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當年鄧小平都不願意收回香港──從歷史角度看「一國兩制」的本質

對於較為年長而又長期關注香港政治的人來說，上述論點並不陌生，當年林行止的多篇社論，就曾指出這點（後來結集為《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可是，年輕一輩可能對於鄧小平其實也不想收回香港，頗為驚訝。

到目前為止，最詳細記述中國收回香港決策過程的第一手資料，就是 1997 年黃文放口述，浸會大學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筆錄整理的《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及執行》一書，只要你細讀這本書，你就會發現，若沒有新界租約的年期框限，當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極可能讓英國繼續統治下去，因為中共一直都不願意收回香港。

黃文放（1932-2000 年）於廣州長大，1949 年加入新華社香港分社（功能如同今日的中聯辦），退休前官至該社的台灣事務部部長，並曾於 1982 年，由長期主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領導，參與五人小組，專責研究收回香港具體安排。筆者比較黃文放，與另一位曾參與收回香港計劃的港澳辦官員李後（1923-2009年）的記述 [1]，發現兩者並無重大出入，所以決定據此撰文，再輔以相關史料，追溯收回香港的歷史背景及決策經過。

前傳──國民政府曾致力收回香港主權

自清朝滅亡至 1981 年的三個中國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及中共，最不願意收回香港的，是中共，相反北洋政府及國民黨，都曾經嘗試爭回新界以至全香港，尤以國民黨最為積極。

中國自 1920 年代開始，就多次提出要收回新界（中方名為「九龍租借地」），至二次大戰結束前夕，蔣介石更認為中國將是戰勝國，理應收回香港，最後因時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堅拒交出香港，再加上後來國共全面內戰，蔣介石才打消收回香港的念頭。

只反「港獨」，不求短期內收回──1950-70 年代中共對港方針

到中共上台前後，毛澤東認為留住英屬香港，不但可以打破美國的包圍封鎖，更可以「拉住英國，分化美英」，所以決定暫不收回港澳。[2]有關英屬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請參閱筆者早前的文章──〈為何中國不提早收回香港？〉，而該等重要性，不但為黃文放證實，亦見諸於金堯如的回憶錄──《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金堯如曾於五十至六十年代長期參與中共港澳工作。）

可是，中共對港澳的政策，不時受到歐美共產黨及第三世界國家質疑，至於日後和中共反目成仇的蘇聯，更多次公開諷刺北京是「講一套，做一套」──一邊高呼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一邊就容許帝國主義者留在國境內。

北京的回應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宣佈所有「不平等條約」無效，因此，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無疑，可是當下並非收回香港的時機，待日後「時機成熟」，就會以「和平談判方式」收回香港的管治權。（中共對上述立場的最詳細公開解釋，可見 1963 年 3 月 8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題為〈評美國共產黨的聲明〉）[3]至於，何時才是「時機成熟」，可能連周恩來和毛澤東都不知道。

不過，正如筆者在〈為何英國不早給香港民主？〉一文中指出，北京極力反對香港有自己的民選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因為在北京眼中，這等同「港獨」，或將香港變為「獨立政治實體」。

因此，當 197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後的第二年，就要求聯合國的「非殖民地化委員會」，將香港和澳門，剔出殖民地的名單外，此舉完全杜絕日後香港及澳門獨立的可能。可是，這不代表中共希望在短期內收回港澳，下述澳門的例子，清楚表明中共的立場。

葡國兩次準備交出澳門，但中共拒收

1966 年 12 月，澳門親共民眾與葡人政府發生大規模衝突，史稱「一二．三事件」。澳門政府和葡國駐軍都無力控制大局，促使葡國使節前往北京外交部大樓，要求討論澳門問題，最後得到的回應是：「我們不要收回澳門，你們馬上離開，回澳門去！」，這是香港前英籍高官姬達（Jack Cater，1922-2006年），在九七前夕接受英國記者訪問時，憶述當年他會見前往北京的葡國使節時，所聽到的消息。[4]

最終澳門政府向左派民眾屈服，公開簽署俗稱「認罪書」的協議，自此澳門成為「半個解放區」。

在澳門被剔出聯合國殖民地名單外的兩年後，即 1974 年，葡國發生軍人政變，推翻獨裁政府，新政府決定讓所有葡國殖民地獨立，當時香港及美國的報紙，都有報導葡國準備將澳門交回中國，黃文放指出，當時葡國真有此準備，但北京為了穩定香港人心，所以「千方百計使葡萄牙政府不要提出交還澳門的問題」，最後北京透過澳門土生葡人領袖宋玉生（Carlos D’ Assumpção），向葡國新政府傳話（見該書頁 7-8），最後葡人繼續管治澳門，直至 1999 年。

