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躍成為歐洲第二大城，又隨之陷入內戰──斯圖亞特王朝的倫敦

神聖官僚制

詹姆士一世從蘇格蘭來到倫敦即位（一六○三至一六二五年在位），讓人們得以從伊莉莎白末年的清教徒風氣中解放。即使養育過程歷經精神創傷—父親被謀殺，母親（蘇格蘭女王瑪麗）則被處死—詹姆士卻是一位博學多聞、格調高雅又有創新精神的君王。身為多部神學及哲學書籍作者，他贊助發行聖經的新譯本，即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version），並迎接莎士比亞的演員們入宮。莎士比亞參與的劇團成了國王劇團（King’s Men），在黑衣修士開了第二家劇場。
 

詹姆士的到來，以及他對國王職責的具體理念，為首都開創了新概念。伊莉莎白的君王政體是中世紀和個人的，建立在她持續巡行於領土各地的實體存在之上—至少巡行於較為安全的南半部領土。日常權威在倫敦是由她的樞密院行使，首都之外則由全權欽差大臣行使，因此，她的政府在倫敦時官員人數不過一千，其中包括國庫及宮廷官員。
 
在詹姆士統治之下，都會不只在絕對意義上擴張，相對於全國其他地方也更大了。在十六、十七世紀，倫敦從歐洲第五或第六大城，躍升為僅次於君士坦丁堡的第二大城。一五○○年時，倫敦的規模是英格蘭境內與它最為接近的對手—諾里奇（Norwich）和布里斯托的三倍。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它變得比這些城市至少大了十倍，到了一六八○年，英格蘭城鎮居民每三人就有兩人住在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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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初，倫敦泰晤士河對岸的倫敦塔↑）

這種成長規模令歷史學家困惑。它不能再單純被歸因於倫敦城的貿易經濟，而必定是因為隨著倫敦作為英格蘭首都、行政部門所在地這一地位而來的新責任。國王不只認為是君權神授，更認為君王矗立於具有創造力的官僚體系最頂端。他把倫敦的文官人數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引來了律師、承包商、求官者、懇請者和諂媚者，他們全都渴望侍候國王。這些人的住所、衣食、起居和娛樂都需要照應。倫敦充斥著各色人等：隨行牧師、內科醫生、私人教師、音樂家、畫家、公證人、代書、秘書、引座員、傳令官、吟遊歌手、珠寶商、書商、假髮匠、馬夫和雕刻工。
 
倫敦至少有空間可以供應這群新人口。阻止移民湧入多數歐洲城市的首要抑制因素，是這些城市惡劣的生活環境，倫敦城內也不例外。道門（Dowgate）坊內有一間房屋，被發現收留了十一對夫婦和十五名單身者。銀街（Silver Street）的另一間房屋，則有十家人住在十個房間裡，這些人家多半也跟自己的房客住在一起。這些房屋都沒有排水管，各式各樣廢棄物直接就傾倒在街上，指望收夜香的人收走。倫敦只差在有錢人可以逃出去，至少逃往北邊和西邊。向西去則有著王座這塊磁石，有宮廷生活的誘惑。金錢所到之處，逐利之人也隨之而來。
 

更美好的家園

一六一五年，詹姆士任命一位名叫伊尼戈．瓊斯（Inigo Jones）的威爾斯青年出任工部監督官（Surveyor of the King’s Works）。瓊斯曾到義大利旅行，在那兒習得的品味並非矯飾主義（Mannerism）和巴洛克的怪癖，而是追求復歸塞利奧（Sebastiano Serlio）和帕拉第奧（Andrea Palladio）的古典主義。

王室贊助摒棄伊莉莎白時代的文藝復興風格，改採義大利的帕拉第奧風格。結果創造出兩座這種風格的建築：為詹姆士的王后—丹麥的安妮（Anne of Denmark）興建的格林威治王后宮（Queen’s House，一六一六年興建），以及白廳宮新建的國宴廳（Banqueting House），完工於一六一九年。不可思議的是，這兩座建築至今都還屹立著，它們革命性的存在被周邊的建築給遮蔽了，這些建築都設計成了由它們最初提供靈感的古典式樣。
 

詹姆士在男性時尚方面則更加無拘無束。斯圖亞特王朝的宮廷爆發出一陣爭奇鬥艷的時髦，展現於威廉．拉金（William Larkin）和丹尼爾．米滕斯（Daniel Mytens）在肖像畫中描繪的那些奇裝異服裡。拉金為廷臣們繪製的絕妙全身畫像，如今收藏於肯伍德府（Kenwood House），可能是從詹姆士一世時代的《時尚》（Vogue）雜誌上撕下來的，奢糜程度驚人。據傳，國王在五年內購買了一百八十套衣服和兩千副手套，為了炫耀它們，他向大眾開放了海德公園，作為他本人和他的宮廷兜風的場所。
 

