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的起源》是鄂蘭成名的代表作，她在此書開頭強調極權主義的「新」及「史無前例」性：
一、極權主義是一種新的政體，它不同於從前任何政府形式，往昔政治哲學的各種學說都無法賦予解釋。它的出現，使得過去種種的道德判斷基準已不再適用。
二、在宣稱遵守歷史運行法則的藉口下，極權主義伸張一個由意識型態所導向的終極目的乃人類的最高目標，進而發動了連串政治運動，且認為它們不受任何法律與道德所約束。
三、受這樣的狀況驅動，此前被視為「須受譴責」的行為均可獲允許，甚至成為一種必須性，例如：對猶太人的屠殺。所有對人權的侵害，於焉被解釋成合乎歷史理性的行動。
也因如此，在鄂蘭眼中，當代人處於某個獨特的時間點上，我們「處在過去及未來之間」，而「如何建構一個『後極權』時代的政治理想」，亦成了解釋極權主義後的必然工作。
我們或可這麼說：對極權主義「本身」的研究並不是鄂蘭的主要關懷，她無意變成一個與「極權主義」畫等號的「專家」，鄂蘭的關懷及企圖其實更宏大，她最關心的是「人類如何理解並最終能夠解決由極權政體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所以，「如何在一個『後極權』時代重新找回政治行動的可能性」，方才是鄂蘭書寫的核心意識。
再來需要注意，鄂蘭認為自己在解釋的，是極權主義的「起源」，而非嚴格因果關係下的「原因」。換句話說，她重在指出這種政治實驗登場背後的種種「元素」，還有這些元素如何在特定的歷史時空環境中「結晶」，促成極權主義得以實現。
換言之，《極權主義的起源》這本書，正是解釋：在德國納粹主義及蘇聯史達林主義兩邊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西方現代性中的種種「要素」與「根源」，如何轉化為極權主義。這些「元素」有「反猶主義」、「帝國主義」、「民族國家的困境及衰落」、「種族主義」、「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問題」……等等。
此書的構成分作三大部分，從三個面向來解釋極權主義這種人類史無前例的政治現象：
第一種論述─「反猶主義」
介紹十九世紀西歐反猶主義的興起，以一種社會心理總體視角的分析，帶出猶太民族獨特的政治地位。像是他們雖有錢，但因喪失了政治權力而無法自保，諸如此類的角度，說明為何猶太人會成為納粹攻擊的對象。
第二種論述─「帝國主義」
分析自 1884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期間，歐洲帝國主義再興、殖民運動熱烈的條件。
第三種論述─「極權主義」
鄂蘭將她對極權主義的概念，限定在 1930 年至 1950 年史達林的恐怖統治時期，以及 1938 年至 1945 年希特勒於歐洲的崛起，乃欲藉此來闡明極權主義以「運動」及「意識型態」為主的政府組織運作形式。
接下來，就讓我們依序照著前述三個面向，了解貫串這部經典大作的主要觀點。
反猶主義：猶太民族的獨特命運
鄂蘭指出，從歷史性角度而言，列國加強軍備急需金錢及貸款的背景下，造就許多猶太人金融掮客的地位。
無國籍的猶太人習於在各國間穿梭，解決近現代國家新建之初所帶來的金融問題，民族國家對猶太人提供的服務需求愈來愈大，猶太人政經方面的重要性也因此不斷上升。
然而特殊的是，在這些歐洲國家中，猶太人自己往往並不構成一個階級，也不屬於任何特定的階級。作為一個團體或民族，他們不是工人、不是中產階級，既非地主也非農民，是受到國家特別保護的族群，這讓他們成為一種沒有政治權力的特權階級。
猶太人的獨特性，除了來自於民族國家有意地將猶太人當成一個特殊團體予以保留，不希望他們與其他社會階級同化，也來自於猶太人有意透過與他族區隔以達到族群永存。這就是鄂蘭所說的關於猶太人之「平等與特權」的矛盾，即猶太人雖隸屬於某個特定社會，卻同時被它排除在外。
此外，作為無國籍者，猶太人缺乏政治意識以及參與政治事務的能力，這造成猶太人政治上格外冷感和被動。鄂蘭指出第二個與此相關的猶太民族特殊性乃是：猶太人是唯一一個「沒有國家」的歐洲「民族」。
到了十九世紀，由於民族主義的興起，現代國家紛將自己建立成「民族國家」，使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政治語言，而猶太人這樣「無國家」的特殊性使之成為歐洲各國歧視及迫害的對象，因為只要把猶太人當代罪羔羊，便很容易煽起民粹、轉移政治焦點，例如歷史上不斷出現一種典型現象：當政客要宣洩人民不滿時，就會製造出「是猶太人搶走我們的工作機會」等等的藉口來操縱人民。此種操作方法的極致表現即是納粹的極權主義。
