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國是外來征服者，還是被同化的中國朝代？有著多種面貌的滿清皇帝們

歷史學者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以漢化論（sinicization）討論清朝的性質，假設中國大多數（或甚至全部）的野蠻征服者，都採取了漢人的統治方式，實際上變成了中國人。

漢化論這個取徑的主張是，清朝的滿洲統治者熟習了中國過往朝代不同的文化遺產，成為所謂中華文化的提倡者，因此在過程中自己也變成了「中國人」；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態度讓明清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兩極對立，而是延續一體，提倡中華文化據信保全了清朝的政治合法性。

確實，自從清人在十七世紀征服明代開始，便一直獎掖漢族士人、資助他們的文化發展，程度相當可觀。一方面來說，康熙皇帝對「孔子」的道德觀作出總結，自他在位的期間以降，這項總結成了科舉考生的必讀教材；此外，雍正皇帝的《大義覺迷錄》乍看之下，似乎也證實了漢化論的主張。

然而，我提出的主張是，在仔細檢視《大義覺迷錄》中的論證後，我們會發現它只是虛飾，並不反映真實。
 

什麼是「中華帝國」？

晚近對清代中國的研究以滿洲為中心，歸納了清代政治體的特徵，包括大幅擴張的領土、更加異質的人民，以及更為多變的地方風俗和慣習，這種說法頗具說服力。結果，清代身分意識的根基表面上看起來有共同基礎，但實際上，就如何理解政治體本身以及理解其成員來說，不同的說法形成了強烈衝突。

所謂「中（央風）華」的說法，如果把它定義成有固定內涵的話，並沒有辦法包含清代性質的方方面面；但同時，清朝還是需要「中華」的談法，才能宣稱其具有作為「中國」的資格。當清朝需要協調帝國之內千頭萬緒的文化差異時，「中華」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以下的例子顯示出，清朝的統治者使用各種方式面對其日益複雜的政治情境：
首先，清朝以其他的非漢征服王朝為藍圖，維持著形式各異的資本，如契丹人的遼國、女真人的金國、以及蒙古人的元國。

其次，帝國的宮廷禮儀融鑄了不同的信仰體系，兼容並蓄；這些儀式反映出，清代君主為漢人提倡了儒學、為滿人提倡了薩滿信仰、為蒙古人提倡藏傳佛教、為中亞說突厥語的穆斯林提倡了伊斯蘭。

第三，清朝的皇帝能說多種語言，特別像是乾隆皇帝學了漢語、滿語和蒙語，有時還兼修藏語和維吾爾語，並下旨製作了多語言的字典，石刻也兼用了五種語言。

第四，宮中拔擢用人有各種背景，從藏人到維吾爾人，乃至於歐洲的耶穌會士等；乾隆皇帝將這些人當作雙眼可見的明證，說明了清代統治多元包容的本質。
 
這些多族群、多文化的做法，圍繞著清代的政治體以及其統治者的身分性質打轉；清朝兼採複雜的世系，連結了過去各式各樣的政治實體。我們已經知道，滿人取了「清」這個中國的朝代名稱，在明代的模版上組織科舉，因此將自己定位成明代的繼承者；然而，這並不是事情的全貌。

清朝皇帝對於自己的非漢傳統相當自豪，把自己塑造成滿洲帝國的統治者，對不同的臣民公正不阿。例如，乾隆在提倡中國藝術與文學時，也結合了對滿洲傳統的頌讚；此外，清朝的統治者也融合了金朝歷史和金朝的諸多體制先例，譬如替科舉開設了拔擢平民的科目，並以國家力量發起計劃、限制貴族的特權及影響力。

對清朝皇帝來說，與蒙古的聯繫也很重要，早期的清朝皇帝宣稱其繼承的統治權利自成吉思汗肇建統治開始，歷經諸蒙古政權，最後傳承給了滿人。最後也很重要的一點是，滿洲身分既不基於世襲血統，也不關乎個人說的「母語」是漢語還是滿語；這種身分並不是「自古便有」，而是隨著清帝國在 1630 年代肇建時，同時創造出來的。

創建清朝的皇太極塑造了「滿洲」身分，以此覆蓋在女真的部族以及其他東北部族的身分之上；就族裔而言，在清朝這個政治體建立之前，並沒有所謂滿洲的存在。總之，非漢族群統治了傳統中國的核心區域，而且即便像滿洲這樣的非漢統治族群中，也比一般人想像地更加異質多變。
 
對於清代性質的這種理解，應該足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大義覺迷錄》。如之前所說，乍看之下，《大義覺迷錄》好像充滿了所謂「漢化論」對中國性的文化解讀，而現在我們則了解到，對漢文化的提倡不過是這個朝代身分的多重面貌的之一，因此如果說漢化不過是清朝統治者在有需要時所採用的人格表象（persona），應該也是很合理的想法。表象就像面具一樣，是外在與內在的交界處，《大義覺迷錄》便是面具朝外的一面，而要想看穿這副面具，我們不能對字面上所說東西照單全收，需要採取不同的方式研究其意識形態的立場。
 

