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際,皇帝真的非走不可嗎?

一九八七年上映的《末代皇帝》,講述中國最後一位皇帝溥儀的生命故事。

電影開始沒多久,觀眾就可以看到,年幼的溥儀被慈禧宣詔入宮。這位對宮廷感到好奇、陌生,四處碰摸、打探的孩子,守在太后身旁,聽著這位自稱「老佛爺」的女人,對他說明「皇宮」長什麼模樣,「皇帝」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拖著衰老身體的慈禧,話說久時即發咳嗽,以致呼吸不順,時常中斷談話。

一旁的溥儀,稚嫩臉龐上時而緊蹙的眉頭,仿佛對於眼前的一切與自己的未來,感到些許好奇、緊張。這一幕,慈禧和溥儀的年齡、身體,形成相當明顯的對比。

在下個鏡頭就離世的慈禧,宛如當時步步走向衰亡的清帝國;這位年幼的皇位繼任者溥儀,舉手投足間的稚嫩與無措感,就如那個還未成形的新「國家」,尚未尋得順當之理路,破繭而出。[1]

《末代皇帝》,講述中國最後一位皇帝溥儀的歷史傳記電影(Source:Flickr)

當時年僅三歲的溥儀,還不知道,「皇帝」即將成為他此生唯一會做的事情,那在中國人心中是世界運轉的核心,卻也是傳統中國邁向現代國家進程中,唯一必須得拋棄的包袱。

「皇帝」的離去,可謂是晚清革命、改革運動最重要的成果。不同於西方社會是宗教與皇權相對,劃分為「神」與「世俗」二元世界並行的狀況。傳統中國是以皇權為主軸,形構成的單一世界觀。皇帝正為傳統中國維繫「國家—社會—人民」的樞紐,從中央推及至社會、經濟、民族、思想文化與日常生活等方面,結成以皇權為國家核心的政治制度。誠如楊念群描述,這個中心樞紐的散失,宛若一串玉珠子的線被抽出來,珠子灑落一地般,很難黏繫回原樣。[2]

就像梁漱溟曾說過,在「醇正中國人」看來「這大的國家竟可沒皇帝,竟可不要皇帝,這是何等怪事!」[3] 此種秩序維持和運作模式的消逝,對一般民眾心理影響,確實巨大。時人對此,態度各異,惟應以褒意居多。一九六○年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以「中國之傳統與將來」為題做開幕演講,提到「帝制」的廢除,是不值得惋惜哀悼的「文化的自然犧牲」。因為,就清末時期的歷史場景而言,「皇帝也非得走開不可」。[4]

皇帝真的非走不可嗎?生長在自由民主社會的我們,自然會認為「皇帝」就是個不合時宜的制度。但面對歷史問題,實不能以倒放電影的方式,由當前的脈絡,逆推在不同的時空場景下,人們所思所想的內容和意義,要回到歷史場景才是首要之務。

而更可為這問題加上魯迅式提問:「皇帝走後怎樣?」[5]合而觀之,兩個問題,牽涉了帝制存廢,以及廢除後引發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關聯性變動的複雜情況。

二十世紀前後,中國從對外衝突、內部動亂走向王朝覆滅,反映的是政治體制遭致質疑且被徹底否定。與象徵進步、文明和現代化的西方國家相比,皇帝制度的存續,顯示出國家機器的老舊,急需汰換。而多方提出修整策略、藍圖,甚至試圖推翻帝制的知識分子,其日夜苦思,驅使傳統政體能跟上內外挑戰的舉措,則顯得蒼白、無力。

中國政治制度的現代轉型,是一段長時期的劇烈變動。自知識分子接觸到西方國家,就開啟了這場政治思辨和實踐的漫長旅程。從革命洪流和立憲聲浪的競爭、創建共和政府,至洪憲帝制、張勳復辟等事件。甚至,國共兩黨的鬥爭,以及中共建政後,歷經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今日的習近平。舉凡政治革命的發動、制度改革的嘗試、體制調整和替換以及領導人的更替,這些變動幾乎是在回應這個議題:「皇帝走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可以永久替代,甚至是取代古老帝國?」[6]

顯然,皇帝離開所留下的權力真空,任何接續填補的體系或制度,都還在尋找最適切的運作模式。二○一八年三月,習近平通過廢除國家正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此舉引起世界政壇關切。各國網民戲稱習近平此舉仿似要回到傳統中國的「皇帝制度」。一位國家領導人的權力不設限,且任期毫無限制,這確實很像帝制時代。