猶太人這樣特殊的民族性與政治性，遂讓戰間期的德國納粹發動以歧視猶太人為基礎的意識型態及政治運動，製造「猶太人企圖統治全世界」、「打造新人類必須消除人類低等存有形式之猶太人」等等謠言。正由於猶太人是個沒有國家的民族，他們無法組成具有行動力的政治單位，已缺乏團結集體行動的可能性，所以這種政治地位的喪失及政治行動力的不可能，便導致了猶太人大規模遭到屠殺的殘酷後果。
（Source：Wikipedia）
帝國主義興起的歷史環境
在這個部分，鄂蘭以歷史回顧的角度，分析道現代化進程中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了生產工具的進步及生產過程的分工化，它們使得資本累積的速度加快，並逐漸集中在少數的資產階級手中。
於此同時，各個民族國家的國內經濟體制亦逐漸不堪負荷，須轉往國外尋求勞工及經濟原料，以經濟腹地的擴張來解決國內資本累積所帶來的矛盾，如：國內市場的飽和，原物料的缺乏，過剩的資本及人力急需再利用等等。這就是海外殖民主國及西方帝國主義形成的背景。
換言之，在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的發展下，永不停止的「生產與消費」成為人類社會的主要推動力，經濟上的「擴張」變成了政治的終極目標，私人及特定階級的經濟目的成為了政治運作的唯一目的。
隨著這般進程，不但民族國家的界線開始鬆動，殖民母國在面對弱勢的殖民地人民時也開始形成一種「種族優劣」的觀念。這樣的思想更回過頭來成為殖民統治者的治理工具，即以一種對待殖民地人民的態度來對待國外的少數民族。在實際運作上，殖民地的統治方式並不是基於普遍性的法律，而是以各種不同的政令來遂行「官僚統治」，最重要者不是法律之前的人人平等，而是保護母國利益。這就是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結合。
此部分的最後一章〈民族國家的式微與人權的終結〉內文裡，鄂蘭對人權理想的理論基礎與其實際運作提出了強烈的批判。西方所驕傲的啟蒙理想，以及對人和人權的重視，在鄂蘭眼中有著莫大的爭議，例如：人性所指向的「抽象化的人」，意即人權的概念雖於理念上被無條件地肯定，但在實際世界中，一個即使宣稱尊重人權的國家仍會囿於眾多因素而差別對待個別公民或族群。
例如：我們都相信國家中每個公民都應被平等地對待，但事實上政府在對待富可敵國的大資本家跟身無半文的市井小民的態度卻是不同的，平等理想與差別對待的事實常常形成強烈的對比。也因此這種過於理想、空想的方式無法在現實上得到保證，到底任何的人都是特定文化及歷史的載體，無不出生長大於一個特定的政治社群，更重要的是，單一的個體也無法形成有力的政治團體以保護自己的權利。
在實際運作上，普遍人權的理想通常很難徹底實現，因為西方國家無法處理數目龐大的「無國籍人民」（stateless people），常以歧視態度面對處於社會邊緣的賤民（pariah）。西方國家受利益的驅使，也無法以人權的角度對待其他弱小民族，在種族主義的詞語主導下，我們看到的不是對每一個個體的尊重，而是母國代表著高級人類、殖民地代表著低等人類的高下之分，這突顯出「人權」僅是一種政治詞彙，充滿了空泛性和抽象性。
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
鄂蘭認為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正如其字根所顯示的，意指一種「全體主義」，也就是一種「全面控制」的統治方式。國家的公權力無所不在，這樣的政治形式企圖將多元化及具有個別差異的人們組織成一個個單一化的個體，而全面控制之所以能夠達成如此目標，乃是透過兩種途徑：一種是統治者將某種「意識型態」強加於群眾；另一種是建立集中營，以最直接地對身體的控制和消滅，來達到「打造新人類」的神話。
鄂蘭在此強調了「意識型態」的重要性。關於意識型態（ideology），就其字根所顯示的，是將某種主導性的「理念」或「意見」（idea），組織成複雜但前後一致的「邏輯」（logic），它儼如一種「世界觀」，某種「觀看」世界的「視角」或「觀點」，而個人所看到的「現實」，是被這套意識型態所選擇及詮釋下的現象。