及至 1979 年，北京與里斯本建交，雙方協定澳門主權為中國所有，但維持現狀，仍由葡國管治，直至「適當時機由中葡兩國通過談判解決」

1974 年的毛澤東：九七租約期滿？到時先算啦！

在早前筆者介紹的 1969 年英國外交部報告中，英國官員已強調 1997 年租約期滿將至，倫敦及港府都必須開始認真處理此問題，否則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將出現極為嚴重的信心危機。此後，英國人很想知道中國對「九七大限」的態度，以早作應對。相反，中方雖然知道租約期滿將至，但卻採取「拖字抉」，不願即時處理。

根據英國外交部檔案記錄，1971 年 10 月，前任英國駐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克唐納（Malcolm MacDonald）訪問北京，在一次「私人對話」（private conversation）中，周恩來說：「在新界租約期滿前，中國無意收回香港」[5]。1974 年 5 月，剛卸任英國首相的保守黨領袖希思（Edward Heath）訪問中國，在同一場合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毛澤東問周恩來，距離新界租約期滿，還有多久，周回答說尚有 23 年，毛澤東就對希思說：「到時候怎麼辦，我們再商量吧」，然後就指著鄧小平說：「是他們的事情了。」[6]

上述可見，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中國仍基本上維持一貫的方針──待「時機成熟」才談判香港問題，可是，同時又事實上承認新界租約的年期（雖然中國官方宣稱不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總之，就是「到九七年先算啦！」

北京之所以有此態度，是因為當時中國內外交困──內有文革高峰期遺留下來的經濟問題和黨內鬥爭，外有強鄰蘇聯的軍事威脅，相比之下，香港前途問題，遙遠而不重要，可是這個問題若要認真處理，就非常棘手，很可能強如毛澤東都非常不願意做喪權辱國的人。

一旦公開確認租約期滿後，英國人仍可繼續管治香港，再加上當時毛澤東身體越來越差，自知命不久矣，怎麼會與你處理沒有急迫性，但又超級麻煩的事呢？

鄧小平：不願續約，但又想維持現狀

其實中共一向都視「統一臺灣」為首要目標，因此在 1979 年提出的「一國兩制」，本來是為臺灣而設，只是後來不得不解決香港問題，才將此用於香港。

根據黃文放的回憶，直至 1981 年 4 月，中國政府還未作出決策，還期望英國不要提出香港前途問題，不要逼中國表態。相信不少人都知道，新界租約問題，是 1979 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時，主動向鄧小平提出的，當時麥理浩要求鄧小平，同意港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約，有效期可以超越 1997 年，鄧小平拒絕；同時，亦明確告訴麥理浩，中國關於九七問題，現在未有政策，而且希望英國人不要太早提出這個問題。

鄧小平又說，到了九七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是中國收回，另一個是維持現狀。但不管怎樣，中國都會採取特殊政策，充份照顧香港的特殊情況，請投資者放心。

及至 1981 年 4 月 3 日，英國外相卡靈頓勳爵（The Lord Carrington）訪華，再向鄧小平詢問中國如何處理九七問題，最後鄧小平回應：「對這個問題現在不能說更多的話」，事後，鄧小平終於指示有關部門，研究香港問題。（見該書頁 3-7）

黃文放解釋，所謂有關部門，就是由廖承志，召集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連同調查部（中國官方情報機關）、對外經貿部和中國銀行，開會研究如何處理香港前途問題，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主張以「澳門方式」維持香港現狀──即中英兩國確定香港主權屬於中國，但仍維持英國管治，而港澳辦則準備兩個方案──收回香港主權和維持現狀。

隨後，鄧小平向廖承志說：「再簽一個不平等條約，我們就都變成李鴻章，任何一個政府都會垮台。」最後，廖承志領導港澳辦及新華社香港分社草擬報告，向中共中央正式建議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但要同時保持香港的自由經濟制度，並保留香港政府的原有官員。

到了 1981 年 12 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拍板，決定九七年收回香港。（見該書頁 9-13）黃文放又提到，在上述的中央會議，最後趙紫陽講了一句話：最衰是英國人，如果等中國國力更強大才談這問題，不是更好嗎？（見該書頁 13）

之後，鄧小平指示廖承志須在三個月內，交出解決香港問題的具體方案──即如何制定特殊政策，俾能做到既收回香港主權，又能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從而繼續為中國所用。1982 年 1 月廖承志成立小組，研究上述政策，黃文放亦是成員之一。（見該書頁 13-14）之後，北京確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方針，往後的事，都是眾所週知了。

