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宗族關係提供了元、明兩代人的生活體制架構，那麼性別就是組織成這個架構的規律。性別觀念藉由安排重男輕女的社會關係，在社會加上一套階級制度。
扼殺女嬰是一個很適當的例子：必須保持小規模的家庭會選擇殺害女嬰，而不會冒著放棄男性的風險，因為男性在未來能提供勞動力，或是傳延家族香火，當時的人認為前述兩件事都只能透過男性才能辦到，即使是在很遙遠的未來，也是一樣。
但是性別觀念也有其互補作用。[1]婦女在家族繁衍後代這個方面具有的重要性，不管從任何意義來看，都與男性相等。家庭生活的組織構成將這一點列入考量，將勞動力做了性別分配：讓男丁下田耕作，婦女留在家中編織。
不過在實際上，家庭勞動力的區分卻不同於這種規範。例如在北方，婦女被期待要投入農耕勞動，從事某些穀粒加工的工作，例如碾穀。
商業經濟的發展成長也顛覆了這種按性別區分的勞動力安排。舉例來說，當絲織品是要在市場販賣，而不是滿足家庭需求時，男人就走進室內，接手婦女的編織工作，以及原屬於她們的收入。一直到清代末年，絲織生產工業化以後，這項工作才又回到女性手中。[2]
喪夫改嫁、寡婦守節、為妓為妾、出家為尼──婚姻是女人一生的枷鎖
我們所知道關於元、明兩代婦女的情況，大多來自於她們的婚姻紀錄。婚姻在女性身上施加了一個不對稱的負擔。她們在婚後必須往來於婆家與娘家之間，而男性卻不必；她們只能侍奉一位丈夫，而男子卻可以納妾；她們要是守寡便不能改嫁，而男子卻能夠再娶續弦（如同李廣華在第一任妻子周氏死後再娶那樣）。
至少，前述這些是人們對女性的期望。就婦女守寡這件事情來說，國家為那些在丈夫死後仍然保持「貞節」的寡婦提供了一項獎勵動機，表彰她們為道德楷模。
一名女子要是在二十九歲之前就守寡，並且在年過四十九歲之後還未改嫁，就符合官方褒揚的資格，可以獲頒一道表揚她貞烈節行的橫匾。這項榮譽極具意義，也是國家授予婦女的唯一榮譽。
貞節婦女的德行係由夫家的宗族向官府提出，並申請認證，因為支持、贊助她努力取得這項高尚的成就，有助於提高整個宗族的聲譽──即便，來自宗族的支持相當不情願，而榮譽的報酬則全歸節婦所有（實際情況也通常是如此）。[3]
婦女喪夫後再嫁的情況，遠比寡婦守節普遍得多。許多婦女梅開二度，這在我們的預料之中，因為在殺害女嬰習俗下的人口，意味著男子數量要遠多於女性，而妻子在丈夫去世時仍處在適合生育年紀的可能性也很高。傳統道德反對婦女再嫁。明初哲學家曹端（1376-1447）曾經建議，如果發現寡婦疑似涉入與男子通姦情事，應該給她一把刀和一根繩索，將她關進牛棚裡，直到她自我了斷生命為止。[4]
但在實際上，寡婦守節不改嫁的情況並不常見。亡夫的家人會對還處在適合生育年齡的遺孀施加壓力，要她別再守節，而是在五年之內改嫁出去，以避免家族因為維持她的生活，而形成過於沉重的負擔，或是防止她迫於窮困，而做出玷汙貞操的事情來。[5]李廣華的墓誌銘證實了這種做法。當他的弟弟廣桓英年早逝之後，妻子李氏改嫁到謝姓人家。而在他的兒子李燁過世後，其妻陳氏也改嫁給周姓男子。
一名帶著兒子生活的寡婦，如果選擇守節，拒絕再嫁，確實有若干機會能夠如願；因為她亡夫的家族應該會想保有這一支香火血脈的興趣。當然，夫家的親戚也不會給她保證，提供她足以維持守寡生活的資源。[6]
十五世紀初年，揚州有一位名叫邱妙珍的女子，嫁給黃姓男子為妻，她在二十六歲之齡成為寡婦，撫養年幼的兒子。她選擇不再改嫁，夫家的族人並未企圖要剝奪她繼承亡夫財產的權利。
然而，她的一名小叔看上了這筆財產，於是逼迫她改嫁，好將她的財產占為己有。為了反制他，邱妙珍招集夫家的族人，設置酒案，公開奠祭亡夫，當著他們的面，她立誓絕不離棄死去的夫君。根據邱妙珍的傳略，她的節行後來在三個層面得到回報。她活到八十九歲高齡，有一個孫兒於 1484 年考中進士，之後升官出任侍郎，並為其祖母請得了通常是三品官員妻子才能獲得的「淑人」頭銜。[7]
邱妙珍是許多幸運者之一。某些命運乖舛的婦女，她們守寡，是因為除了自殺之外，別無選擇。[8]
收錄在地方志裡的節婦傳略，通常記載了她們成婚時的年齡、丈夫的年齡及地位、守寡的年紀、生育子嗣的人數，以及守寡的時間長度，因為前述這些數據為申報節行之所必須。[9]根據這些資料顯示，女子成婚的年紀在十五到十九歲之間，不過大多數人皆在十七歲時出嫁。
