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救人一命的好醫生，還是偷人器官的殺人犯？ 一場審判，動搖人們對死亡的定義

時間是 1968 年 5 月，一位叫做道格．懷爾德 （Doug Wilder）的律師正在自己位於維吉尼亞州的律師事務所裡，外頭綠樹成蔭的街道上洋溢著溫暖的氣息。
 
此時，一通電話聲劃破了寧靜。
 
懷爾德律師接起了電話，對方是一位名叫威廉・塔克（William Tucker）的鞋匠，撕心裂肺的哭喊著：「他們偷走了我兄弟的心臟！」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而這起案件，為什麼成為心臟移植的歷史上最重要的一起案件？又是如何動搖了人們對「死亡」的定義？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聽到這句話的當下，懷爾德律師整個人都愣住了。
 
作為維州最知名的非裔律師，他的生涯見證了各種殘忍而離奇的案件，但……偷走心臟是怎麼回事？「這是什麼意思？」
 
接下來，律師開始一一記下整個事件的過程：被害人是來電者的兄弟，是一位名叫布魯斯．塔克（Bruce Tucker）的 54 歲非裔農場工人。5 月 24 日，布魯斯一整個晚上都沒有回家，正當威廉擔心自己兄弟是不是出了什麼事時，他便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頭他一位在維吉尼亞大學醫院工作的朋友，告訴他：「布魯斯出事了，快來醫院！」
 
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朋友還告訴威廉，醫院正在對他的兄弟進行某種「實驗性心臟手術」。
 
威廉急忙前往醫院。然而不管威廉怎樣詢問，都只得到院方模稜兩可的回覆，最後才終於告訴威廉，他的兄弟在一天前因為頭部受傷，被緊急送往醫院，搶救無效，在幾個小時前已經過世。但一天之後，殯葬業者告訴威廉更令人震驚的消息：「我很遺憾的告知您，我們在幫您兄弟下葬時注意到一些不尋常的事──布魯斯的心臟與腎臟都消失了。」
 
為什麼會這樣？布魯斯不是被撞到頭去送醫的嗎？為什麼心臟和腎臟都被摘掉了？聽到威廉的敘述，懷爾德律師不禁停下了正在抄寫的筆記，深呼吸了幾秒鐘。
 
這太誇張了。
 
律師知道，醫生也是人，也會犯一些錯誤，但他怎樣都無法想像，醫院竟然會偷走一個人的心臟！更何況這還不是普通的醫院，而是經濟與政治資本極度雄厚的維吉尼亞大學醫院。它不但擁有取之不盡的資源，更是本地居民自豪感的來源。律師知道，自己如果接下這案子，將面臨一場有如煉獄般的戰爭。但最後他依舊決定代表威廉，根據他自己之後的敘述：「我別無選擇，只能聽從自己內心的呼喚，來幫助那些無助的不幸受害者。」
 
但這起案件並沒有那麼容易，不僅僅是因為對手強大，更因為真相與正義，從來都沒有表面看起來的那麼單純……。
 

是誰，偷走了農場工人的心臟？

取走心臟的，正是維吉尼亞大學醫院的理查・洛爾（Richard Lower）醫師。
 
從剛剛的敘述聽起來，會犯下這起事件的人好像是什麼窮兇極惡的心理變態，然而洛爾實際上卻是一名為人和善的重量級心臟外科醫師。洛爾生長在汽車大城底特律，1955 年獲得康乃爾大學醫學學位。之後，洛爾就在氣候宜人的史丹佛大學醫院外科待了十幾年的時間，之後來到維吉尼亞大學。
 
身為一個心臟外科醫生而言，洛爾無疑生在了一個好時代：心臟血管造影技術在那時問世，人們終於可以看見心臟受損的狀況。而心肺機的出現，則讓患者在手術期間可以依靠機器活著，使得心臟移植手術成為可能。所以在 1958 年夏天，洛爾醫生與他的同事就開始研究：要怎樣才能使用心肺機延長患者的存活時間。他們先是對狗使用心肺機，將狗的心臟整個摘除後再擺回體內。雖然一剛開始都失敗了，但隨著之後手術的進行，他們驚喜的發現：竟然有幾隻狗成功存活下來了！
 
