能形成嬰靈。但是嬰靈論述所預設的情境,卻總是「人工流產」催生了嬰靈。他們形容嬰靈是被「墮胎殺害」,這些墮胎婦女是「殺死自己的兒女」。


「墮胎=殺人」這一認知不盡然真實。首先,它預設了「胎」等於「人」。但是「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一個人的呢?」是一個哲學問題,而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可能隨著時空而改變。至少在清朝或是日治時代,甚至是戰後初期的臺灣,「墮胎=殺人」的理解並不普遍。但是在 1980 年代以後的臺灣,「墮胎=殺人」的說法卻是嬰靈信仰的基礎。按理,「殺害」這個詞只能用於完整的生命體,例如被生出來的嬰兒──用來形容腹中尚未成形的胎兒,恰當嗎?


事實上,「嬰靈」這個詞本身就展現了語意上的矛盾。


Marc L. Moskowitz 討論臺灣嬰靈信仰的專著 The Haunting Fetus 將「嬰靈」翻譯為"Fetus ghost",意思是「胎靈」。這有助於我們發現一個盲點:「嬰靈」指的實際上並非死去「嬰兒」的鬼魂,而是「胎兒」的鬼魂。嬰靈不只借用了嬰兒的詞彙,還借用了嬰兒的形象:嬰靈總是以嬰兒的面貌出現,而不是胎兒的面貌。胎兒實際上很可能面目模糊、手腳形狀也還不清晰。但嬰靈的形象卻常常是五官與身體輪廓清楚的,比起胎兒,更像是嬰兒。


Moskowitz, Marc L., The Haunting Fetus: Abortion, Sexuality, and the Spirit World in Taiwa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因為嬰靈信仰借用了嬰兒的形象來理解胎兒,這讓人們忽略了胎兒與嬰兒的差距,而將胎兒與嬰兒同樣視為「完整的生命」。但很顯然地,還未出生的胎兒離「完整的生命」還有一段距離──既然如此,那麼「墮胎」與「殺嬰」當然就不是同一件事。嬰靈借用了「嬰兒」的形象,在於企圖把「墮胎」等同於「殺嬰」。那麼一來,人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指責墮胎婦女「妳殺了人」。儘管實際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墮胎婦女仍必須背負等同於殺人的罪惡感。


嬰靈為什麼幾乎只找媽媽,不找貢獻一半基因的爸爸?

傳聞中的嬰靈幾乎只纏母親,會去進行嬰靈供養的也多半是女性──為什麼嬰靈只跟女性有關?


在討論墮胎問題時,也幾乎只討論女性。例如臺灣媒體在 1997 年後很喜歡討論所謂的「九月墮胎潮」,而聚焦對象多半是那些在開學之後,去醫院祕密墮胎的青少女。這個議題完全是被炒作起來的,但卻能被臺灣社會所接納,說明在懷孕議題上,年輕女性還是焦點。


但明明無論是什麼年齡的女性,其懷孕過程必然都有男性參與其中,但是這些男性卻鮮少有機會為墮胎負責。嬰靈信仰所反映的性別觀也是如此。即便男性也參與了性事,或是參與了墮胎的決定,要承擔罪惡感的卻往往是女性。


墮胎是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罪惡感卻只由女性承擔

在一樁墮胎的案例中,影響女性墮胎的因素可能是方方面面的。例如女方身體狀況不適合生育,或是女方由於強暴懷孕不想生育、伴侶收入無法養育兒女、家人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援、女方顧慮到社會眼光而選擇不生、職場環境對於懷孕婦女並不友善⋯⋯實際上懷孕女性周邊的伴侶、親友、工作環境,乃至整個社會,都會對於「懷孕女性是否墮胎一事」造成影響。但把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歸納於女性個人,並且讓墮胎女性一人承受所有罪惡感,這完全是一種性別歧視。


況且,由於嬰靈傳說的某些特質,會很容易讓墮胎婦女相信嬰靈之說。例如傳說「嬰靈會跟在墮胎婦女身邊好幾年」,因此「嬰靈纏身」可以用來解釋長時間的疾病或不順遂。墮胎婦女就算在五年、十年後才遭遇疾病,她們還是有理由相信身體虛弱是嬰靈所害。此外,對於墮胎懷抱罪惡感的婦女,在墮胎後的心理陰影也更強,更有可能因為心理狀況而疑神疑鬼,甚至導致身體不適。這時候,脆弱的她們又更有可能相信,這是由於嬰靈作祟的緣故。


儘管現在已經有新聞報導男性去超渡嬰靈,或者也有嬰靈故事描述男方被嬰靈纏身,但整體來說,女性依然被認為應該為此負責。為什麼總是女性?這和臺灣的社會風氣有什麼關係?