即使詹姆士盡其所能為倫敦生活的魅力推波助瀾，但他很快就變得跟伊莉莎白一樣，想要加以抑制。據估計，此時有一百名貴族（占總數三分之二）一年大半時間都住在「城裡」，詹姆士警告，「群聚的仕紳受到妻子慫恿，要給女兒們新的榜樣和流行款式......他們確實疏忽了鄉間的殷勤待客之道」。他們「妨礙了城市，普遍製造麻煩」。根據計算，召開一次議會（通常是為了國王的開銷募集資金）就有一千八百人會來到西敏。西敏成了客店林立的郊區。
 
國王堅稱：「我們的倫敦城就要成為基督教世界下一個偉大城市，完全停止新建築正是時候。」一六二五年的一道抑制成長命令規定，城門方圓五英里之內未持有執照的新建房屋一律拆除，建造者入獄，最長可適用於落成七年的房屋。建材應予出售以救濟貧民，或者，貧民也可以入住任何空置五年的房屋—這項一石二鳥的政策值得重新施行。

國王也擴大對公共工程的贊助。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即將鋪平路面、蕪田（Moorfields）則設計成花園。修築了水道、設置了噴泉，也重建了醫院，至於任何新建房屋，則以「最終及強制命令」勒令停止。對於節約宮廷奢糜則隻字未提。

詹姆士在財政上的鋪張，由其子查理一世（一六二五至一六四九年在位）繼承，並在他很快就變得一塌糊塗的統治中造成了損害。此時強烈擁護新教的倫敦，對他的天主教徒王后—法國的亨利埃塔．瑪麗亞（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並不友善。一六二六年，十五歲的她前來倫敦受封為后，二百位神父和僕從隨行，行囊滿載著鑽石、珍珠和繡花服裝，由盛裝打扮的馬匹馱運。抵達後，她立刻前往泰本（Tyburn），為被都鐸王朝處死的天主教殉道者的靈魂祈禱。
 

查理與議會的關係，在金錢事務上變得更不相容，終於在一六二八年催生了《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議會拒絕提供國王資金長達一年有餘，查理因此試圖自行徵稅，他開徵船稅，卻未能如願取得收入。隨之而來的「暴政」一直持續到一六四○年危機發生。
 

內戰

斯圖亞特王朝的王權，不自在地與倫敦城並存著。當議會拒不撥款給君王，倫敦城介入提供貸款，君王的回報則是向倫敦城領袖們頒賜諸多榮銜，並尊重城市的自主權。這項交易在查理統治下開始逐漸遭受破壞。

起初，倫敦城的參議會領導支持穩定的王權，這是可想而知的，因為國王對倫敦城經常負有債務。倫敦城裡也一直都有著潛在的親天主教勢力，這股勢力自然支持查理。但這樣的領導隨著庶民會議的意見而變動，而庶民會議強烈反對國王專斷的顧問—第一代史特拉福德伯爵托瑪斯．溫特沃斯（Thomas Wentworth, 1st Earl of Stratford）。

一六四○年召開的新議會—隨後成為長期議會（Long Parliament）—向查理遞交《大諫章》（Grand Remonstrance），重申一六二八年《權利請願書》。《大諫章》所抗議的失政之一，包括國王濫發倫敦城的營建執照，這被表述成了「販售假裝的公害」，被認為是國王實際上不受議會控制即自行徵稅。查理拒絕接受《大諫章》，國王與倫敦城和議會的關係同時惡化。一六四○年冬，倫敦見證了農民暴動以來幾乎不曾經歷過的街頭政治復甦—其中包括所謂的「亂民」。為倫敦發聲的不再是參議會，而是庶民議會。
 
隨著危機在一六四一年持續升高，群眾會定期遊行，穿過倫敦前往西敏，在街上起鬨斥罵議會、騷擾議員，甚至騷擾王室成員，那年的「十二月之日」倫敦人民甚至前所未有地趨近於公然暴動。一群學徒和勞工在清教徒牧師鼓動之下，在西敏遞交請願書，要求將主教們趕出國會。群眾攻擊坎特伯里總主教，占領西敏寺，搗毀「教皇黨的」聖物。
 
一週後，查理試圖以叛國罪捉拿五名議員，卻未能得手。耐人尋味的是，這五位下議院議員前往倫敦城內的市政廳避難，國王追趕著他們來到市政廳，卻「受到市民們驚嚇」，支持保王派的倫敦城市長則被囚禁於倫敦塔。當國王逃往溫莎（Windsor），倫敦城採取了在亨利三世時代之後就不曾採取過的行動，正式支持反對國王的勢力。倫敦城出力支持議會派軍隊抵抗國王，城市與議會聯手公開反叛。英格蘭陷入內戰。
 

一六四二年的倫敦，發生了自古以來未曾目睹之事：倫敦城的市民們開始準備圍城戰。國王軍向首都進發的消息傳來，當時的一位佚名人士寫道：「倫敦人每天都帶著鏟子和橫幅上街，裁縫和船夫與紳士葡萄酒商和律師並肩而行......上至仕女、下至賣牡蠣的姑娘，都在壕溝裡為前鋒們幹活。」