這件事大大的鼓勵了洛爾，使他們進一步推動史上首次的動物心臟移植手術，成功讓實驗的狗存活了整整八天！而就在動物實驗大有進展的同時，洛爾距離人類史上第一次心臟移植手術的桂冠也只剩最後一步。然而這時，一位最大程咬金出現了：事實上，當時在心臟移植領域探索的不只有洛爾他們，還有其他三個團隊也在想盡辦法突破這最後的神秘領域。而就在洛爾進行動物心臟移植手術時，來自南非的克里斯・巴納德（Chris Barnard）醫生正緊緊盯著他的研究成果。後來在 1967 年，巴納德更是彎道超車、在自己的家鄉南非執行第一起成功的人類心臟移植手術。對洛爾來說，自己的研究成果被人家搶先自然會心有不甘。然而更讓人不甘心的是，阻礙美國奪下首次成功心臟移植的並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法律問題。
 

在這裡，我想要問一下大家：你覺得「死亡」的定義是什麼？
 
在古希臘，人們是以失去「呼吸」作為死亡的證明；而在 1960 年代，美國法律對死亡的認定是失去「心跳」，而現今「腦死」這個概念，在當時還並不普遍。在這樣的定義下，大家試想一個情況：現在有一個腦死患者，已經確定無法救回來，此時，醫生將他還在跳動的心臟切下來，並移植到另一個病人身上。你覺得這在當時的認知裡，會被看成什麼？
 
是的，該名醫生犯下了殺人罪。
 

殺人或救人只在一線之隔？

這起案件就是這樣。1968 年，南非第一起心臟移植手術成功後的隔年，布魯斯・塔克在維吉尼亞州的某間雞蛋加工廠工作，就在一天辛苦的工作後，塔克終於聽見了下班的鈴聲。
 
當時是星期五，整個街道上都洋溢著放鬆的氣氛。塔克因此決定去附近的加油站找朋友、一邊坐在牆頭一邊喝瓶冰涼的啤酒。但就在說笑時，塔克一個踉蹌，整個人從牆上跌了下來並撞到了頭。眾人很快將失去意識的塔克送到了維吉尼亞州大學醫院，醫院立刻對塔克進行了一系列檢查，確認塔克的症狀為左側硬膜下血腫和腦幹挫傷，馬上對塔克進行緊急手術。隔天凌晨 2 點，手術結束，但塔克的狀況並沒有轉好。早上 11 點，塔克的主治醫師研判塔克的康復預後為零，不可能痊癒，同時神經科醫生也根據腦電圖紀錄做出判斷，雖然死者的心肺器官功能都還完好，但病患已經腦死，並無康復希望，換言之，從神經學的角度來看，塔克已經死亡了。
 
那，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由於塔克被送進醫院時已經昏迷，醫院便試圖透過警方來找到塔克的住址，不過卻沒法聯繫到塔克的任何一位親屬，自然也沒辦法獲得親屬同意來進行器官移植。根據當時法律規定，病人死亡之後還要等待 24 小時、等確定無人認領後才能由醫院定奪，但洛爾醫生知道，器官移植不可能等那麼久。因此最後，醫院做了一個極為大膽、但在洛爾醫生看來卻是合理的決定：
 
下午 3 點半，醫院切斷塔克的呼吸器，宣告塔克死亡；接著，洛爾醫師的團隊切開了塔克的胸膛，將塔克的心臟放進了心臟接受者的體內、完成了心臟移植手術。而在心臟移植團隊取走心臟之後一分鐘，另一腎臟移植團隊也接著取走死者的腎臟。

在了解所有事情經過之後，懷爾德律師便一舉將洛爾醫生和其他參與移植手術的十幾名醫生全都告上了法院，以不當致死（wrongful death）為由求償 100 萬美元。

1968 年 5 月 18 日，在陰沉的里奇蒙法院裡，本案第一次開庭。洛爾醫生與醫院那方提出了一個概念：腦死，在當時可以說是相當新穎的概念。因為在先前，人們認為心跳停止即是死亡，但自從一年多前南非進行第一場心臟移植後，人們開始重新思索死亡的定義。哈佛大學醫學院組成的專家委員會擬定出了一條「哈佛條款」，認為心臟只是一個器官，壞掉了也可以進行修復。相反的，「腦內的生命」才是真正生命所在，而不可逆昏迷代表的腦死，也因此是真正的死亡。

一剛開始，洛爾對自己的做法很有信心，認為在那樣的情況下，他只是做了一個任何一位外科醫生都會做的抉擇。但很快的，法官 A．康普頓（A. Christian Compton）卻做出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他要求陪審團不可根據新的哈佛條款，而必須使用傳統的《布萊克法律辭典》的解釋，將「心臟停止跳動」定義為生命的終結！