那位曾經建議「給把刀讓關在牛棚裡的失節寡婦自盡」的曹端，認為女子到了十三或十四歲的時候，就可以考慮婚嫁。[10]女孩在只有十二歲的時候就成婚出嫁，並不是聞所未聞的事情。這個年齡絕對是適婚年齡的下限，因為在元律中，與十二歲以下女性性交，即便兩相情願，亦會被看作是觸犯強姦之罪。[11]
這些數據，與福建沿海一位地方志修纂者於 1530 年（嘉靖九年）時所作的紀錄大致相符，他注意到：女性通常被期待在十三至十九歲之間成婚出嫁，對此他解釋道，因為在十九歲後成婚，姙娠與分娩時的各種風險會大幅提高。[12]婚姻年齡同樣也有地域性的南北差異：位於南方和內陸地區的女性，大約比北方女性早一年成婚。
在明代，一名女性平均能生下四名未在嬰兒時期即告夭折的子女，不過能順利長大成人者，大多時候只有二或三人。[13]生下男丁以傳承香火的壓力很沉重，更使得女性在生產過程當中必須面臨的危及生命威脅次數增加。
李日華的日記裡反映出這個現實狀況，他於 1610 年八月二十日（萬曆三十八年七月初三）的日記中，便記載了其媳婦沈氏的死亡。沈氏懷孕後，罹患一種被李日華稱為「胎瘧」的病症，家人因此延請醫者為其診治。在服用十帖醫者開具的藥方後，病勢漸告舒緩。她突然出現陣痛，這是早產的跡象，好在生產過程順利，所以她還能起身親自觀看新生女兒的洗浴。可是，在進食少許稀粥之後，她就突然陷入昏厥。李日華聞訊，趕緊進入女眷的房中探視，但沈氏已經過世了。沈氏十六歲時嫁入李家，過世時年僅十八歲。[14]
李日華對分娩過程感到興趣，一年以後，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兩則五胞胎的案例。其中一則母親與五名胎兒都沒能保住，另外一例則母子均平安。李日華相當困惑不解，何以女子能一次懷有這麼多胎兒。「孿子不足為異，（然）累數至五，幾同犬豕，又俱見於一邑，不知何祥也？」[15]
有一條人生道路，使女性能夠免除踏入婚姻和生兒育女諸事，那就是出家為尼。這並不是一條普遍常見的人生選項，因為女性在負責傳延男性香火這件事情上，扮演重要角色，承擔巨大壓力。除此之外，儒家對於這類選擇出家為僧尼的女性有許多成見，懷疑她們在性方面放蕩混亂、敗壞倫常。
在本書上一章裡，於清遠縣曾經移文山神、諭令其禁止老虎為患的禮部尚書霍韜（1487-1540），對這項議題所採取的敵意立場尤其激憤。1537 年（嘉靖十六年），他在一封呈奏皇帝的長篇奏疏當中，聲稱南京的出家尼僧有公然敗壞風俗的情事。
「尼僧內無夫家，上無父母，下無嗣育，不亦可憫乎？名為修行，實則敗倫，自汙己身，復汙人妻女」──這指的是僧尼竟為來寺院進香的良家婦女媒介性交易，「不亦可惡乎？」嘉靖皇帝同意並批准了霍韜的奏議，將這個地區內的七十二所寺院充公，地產作為學校用地，或朝廷崇祀聖賢的祠堂使用。
僧尼年紀超過五十歲者，遣回親屬原家，或交由養濟院照顧。五十歲以下者，以三個月為期限，自行選擇婚配對象。如果期滿而還未成婚，或者無人肯娶者，就將其指配給還未娶妻的軍戶士兵。[16]
清初有一位諷刺作家寫道，佛教界人士於稍後發動反擊，扳回一城。據說，原來是霍尚書看上了一處寺院，想要將其改建作為私人宅邸，因而將這處寺院納入佛寺充公的命令之中。佛寺裡最後一位僧侶在離去前，在一面牆上題了兩句詩：「學士家移和尚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這招道德反擊果然奏效，霍韜羞愧之下，只得放棄他侵占寺產的圖謀。[17]
道德名目的攻擊很容易主導公眾輿論，但是正如眾人所知，財產才是真正的重點所在。佛教僧尼在能掌握地產的寺院內生活，而在這樣一個高度看重土地的經濟體制裡，他們的教團總是處在各方勢力競逐土地的威脅底下。在這起事件裡，男女性事在任何人心目中，都是關聯性最為遙遠的事情，或許只有以性作為攻擊名目的控訴者除外。
除了為人妻室或出家為尼，女性還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其中以偏房妾室和娼妓最值得注意。社會對前述二者的需求都很高，而且隨著經濟商業化和財富累積至足以負擔前述的程度，這類需求只會有增無減。