數週之間，十八英里長的土牆和壕溝就圍繞在城市四周，其間散布著二十四個堡壘。土牆從倫敦塔向北環繞倫敦城，穿過霍本和今天的牛津街，向下穿越現在的海德公園角（Hyde Park Corner）和維多利亞，到達西敏寺。梅費爾（Mayfair）的山丘街（Mount Street）令人想起其中一座堡壘，街名來自「奧立佛的山丘」（Oliver’s Mount）。
 
內戰是一場不顧一切、且往往漫無章法的事件。起初，從倫敦城各坊抽調而來的倫敦民兵—訓練團（trained bands），構成了議會軍的核心主力。一六四三年第一次紐伯里戰役（Battle of Newbury）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其後倫敦城的民兵歸來，在艦隊街的聖殿關（Temple Bar）獲得市長和參議們迎接，他們「高興地款待我們，數千人歡迎我們回家，祈求上帝賜福......拯救我們免於敵人的肆虐和蠻橫。」

但到了一六四三年底，保王派軍隊再也無法對倫敦構成威脅，倫敦城的部隊也就不再可靠，常常開小差。倫敦的情緒變得極其厭戰，使得議會不得不仰仗奧立佛．克倫威爾的半職業部隊新模範軍（New Model Army），該部隊兵員多半來自東安格利亞。到了一六四七年，倫敦城內已經開始出現了請求國王歸來的聲音。唯有克倫威爾的軍隊開進倫敦，才終結了這種可能性。

實情是，倫敦的模稜兩可一如既往。它大抵同情清教徒，敵視英國國教的許多教會體制，尤其敵視主教。在議會派人士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看來，倫敦是「庇護之城、自由之邸，由祂（上帝）的保護涵括與圍繞」。

少數幾個行會甚至支持平等派（Levellers），他們所要求的宗教寬容和普選權，預示著十九世紀的革命。平等派領袖約翰．李爾本（John Lilburne）是倫敦人。但即使倫敦城的四位下議院議員都是清教徒，根深蒂固的和平運動卻持續施壓，要求雙方簽訂協議。當戰爭在一六四八年接近尾聲，倫敦城上書請求釋放被俘的國王，這項請願受到渴望和平及重啟貿易的參議們支持。
 

聯邦的興衰

當時的歐洲大陸經歷了黑死病以來絕無僅有的創傷。路德教派興起後的一百年來，宗教衝突你來我往，主要發生在德語區，終於在一六一八年爆發三十年戰爭。歐洲北部大半地區不分城鄉，都退回了中世紀以來不曾經歷過的狀態。到了一六四八年，筋疲力盡的歐洲大陸將希望寄於《西發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以及全歐各地步入寬容新時代的承諾。相形之下，英格蘭內戰規模不大，本質上是政治衝突而非宗教衝突，倫敦此時期望，君主與議會的爭議無需更多流血就能解決。
 
情況卻並非如此。一六四九年，議會最高法院判決查理一世叛國罪名成立，下令將他處死。克倫威爾擔憂，要是試圖押解國王穿越倫敦城，前往塔丘的斷頭台，恐將遭受阻礙甚至引發暴動，於是在白廳的國宴廳門外架設了一個臨時斷頭台。處死國王並未帶來多少喜悅。一位來自牛津大學的旁觀者寫道：「我看見的那一擊......我清楚記得，現場成千上萬人發出的那一聲哀嘆，是我從未聽過、也希望不會再聽到的。」克倫威爾本人只能深思處決國王一事的「無情必要」。
 

克倫威爾臨終前任命其子理查繼位，由此產生的權力真空令倫敦城驚恐。政局預設由軍方控制，但軍方沒有明確的領袖。克倫威爾任命的蘇格蘭總督蒙克將軍（General George Monck）於是揮軍南下，但他並未接掌政權，而是與長期議會剩餘的議員商量，與他們達成堅定共識，支持國王復辟。在一六六○年的《布雷達宣言》（Declaration of Breda）中，流亡國外的查理二世同意將主權授予議會的嚴格條件。

《日不落‧倫敦：創建、破壞與改革，泰晤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登上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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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這座歷史悠久、享譽國際的英國首府，最早在紀元初由羅馬人創立，隨後被撒克遜人占領、丹麥人征服、諾曼人統治的城鎮。這個政局變化多端的地方，搖身一變為由巷道和院落構成的中世紀迷宮，更是成為十八到十九世紀喬治時代富麗堂皇的大都會。工業革命時代的來臨，更擴張為歷史上最大帝國的中心。而後從二戰德軍大轟炸的廢墟中崛起，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

從史前時代泰晤士河谷的居民，到今日全神貫注的上班族，西蒙．詹金斯將倫敦歷史上的關鍵人、事、物及時代潮流集結起來，為這個首都繪製出一幅無與倫比的肖像。他精湛地說明了決定倫敦如何被想像與建設的鬥爭──尤其是金錢與權力的永恆分歧。結合自身參與戰後倫敦市政發展的經驗，詹金斯用他獨到的趣味和權威，呈現倫敦這兩千年來見證的歷史。不論你對於倫敦熟門熟路，抑或一無所知，都是一本最傑出的敘事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