在此，並不存在著純粹的「物理現實」或「社會真實性」，也沒有中立的現象，所有可見的一切，俱被意識型態呈現成具有特定意義的現象，就好像戴上了綠色的眼鏡之後，我們看到所有事物都是綠色。
各種的意識型態都宣稱自己有「科學性」，是唯一符合「科學本質」的解釋。在極端的例子中，人們會變得像被操控的木偶，沒有、也不應該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聽從政治宣傳，全心全意地信仰及運用意識型態的教條，去解釋看到、聽到的一切。我們常說，這是一種「洗腦」，而在納粹的例子正是如此：「宣傳」（propaganda）與「灌輸」（indoctrination）取代了每個人的判斷能力。
納粹以不證自明的「亞利安人是最優秀的人類」及「猶太人企圖征服全世界」等前提，對人類及歷史作特定的解釋，認為人之歷史意義最終在於實現某種終極目的，這表現在消滅低等的猶太民族，讓亞利安民族統治世界一事上。藉由恐怖統治及秘密警察的運作，「虛構」變成了「實在」：意識型態所構築的虛構世界，變成每一個人日常生活的「現實」。蘇聯的「階級鬥爭」意識型態及歷史法則也是如此。
意識型態的另一個特性，就是它的重點不在於「是什麼」而是「變成什麼」。於是，實現某種終極法則的「運動」就取代了種種可觀察的實在，在實現歷史法則的大帽子下，納粹德國及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將「打造新人類」及「實現無階級社會」等等所謂的「自然法則」或「歷史的鐵則」凌駕於國家的法律之上，不以正常的「以法治國」，而用種種的「政治運動」去實踐所謂的「亞利安人統治」及「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
在這樣的意識型態之下，政黨或政治成為執行「種族」及「階級」必然法則的工具。極權主義者因此名正言順地排除，或忽視的法律統治及憲政制度（legality），也以此排除種種不同意、偏離此意識型態或運動法則的「異議分子」或「危險分子」，可以為了成就「整體」而「犧牲」部分。於是，種種肅清運動及整肅異己成了常態。在極權主義下，意識型態及種種的政治運動以「純粹人種」取代了人的「多元性」。
揭出西方現代性之通病
然而鄂蘭的詮釋並不只有指向特定的極權主義現象，她企圖要說明的也是。
這是西方「現代性」的後果之一。在資本本義的運作邏輯下，形成了具有特定心態的「群眾」及「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特性是對政治冷感及疏離，蔑視公共事務，公民的責任及義務被視為是浪費生命，人生活的目標被認為是個人在私領域的滿足及財富的不斷累積，政治被認為只是保護私有財產的工具，或被認為是可能妨礙個人自由及強取私產的危險，或甚至是取得經濟利益的必要手段。
這種對政治的疏離常常導向強人統治，認為一般人與政治的成敗無關，而這種與政治的疏離就導向了希特勒及史達林的極權主義。
「群眾」更能代表「現代性」的一種「病症」，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西方社會出現一大群喪失了「共同世界」以及被原子化（atomization）的個人，他們處於孤單而漂泊無根（homeless）的狀態。
在這種狀況下，極權主義的意識型態提供了一套特定的解釋，讓這些無所依從的個人，藉著意識型態找到自己的定位，也使他們得以融入一個更大的團體之中。種種同一階級或同一種族的政治口號、與其他人身處同樣的政治運動中……等等的方式，讓他們不再感到孤單及無根，這些個別、孤單的群眾依這些教條因而擁有一個「安身立命」的自我詮釋方式。
被現代性所原子化的個人，如此一來就被組織成集體性的「人民」或「群眾」，這也是為何鄂蘭會說「極權主義運動是原子化及孤立化個人的一種群眾性組織方式」的理由所在。
總而言之，在鄂蘭對極權主義的詮釋中，我們看到的是鄂蘭定義下的政治完全地被扼殺。在前一章中，我們對鄂蘭的政治界定有一個初步的介紹，知道：
一、政治的基礎是人的「多元性」
二、政治是在公共空間中公民以「平等」的身分相互溝通
三、政治是以言行表現自己的秀異以及與他人的協力合作
這些元素在極權統治中都被徹底扼止，極權主義是政治異化的極致表現。
站在時代的浪潮尖端，漢娜‧鄂蘭始終未退場，其著述隨時間演進越發璀璨，隨政治局勢的變動更加精闢。她是一面時代的鏡子，始終映照著這個世界，而我們也始終站在所處的時代與她的身影遙相輝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