納妾是一夫多妻制下的合法形式，納妾的富有男性，大多數都是因為遲遲無法生出能繼承事業的子嗣。這是一件要價不菲的昂貴事情，而且很容易造成家庭內部的動盪失和，因為正室（丈夫可因「無法生育子嗣」為由休妻）不但會擔憂失去關愛，更害怕喪失地位，以及隨著地位喪失而失去的財產繼承權利。[18]
在婚姻中擁有多名伴侶的念頭，是一種男性的普遍綺想，這在晚明小說文學當中俯拾即是，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詳述一位北方富商放浪生活的情色小說《金瓶梅》。[19]
尋花問柳、流連於風月場所的男子，出身來自社會光譜的兩個極端，背景差異更大，特別是最窮苦與最富有的人都包含其中。經濟地位最低的男子，對於籌備給新嫁娘家中的聘禮、婚後自立門戶所需的財產這兩件事上，向來就沒有任何指望。在每個城鎮都有的花街柳巷裡，找個妓女風流一度，是他們唯一能得到性滿足的來源。
最有錢的那些人，出入於不同的圈子，那是由高級酒樓和技藝熟練歌女組成的風月場所，當中或許有某些人提供性服務，而有些人則可能賣笑不賣身。對於身在這煙花世界裡工作的女性來說，這可能是個骯髒下流的地方，不過當中也有些女子，明明可以選擇回返她們出生的家庭，卻情願留在這風月歡場之中。[20]
也有若干著名例子（不過數量比起來要少得多），歌妓受過很高的教育，文化教養良好，是以贏得眾人仰慕，讓大批江南士子為之傾倒。如果有錢人納妾，其目的充滿了情欲，那麼高檔的風月娛樂就被浪漫化，成為兩情相悅的才子佳人傳說了。[21]這種念頭非常好，可惜能實現者很少。
重男輕女的後遺症：男子必須一妻多夫或男男結婚，否則將永遠單身
對於男子而言，明代世界又是另一番全然不同的天地。男性的優勢，透過禮儀和「男高於女」的社會優越性，貫徹到現實層面之中。但是，這類習俗傳統上的優勢，同時也是男性優越地位容易受到傷害的薄弱環節，因為如此一來，家庭就被迫以各種特殊的方式來進行建構。
首先，每個家庭必須要有一個兒子。要是沒有兒子，父母和父親的祖先將來就無人祭祀，因為只有男性後嗣才能供奉祖先。每個社會都會設想各種因應其規範的變通辦法，中國社會同樣也設計出克服這個問題的方式。
宗族可以安排堂兄弟輩中有兒子者過繼給沒有兒子者當後嗣；或是讓女兒的夫婿入贅到家裡來，這種做法稱為招贅婚姻；又或者，一個膝下無子的男性，如果他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便可以將祖宗與自己將來的牌位供進一所佛寺，由該寺永久供奉、祭祀。
男性優勢這項習俗最沉重的負擔，就落在那些年輕女孩的身上。一個家庭在遭逢災荒浩劫或是財政困難時，被迫要縮小人口規模，但是同時卻還是必須得確保家族的香火能傳延下去，這時候就只好犧牲家裡的女孩子，要不是將她們賣掉，就是殺害她們。殺害女嬰在明律當中是要受懲罰的行為，但這並不足以嚇阻此種風俗，況且大多數的縣官對此都睜隻眼閉隻眼。
我們可以從人口數字猜測這種風俗的盛行情況，這些數字說明殺女嬰的風氣很盛。無論這些數字是否為捏造、是多麼不可靠，它們都一致的指出性別失衡的現象：每一百名男性與女性的比例，由開始時的大約一百比九十，下降一百比五十，甚至更低。[22]這樣的性別失衡，有部分是統計數據上的幻象，但是本來在正常人口裡應該存在的大量女性正在消失當中，卻是事實。
以產後扼殺女嬰來控制人口，所立刻付出的代價，必須要從女性的死亡來衡量，而對於男性而言，這樣的做法還有一種日後才會出現的代價，那就是男性的被迫單身。沒有足夠的女性可堪婚配。這種情況導致某些別出心裁的安排。其中一種，就是被人類學者稱之為兄弟間一妻多夫的做法：同胞兄弟數人共同娶一名女子為妻。
在浙江沿海，有一個俗名為「手巾嶴」的村莊，就以此種做法而惡名遠播。本村之所以得到如此外號，是因為其地方風俗的緣故。當兄弟裡其中一人想與他們共同的老婆同室而睡時，就將他的手巾懸掛在她的房門，提醒其他的兄弟別貿然闖進來。窮苦人家的婦女據說頗喜歡這樣的安排，因為比起只嫁給單一收入的丈夫，如此做法更能使她在經濟上獲得保障。
有人宣稱這是日本人引進的習俗。這樣的指控，很可能不過只是將不合正軌的做法推到外國人身上罷了；但這種情形也可能與村民出海的高危險有關，也因此可能與日本船員有關係。1491 年（弘治四年），這項習俗因為官府援引《大明律》第三百九十二條，姦淫兄弟之妻視為亂倫罪的規定，而遭到禁止。[23]