習近平廢除了國家正副主席的任期限制(Source:Wikipedia)

習近平此舉,是我們重省「皇帝」之於傳統帝國政治體系的契機。

這包括三個層面的問題。

首先為事實的部分。描寫舊有體制面貌,包括制度設計的內容,以及各式規劃所透露的思想特點,與其映顯的歷史環境之特色。再者,中國傳統政治體制和現代性交織的問題。這特指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與域外世界相遇而觸發知識分子思考中、西政治制度孰為優劣的現象。此種心態透露,中國的「傳統」與「現代」和「文明」相遇後可能產生的不適應、矛盾,甚至衝突。第三,從前兩個問題推衍出,中國、臺灣乃至於華人地區,對於從西方傳入的現代政治方案,譬如對民主共和的期待與想像的問題。

本章不是要提出「民主無用論」,或是要稱揚專制、集權時代會更好。只是,為什麼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與一般大眾會視「民主」與「共和」為解救中國的靈丹妙藥?特別當「民主政治」僅僅是現代西方政治方案中一個「比較不差」的選項,而非最為無暇的選擇。

人們對於民主政治迎來之秩序的烏托邦想像,究竟隱含了何種思想特點,是否延續至今日。這些議題,均值得我們藉著回顧歷史發展之線索,來摸索未來應循的方向。

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皇帝」從不可缺漏的核心,轉為落後給其他政治選項,成為應該被放棄的選擇。這段發展過程,是各種政治方案的競爭,更代表了傳統中國與西方現代性的交織互動。讓我們回到清王朝最後十年,追索知識分子關於政治問題與制度的多樣想法,以及行動背後,存在何種思想模式與特點。而更重要的是,這些已成歷史的片段,是否有延續至當代社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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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麼需要皇帝?是過去式嗎? 我們如何思考皇帝對當代的影響? 皇帝夢為什麼那麼吸引人? 兩千年的帝制,是中國歷史最重要的一部分,或許也影響著我們的未來。 ◎秦始皇一統六國,建立中國史上第一個帝國秦朝以來,皇帝就成為帝制中國統治者的稱號。 ◎宋代的宰相並不是一人,應該視為以宰執為主的行政團隊,皇帝的行動並沒有想像的自由。 ◎清代因為奏摺制度的實施與軍機處的創建,權力集中因而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皇權獨裁的顛峰。 ◎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皇帝」從不可缺漏的核心,成為應該被放棄的選擇。

[1]《末代皇帝》(The Last Empire)是一部中國、義大利和英國合作拍攝,描寫溥儀一生經歷的傳記電影。該片的義大利籍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 1941-2018)甫於二○一八年十一月底逝世。《末代皇帝》的拍攝,意味著中國政府於八十年代採行積極向外開放政策,方始允許外籍導演、劇組進入紫禁城開拍電影。而擁有共產黨員身分的貝托魯奇,恰是最合適的人選。只是,這部在國際影壇獲獎無數的影片,包括一九八七年奧斯卡金像獎九項獎座,在中國上映後卻未引起同樣的風潮。總的來說,《末代皇帝》展現的中國異象是中、西視角相錯之圖像。貝托魯奇在《末代皇帝》裡尋找他理想的中國社會,而中國政府則希望透過電影將自己往世界推銷。葉郎,〈貝托魯奇去了哪一個中國?《末代皇帝》與相信勞動改造的國度〉,《端傳媒》,二○一八年十二月一日。(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201-culture-bertoluccirip/,讀取時間:二○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2]楊念群,《皇帝的影子有多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六年),頁一五四。

[3]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頁四十二。

[4] Hu Shih,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Report and Proceeding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0), p. 20. 胡適講、徐高阮譯,〈中國之傳統與將來〉,《大陸雜誌》,第二十八卷第六期(一九六四年三月),頁一八一。

[5] 此處是借魯迅於一九二○年代發表的〈娜拉走後怎樣〉一文標題為用。

[6] 這問題來自柯偉林的這篇文章。William Kirby(柯偉林),〈辛亥革命與中國的共和世紀〉,周言編,《未完成的革命》(臺北:新銳文創,二○一二年),頁一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