外來的嬰靈如何融入臺灣?漢人的家庭想像與貞操觀念

嬰靈供養抄襲自日本的「水子信仰」,初引入臺灣時還引起了一些反彈。但是直到現在,要是上網一查,隨便都可以看到好幾篇講述「嬰靈真的存在」的文章,文章言之鑿鑿,多半使用佛教術語,例如說墮胎婦女「犯殺生、淫邪之罪」⋯⋯這些說法看起來實在是太像佛教既有的說法了。由於佛教本來就視「殺生」與「淫邪」為罪惡,嬰靈一旦被包裝為「因年輕男女淫慾而被殺害的無辜生命」,便能藉著佛教術語迅速推廣。


佛教的傳播在臺灣有長久的歷史,大眾雖然不全是佛教徒,但對於佛教的基本概念都十分熟悉。但也正是因為大眾的熟悉十分有限,雖然知道不該殺生、淫邪,但卻不知道嬰靈本非佛教所有。因此,借殼上市的「嬰靈」之說,正好利用了這種有限的所知,取得了大眾的相信。


此外,嬰靈的論述也承載了臺灣社會的特定焦慮。以下兩段文字,都是嬰靈論述中的常見說法:

 

「由於社會道德觀念日漸低落,時下的青少年,年紀輕輕便偷嘗禁果,然後意外懷孕,至於成年人,更追求二人世界,所以,墮胎已被看成避孕失敗的唯一解決辦法。」

「當今社會,物慾橫流,道德淪喪者比比皆是。不少青年女性水性楊花,隨便與人同居或為第三者,懷孕後又極不負責,任意墮胎,害人害己。」

從這兩段文字都可以發現,「墮胎」實際上已經與「性的罪惡」緊密相連。因為有了罪惡的性,所以導致了罪惡的墮胎。「墮胎」行為頂多表示「懷孕婦女現在所處的環境不適合生育」,但墮胎論述卻往往推測,那個不適合生育的環境就是「不穩定或非正當的性關係」。但實情很可能並非如此,已婚夫婦也可能基於生涯規劃或經濟因素選擇墮胎,不只是為了「兩人世界」。這種譴責反映了對於家庭的保守想像:只有適合生育的家庭才是好家庭,不願意生育的家庭都是「不負責任」的壞家庭;只有承擔生育責任的女人才是好女人,迴避生育責任的女人則是壞女人。


此外,「嬰靈」的反墮胎敘事主要針對的族群,可說是「未婚的年輕女性」。這和報紙喜歡討論「九月墮胎潮」、傾向譴責那些「偷嘗禁果的青少女」的狀況類似──譴責墮胎只是表徵,這些人真正想譴責的,是「未婚年輕女性發生性行為」一事。只是譴責需要理由,而墮胎的後果提供了譴責的理由。


這種譴責,換另外一種方式看,就是漢人傳統文化中的「貞操」觀念。


嬰靈因為切合了墮胎的罪惡感而廣為流行,而人們對於「墮胎有罪」的理解,又結合了佛教既有的「殺生」觀念,和漢人傳統倫理的「貞操」觀。


「九月墮胎潮」是 1997 年開始炒作起來的,這說明了到 1990 年代後半,臺灣社會對於「青少女未婚懷孕」一事還是有著強烈焦慮。在各種嬰靈論述中,也常見對於臺灣今日「道德淪喪」的指責。這時的臺灣社會在性觀念、醫療技術、法律等方面都有重大進展,但這些進展對於保守派而言,卻代表著他們所信仰的「倫理道德」價值正在流失。

 

嬰靈供養是提供情感出口,還是增強罪惡感?

嬰靈是成形於當代的妖怪傳說。儘管它最初是被創造出來的,但是作為當代的謠言,嬰靈傳說已經符合「都市傳說」的定義:都市傳說是當代的鄉野奇譚,且往往反映了當代的某些焦慮。實際上,「青少年男女的性開放」也是不少都市傳說的主題。例如美國的都市傳說「鉤子」的主角,就是在車上親熱的年輕情侶,而他們隨即遇上了危險。研究者認為這個主題反映了「女性對約會的焦慮」。都市傳說總是需要已存在的某些焦慮才能流傳,就這點而言,嬰靈傳聞只是利用了《優生保健法》通過後日益強烈的墮胎焦慮。


那麼嬰靈供養的存在,究竟是好是壞呢?


研究者在討論到日本的水子供養時,會認為它提供墮胎後脆弱的女性情感性的出口。由於社會上普遍存在對於「墮胎」的禁忌,因此女性在墮胎之後,可能無法向家庭尋求協助,也無法開口和朋友討論。嬰靈供養或許也提供了這種情感性的撫慰。但是如今距離墮胎罪惡感強烈的 1980 年代末,已經過了三十年,雖然墮胎的罪惡感依然存在,但比起當日,應當減輕了許多才對。也因此,對於嬰靈供養這種心靈撫慰手段,需求性也降低了不少。


若是我們可以選擇更為健康的方式,營造出更為開放的社會環境,讓墮胎婦女不必懷抱愧疚、也不再孤立無援,到時候,嬰靈供養失去市場,必然會逐漸萎縮、消失。


大批美國民眾於明尼蘇達州議會大廈外,抗議該州共和黨議員所嘗試推行的嚴苛反墮胎禁令。(Source: Fibonacci Blue/CC BY 2.0 )

但那樣的未來不會毫無疑問地到來,它也可能在轉瞬之間被輕易摧毀。2019 年,具基督教背景的「Shofar 社區轉化聯盟」開始在臺灣推動「人工流產應於妊娠八週內施行」的公投案。這一法案大幅限縮婦女的墮胎權,可說是「反墮胎法案」。雖然此法案目前被中選會駁回,但顯現反墮胎勢力依然蠢蠢欲動,難保未來不會捲土重來。屆時,體現「墮胎罪惡感」的嬰靈,又可能會被拿來恐嚇原本無需懷抱罪惡感的婦女。如此,藉著一代代地傳遞墮胎罪惡感,嬰靈就會持續在世間作祟。

 

 
 
本文摘自蓋亞《特搜!臺灣都市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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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資訊
作者 謝宜安
刊登日期 2020-09-02

文章分類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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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九月關鍵字:你在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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