「手巾嶴」多夫共事一妻的情況或許受到禁止，但是人們設計出其他的安排，對於那些無法成親的男性提供性方面的滿足。在福建和廣東的部分地區，另有一種較不普遍的做法，是男人之間結成婚姻關係。
「男」字的標準寫法，是上為「田」，下為「力」。對於那些和男子通婚的男性而言，這個字下方的「力」字，就被換成了「女」字。同樣的，這種做法也與出海航行有關連，因為那些長期無法接觸女性的男子，只好相互尋求性滿足，不過女性人數稀少這項因素，也必定在這種形式的婚姻關係裡，扮演了若干的角色。[24]
大多數結成異性婚姻的男子，傾向和比他們年長的女性成婚；妻子的年齡最多可長丈夫五歲。[25]這種娶比自己年長的女子為妻的做法，大致上集中在北方。1530 年，一名福建文人認為，男子的適婚年齡，在十五歲到二十四歲之間，這要比女性的適婚年齡範圍寬廣得多。[26]
不過，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女性人數短少所引來的另一種效應。競爭的人數，加上贈與新娘家聘禮的義務，推遲了男性進入婚姻的時間。對於某些人而言，這一延遲，就成了永遠單身。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有多少男子終身未婚，因為未婚者在記載當中遠不及那些有家室者多，不過他們在全部男性人口裡，最高可能占百分之二十之多。
農民傅本一家展現出元、明兩代婚姻形態的很多典型特色，同時也有少數例外。
傅本是個單純的農民，要不是談遷在他的筆記著作《棗林雜俎》當中，保留了傅家於 1398 年登錄的黃冊資料，我們今天對於他就將是一無所知。[27]
傅本一家人耕作、生活的地方，位於黃河流域、河南省中部，他於黃冊上註冊入籍的日期，離全家才搬到這裡的時間還沒有太久。根據黃冊紀錄，傅家地產有瓦屋三間，南北山地兩百畝。
1398 年時，這戶人家裡有三代人共同生活。最年長的第一代是傅本（五十一歲）和他的妻子（四十一歲）。第二代包括他們的兒子醜兒（十九歲）與媳婦（姓名不詳，二十二歲），以及兩個還未出嫁的女兒：荊雙（十二歲）與昭德（八歲）。醜兒與他的妻子已經為傅家的第三代帶來了第一位成員：一個小男孩，不過由於年紀太小，還未正式起名。登記在戶口冊上的，是他的乳名：小棒槌。
在名冊上，小棒槌被登記為次男，這表示醜兒的長子已經夭折了。在傅本這一代，我們可以看見他延後了結婚的時間，或許這是因為貧窮，可能是由於明朝初年的各種困難情形，也可能是因為在元、明政權轉移之際，他投身行伍，成為一名士兵的關係。
到了下一代，醜兒與他的妻子都是在不到二十歲的年齡就已成親。傅本的年紀比妻子大上十歲，而醜兒卻比自己的老婆小三歲，而且在十九歲的時候，已經當上兩個兒子的爹。最後，傅家還有兩個女兒。荊雙只有十二歲，還不到嫁人的年紀，而昭德還比姊姊小四歲。
值得注意的是，傅家在生出一個兒子之後，還想辦法養活了兩個女兒，沒有犧牲她們任何一個。在這個家庭裡，小棒槌是最受重視的成員。他會看到傅家往第四代邁進，而且在其他三代人全都離開世間時，還能夠確保傅家的香火繼續綿延下去。
隨著這些職責而來的，是男性維持家庭生計的義務，這項義務不僅是在禮儀方面，也包括經濟方面。元、明時期壓在男性肩頭的沉重負擔，是努力生產出足夠維持家人生活的糧食與財富。傅本就靠著積攢了兩百畝（十二點五公頃）的土地以盡到他養家活口的職責。這片土地顯然相當有規模，但是被登記為山地，在財政分類上，算是產值最低的耕地；由此可知，傅本不是個富裕的人。
不過，這片土地仍然足夠讓他和醜兒支撐這個七口之家。對醜兒和小棒槌來說，在他們各自成為這個家的戶長之時，如何想辦法為家裡增添財富，就將是他們的職責了。
《掙扎的帝國》探索中國在這兩次戲劇性的外族入侵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並以此為背景，呈現出中國第一個連貫的生態歷史。卜正民此番探討中國專制、社會複雜性和商業化，並特別關注中國朝代的成立和南海經濟，是繼《維梅爾的帽子》之後，另一扛鼎力作。
[1] Bray, Technology and Gender, 175-181.
[2] 關於這種以性別區分勞動力的說明與圖解，參見Sung Ying-hsing(宋應星), 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46, 101.