「一國兩制」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可行性是……

黃文放在憶述上述過程後，隨即指出：

相信黃文放是暗示，科學的決策，應該是先研究收回香港又同時保持繁榮的可行性，之後才決定是否真的收回香港主權，而非先決定收回香港，之後才去研究收回香港後保持繁榮的具體方法，從而證明中央領導的決策是正確。

對於鄧小平來說，若九七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而非 1979 年後中國對澳門的名義主權），但又要維持香港的繁榮及國際地位，「一國兩制」可說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是，當時不少論者，已質疑沒有了英國管治，香港賴以成功的各種制度，究竟可否維持？即使這樣也可維持，中國又能否自我約束，不破壞香港原有的運作模式呢？

1984 年 1 月 13 日，信報老闆林行止就在社論〈烏龜背蝎子過河的教訓〉中，以烏龜比喻九七後的香港，用蝎子比喻中國政府，質疑一國兩制是否可行：

總的來說，施諸於九七後香港的「一國兩制」，究竟是能保長治久安的可行之策，還是只是內容粗疏淺陋的權宜之計，經過接近十七年的試驗，相信大家都心裏有數。

今後香港的兩大核心問題

最近北京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令筆者覺得要藉著追溯一國兩制的前世今生，來了解「一國兩制」的本質。這樣，我們才能明白九七後香港種種問題的根源，並進而思考香港的未來。經過上述的歷史回溯，筆者認為今後香港，須面對兩大問題：

（1）「一國兩制」不能解決「香港問題」，以後怎麼辦？

新界租約期滿，產生了「香港問題」，本來中英兩國希望以「一國兩制」來解決。可是事實證明，這個辦法，越來越行不通，這表示「香港問題」至今仍未解決，這樣，究竟香港未來，該如何走下去呢？

（2）中國民主化未必是「香港問題」的答案

有很多人認為，只要神州巨變，中共一黨專政結束，民主中國建立，香港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可是，經過上述的歷史追溯後，筆者大致認同《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所說──中國民主化未必是香港問題的答案，反而可以是香港作為自治城邦的末日。

從歷史來看，中共似乎已是現代中國歷代政權中，最願意維持香港「境外」地位的一個，若然中共倒臺，日後的中國政府，會否樂於見到香港繼續享有猶如國家般的高度自治權──有自己的奧運代表隊、邊境關口、護照、貨幣以至不同於海峽兩岸的英式法制，實屬疑問；因為香港現有的自治權，其實遠遠超出一般國家的地方自治權（即使瑞士聯邦的州份，都沒有自己的邊境關口），而更接近邦聯（Confederation）中的一個主權國家。

可是，香港享有如此廣泛的自治權，是源於西方侵略中國的歷史，而且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思想，格格不入，而日後的中國政府，無論民主與否，都不一定能打破上述的民族主義情意結。民主化後的西班牙政府，至今仍不忘收復直布羅陀，因而常與直布羅陀發生糾紛。直布羅陀的經驗，對思考香港未來，或許是一個很好的參考。（直布羅陀與西班牙關係的歷史，可參考拙文：〈城邦難為也要為〉）

最後，我希望香港人，以及全世界所有愛護香港的朋友，都不要氣餒。只有深入了解問題，才能夠有效解決問題，當大家認真思考、討論「香港往何處去」[7] 時，香港的未來，就有希望了。

[1] 此書屬「內部發行」，但在香港多間大學的圖書館可以找到。此書有香港版，名為《回歸的歷程》（香港：三聯書店，1997 年），但內容比大陸版，是有所刪減，此書在各大康文署圖書館可供借閱。

[2] 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年），頁 237，轉引自高望來：《大國談判謀略──中英香港談判內幕》，（北京：時事出版社，2012 年），頁 44

[3] 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 香港問题始末》，頁 40-41。

[4] 白莎莉、胡德品著，林藹純譯：《說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95-96。

[5] Beijing to FCO, no. 1076, 19 October 1971, FCO21/855, 轉引自MARK, CHI-KWAN, ‘Development without Decolonisation? Hong Kong’s Future and Relations with Britain and China, 1967–1972’,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ume 24 , Issue 02, April 2014), p 333

[6] 《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 年版），頁 602-606，轉引自高望來：《大國談判謀略──中英香港談判內幕》，頁 48

[7] 中文大學社會學者劉紹麟博士，在其著作：《香港的殖民地幽靈－－從殖民地經驗看今天香港的處境》（香港：守沖社，2005 年），提出港人須討論「香港往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