法庭很快安靜了下來。洛爾知道自己即將大難臨頭——一旦使用了舊的定義，幾乎就可以篤定陪審團勢必會作出不利於醫生的判決。但這一切都只是麻煩的開始，因為還有另外一件事，才是洛爾團隊墜入了無盡深淵的最重要原因：被拿走心臟的是一名黑人勞工，而接收心臟的人則是一名白人高階主管。
 

種族政策與醫療技術，孰是孰非？

種族是理解本案的重點。1960 年代恰好是黑人民權運動的最高峰，1963 年，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向全美發表了演講〈我有一個夢〉，而在 4 年後的 1967 年，由於住房狀況惡劣、失業率高、教育品質低落等原因，全美超過 120 座城市都發生非裔民眾的抗暴事件，種族之間的裂痕之深，可說是難以復加。而到了 1968 年 1 月，巴爾的摩的非裔社群就開始警告：醫生可能會取走黑人的器官，以保護白人的生命。而就在黑人社群發出這種警告短短半年內，洛爾醫生的第一起心臟移植似乎就驗證了這種擔憂。而最重要的是，主導的維吉尼亞大學醫院在 1800 年代，也有盜用黑人屍體來進行屍體解剖的黑歷史，他們會去非裔社群的墓地獲取屍體，然後等解剖完畢時，就會將這些屍體扔進附近的一口井中。
 

心臟移植手術中的種族問題立刻引爆了公共輿論。等到 6 月中旬，布魯斯・塔克的故事就已經登上幾乎所有主流媒體，包括《波士頓環球報》、《洛杉磯時報》和《華盛頓郵報》，《費城論壇報》更發表新聞，指出「醫生擔心：黑人將成為白人的備品庫！」一些非裔美國人社群甚至直接將這起心臟移植手術跟納粹實驗做比較。
 
這一切都遠遠超越了法庭兩邊原本的想像，尤其是洛爾醫生。他怎樣也想不到，一個原本應該是醫學奇蹟的心臟移植手術，最後竟然被刻畫成好像醫生在暗巷中謀殺了一名黑人，搶走他的心臟後再安裝在另一個白人的身上；而跨種族的心臟移植本該能說明，黑人與白人除了膚色以外沒有任何不同，到最後卻反而加深了黑人與白人間的不信任。
 
但事情卻又發生了轉折，法官改變想法，做出一項新的裁示：陪審團可以自由選擇，要採用傳統的心跳停止作為死亡定義，還是採用新的腦死作為死亡定義！
 
沒人知道為什麼法官到最後做出了這項裁示。也許是在審判過程中，證人的證詞與律師的論證使得法官改變了自己的看法。那麼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陪審團到底會採信傳統的說法，還是新的定義？
 
1972 年，判決終於出爐。
 
法官慢條斯理的打開了紙條，這時的洛爾感到非常焦慮。這時的他意識到，這已經不是單純自己坐在被告席上了。種族衝突和醫學的界線，都將因這場審判而改變，心臟移植手術的未來已經寫在法官手上那張薄薄的紙條上。

法官像是等了一輩子那麼久，緩緩說道：
 
「被告無罪。」

聽到這裡，洛爾醫生渾身癱軟，終於抑制不住的哭了起來：最終陪審團採用了新的定義，也就是將「腦死」作為死亡的最終定義：「當 （腦功能） 消失時，充其量只剩下生物現象……也就是說，一個病人在技術上可能仍然『活著』，但不再是『人』。因為正是大腦額葉的發達，將人與動物區分開來。」換句話說，腦才是標誌人類存活的真正關鍵，因此腦死自然也能被視為死亡的真正關鍵。不過此時，懷爾德律師與威廉塔克的家人們也難過的啜泣起來。事情在他們的眼中看起來顯得完全不同：七名白人組成的陪審團，一致做出有利於白人醫生的判決。
 
但整起事件並沒有到此劃下句點，經過不斷努力後，維吉尼亞大學終於在 2022 年向塔克的親族道歉，因為他們未曾得到家屬的同意，就擅自使用了死者的器官。不過，這起案件仍然標誌著美國法律對「死亡」的定義，已經在此時逐漸改變。而臺灣也在 1980 年代發布公告，首次承認「腦死可作為死亡之依據」，為器官移植開啟了大門。也許這起事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是，隨著新的技術不斷出現，人們過往習以為常的許多道德準繩與法律依據，也相繼將受到挑戰。比如說AI的繪畫作品是否有版權？自動駕駛的車出車禍是誰的責任？一切都再再考驗我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