[3] 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161; Birge, “Women and Confucianism from Song to Ming.”
[4] 曹端，〈家規集略〉，收於氏著，《月川先生集》，轉引自多賀秋五郎，《中國宗譜の研究》，頁168。
[5] 《河間府志》，卷七，頁4b。
[6] Dardess, A Ming Society, 97, 122-123.
[7] 《揚州府志》，卷三十四，頁11b。
[8] 例如，《漢陽府志》，卷八，頁5b。
[9] 下面的這番論述取材自九種地方志裡收錄的節婦傳略，分別是：《保定府志》、《大名府志》、《鳳翔府志》、《阜寧府志》、《廉州府志》、《南昌府志》、《欽州府志》、《瓊州府志》以及《兗州府志》。在這些記載中原先以中國算法標明的歲數（農曆算法，甫出生即為一歲），都已換算成西方歲數算法。
[10] 多賀秋五郎，《中國宗譜の研究》，頁 169。
[11] Frank, “Women under the Dynasties of Conquest,” 41.明律延續元代律法的這項年齡下限，見Jiang, The Great Ming Code, 214.
[12] 《惠安縣志》，卷九，頁 6b-7a。
[13] Dardess, A Ming Society, 81，運用江西省的統計資料；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頁 97。
[14]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頁 113。關於明代的產科理論與婦女醫藥情形，見Furth, A Flourish Yin, chs. 4-5.
[15]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頁 173。
[16] Chaoying Fang, “Huo T’ao,” in Goodrich and Fang,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681.譯按：原文據《霍文敏公全集》，卷四上〈正風俗疏〉回譯。
[17]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一，頁 30。
[18] 離婚的威脅，可參考陸容，《菽園雜記》，頁 47-48 當中的一則故事作為例證。
[19] 這部小說在最近已由漢學家芮效衛（David Roy）翻譯為英文。
[20] 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當中說了一個情節曲折糾結的故事：弘治朝，有個名叫滿倉兒的女子，被其父賣至樂戶為妓。在她父親死後，母親和兄長找到了她的下落，並試圖要替滿倉兒贖身，可是她卻拒絕了。這則故事以送禮和行賄開場，而以弘治皇帝親自下令收押滿倉兒，發送宮中浣衣局為奴作為結尾。參見氏著，《萬曆野獲編》，頁 459-460。
[21] Chang, 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22]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97-99.
[23] 陸容，《菽園雜記》，頁 141-142；Jiang, The Great Ming Code, 215.
[2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頁 902；謝肇淛，《五雜俎》，卷八，頁 4b；Szonyi, “The Cult of Hu Tianbao.”
[25] 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頁 53-55。
[26] 《惠安縣志》，卷九，頁 6b。
[27] 談遷，《棗林雜俎》，頁5；中國算法的虛「歲」已經轉換為西方算法的年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