繪畫中的滿清皇帝

在《大義覺迷錄》這類正式文件中，我們可不能期待看到清朝統治者是有意識地在扮演某種角色，不可能去公開宣稱、暴露自己是基於怎樣的定點能支撐著清代中國作為多族群、多文化的帝國，而清朝皇帝又如何認同這樣的定點；這種事情只能透過推論才能知道，因此需要比較細緻的詮釋。這便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改成使用其他史料，例如非正式的畫作等等，而不能使用公開的聲明及正式的宮廷繪畫。這便帶出了一個問題：清朝的統治者怎麼有辦法戴上如此多重的面具？是什麼東西在支撐著這麼多變的面具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看一看《是一是二圖》，這是乾隆非正式的帝王畫像（圖四）。如果像羅友枝所說，雍正的畫像預見了之後在乾隆年間會達到頂點的多元文化政策，則將《是一是二圖》放在上述的討論脈絡中，應該也是非常合理。這幅圖因為乾隆的自我指涉而為人所知：他望向了右方，那裡掛了他自己的半身像。雍正在自己十四開的行樂圖上沒有任何題字，但乾隆在《是一是二圖》上題了一首有趣的十六字小詩：
 

是一是二，
不即不離。
儒可墨可，
何慮何思？

這首詩中最重要的訊息，便是乾隆具有自覺，很強烈地意識到，他要戴上被征服臣民的人格表象。如此，當現實處境要求他收集各種人格表象時，背後主導他的思想是什麼呢？
  
在我看來，更為合理的詮釋是這樣子的：這首詩最突出的要旨便是「大一統」（unity），在四行詩中，每一行都駁斥了二元對立的區分，而要達致一統，便要拒絕信奉任何道德、宗教觀點。正是在這個脈絡中，我們才可以理解到，這首這麼短的詩為什麼要納含四種不同的思想；作者或許是想表達，詩的意旨──不管是什麼意旨──既不單單屬於任一種角度，也不僅限於這四種角度。

這對領導統御的意義在於，統治者不應該為任何的道德、文化或族群觀點獻身；如果他沒有辦法遠離這些觀點，那麼便應該要信仰所有的觀點。要想達成這種目標，便需要處在「暫且」（provitional）的狀態，「暫且」並不是個停滯的地方，而是持續前進的過程。要想能隨機應變、千變萬化，保持暫且的狀態便非常關鍵；透過變化的過程，統治者便能有效地與各種不同的臣民對話。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稱其為「虛空」（emptiness），這種虛空與佛教的教義究竟有多類似，在這裡不是重點；虛空在這裡指的並不是事物的本質，而比較像是一個空的器皿，等著人裝進特定的「內容」。以此，因為虛空可以不斷地填入不同的內涵，「中國」身分既空洞又滿溢，而這種動態讓清朝得以統治益發多元的中國；因為有虛空存在、有暫且的性質存在，使得清朝統治者能成為任何人，或是能成為任何別人所期待的事物。
 

戴著面具的統治者

那麼，要想一統「中國」這個帝國，還有什麼其他想得到的方式？還有哪些潛在的競爭思想呢？既然清朝建立在多族群聯盟的基礎之上，要是把某種文化當作正當權威、強加在大不相同的群眾身上的話，自然是不可行的。

事實上，滿人既沒有漢化、也沒有將他們的文化強加在漢人身上，而是試著保存自身文化，將其視為自身所有；就算他們曾想過要達成上述兩項目標，這種做法會需要大有為的政府介入管理社會資源，才能創造、維繫高度的文化同質性──在清代時，這種國家力量是完全想像不到的。清帝國是明代的兩倍，而且清中葉有大量的人口增長，但縣官人數並沒有增加；或許，清朝是別無選擇，只好將每個區域的臣民都當成是有自己的文化結構、有特定的歷史、也有集體的身分認同。

以此，如果把清朝的治理和統治叫作專制、獨裁政權，指的是清代有強大的國家力量的話，這是不合理的說法；反之，若是採用了虛空的身分觀，在極為異質的情境中，便能反映清代統治者的關懷，他們試著想要融入臣民、或是想要被臣民接受。

對於被接納的追求，似乎既不要求非得漢化才行，也不會壓迫自我認同的概念，清代的統治者在追求為人接受的目標時（至少在十八世紀盛清的統治者心中），反而保持了自己的滿人身分；同時，他們也開展出了虛空的中國性，使得他們能夠與帝國中不同的族群和諧相處。因此，若要講說滿人有多重身分，好像在政治上精神分裂一樣，同樣也是有問題的說法。才剛剛宣稱自己具有滿洲特質，然後馬上在一年或數年間就建立了中國式的朝代，這或許看起來非常奇怪；然而，當各種政治需求同時出現，彼此有可能會相衝突時，面對這種情景的清代統治者似乎有高度的自覺，決定要將自己的形象變形轉化，以此提倡臣民的各種文化。

換句話說，清代的統治者打造了多重的面具或多重的人格表象，每一層面具對各自的觀者來說，都代表了中國性；然而，在面具後支撐面具的事物，沒有辦法化約成任何一種文化內涵。如果一層一層剝開來，我們能找到的不過是面具罷了；除了各種戴在臉上的面具之外，在面具底下，並沒有哪個身分獨特的人存在於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