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派與國家主義，為何在全球各地崛起？

當選美國第 45 任總統的川普，是 2016 年全球政治中最受注目的一隻黑天鵝。

與此同時，大西洋另一端的法國，極右派的代表勒龐（Marine Le Pen）雖然並未在今年法國總統大選獲得勝利，然而卻也獲得 1 千萬的選票。在全球經濟發展遲緩的總體環境下，極右派勢力快速的崛起、國家主義盛行，似乎勢不可擋，自 90 年代加速的全球化，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障礙。

在這個時代，我們該怎麼理解、回應這個右派崛起、以及全球經濟發展遲緩的年代？

右派 [1] 為何興起？

根據投票結果分布可以得知，川普當選的主因乃是中西部地區「美國基層人民的怒吼」。造成這個投票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全球化帶來的競爭，所導致的失業問題

二、全球化紅利分配不均，導致貧富差距逐漸擴大

2009 年金融海嘯以來，美國的整體經濟環境雖然在緩步復甦，但大體上，仍然沒有金融海嘯前來的健全。在這個經濟結構下，外來移民，不論是合法或非法的，都讓美國民眾益加感受到在尋找工作的困難程度，美國底層民眾甚至開始自嘲：新一代的美國人都只能擔任「翻漢堡排」的工作。

此外，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紅利多半流往大型跨國公司，在經濟紅利分配不均的情況下，造成了「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情況。也因此，這些大型跨國公司仍然主張國家應該要更加開放且多元，這樣才能符合企業的利益，例如高度依賴外來人才的矽谷高科技業。

基層人民對政治正確的反感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佔據主流的菁英與媒體們，彷彿視而不見，依然持續主張全球化與包容。因為經濟問題而相對剝奪感甚深的底層民眾，面對日益惡化的環境，使得他們對傳統華府菁英與主流的政治正確益加不滿。於是，基層民眾開始排斥外來移民、反對全球化，不信任傳統菁英作為，於是在政治傾向上出現右傾的一個政治格局。

法國右傾政治格局，仍然與經濟格局脫不了關係。

法國的失業率從 2012 到 2016 年，大約維持在穩定的 10%。同期的台灣與美國的失業率在 2016 年 11 月分別是 3.84% 與 4.6%。高失業率外，法國更屢次遭到恐怖攻擊。大量的穆斯林難民湧入法國，對於傳統天主教國家的法國而言，無異又是文化衝突。經濟、文化，安全，三者相加使得法國人更加排斥全球化、拒絕移民，政治上自然變得更加保守與右傾。

如何對抗民粹與右派的結合？

憤怒的基層民眾，他們的主張顯然與目前主流的多元包容扞格不入。然而，在民主社會中，憤怒公民依然有投票權，也因此他們容易成為政客的操作對象。在這過程裡，我們可以發現「民粹主義」的幽靈隱身其中。民粹主義雖然在定義上不明確，但目前學界主流的定義為「訴諸人民以反抗既有權力結構、主流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運動」。

於是，政客或極右派人士為了獲得這些選民的認同，開始使用大量煽動性的言語來博取選民的認同，激進成為右派的主旋律，不論是否為解決問題的解方，而保守的語言最後化為他們的實踐，成為了他們的政策。

仔細推敲，不難發現，極右派的許多主張其實並不合理。

以川普的經濟政策為例，他主張召回美國生產業，然而美國的高工資，勢必讓高度勞力密集產業的成本高漲，打擊美國的企業；阻擋外國人才流入美國，恐怕會讓美國引以為豪的人才優勢銳減；放棄跨太平洋貿易夥伴關係，等於放棄了國際貿易的主導權，使得美國被排除在規則制定之外。

全球化有好處、也有壞處，然而我們不應該為了壞處而全盤放棄好處，更合理的思考方向理應是：如何發現全球化的問題，進而改進壞處。

然而右派領袖不告訴我們這些，只將問題粗淺的指向全球化，彷彿只要停止全球化，經濟問題將不藥而癒。全球化帶來的工作競爭與分配不均，理應透過更合理的產業轉型、就業輔導、調整全球化的速率，和稅金制度來保護國內民眾，而非全面指責全球化。

訴諸民意本身是民主的內生性現象，然而對於公民而言，如果要避免被操控，公民的基本責任在於彼此溝通與思辨。當時局不穩、大環境崩壞時，選民的不安自然會成為政治人物操作的籌碼。

越是在這個時候，公民的彼此對話與思辨將更為重要，透過思辨，我們方能討論出真正的解決辦法，透過對話，我們方能理解出受到傷害的族群真正的核心利益為何。只有更多的相互理解與溝通，才能夠真正的解決問題，特別在這個右派興起的年代。

[1] 政治上的「左派」與「右派」的起源，源自於法國大革命時期制憲會議上的座位分配，當時代表貴族利益或立場溫和者，坐在會議的右側，而代表人民利益或立場激進者，坐在左側。於是立場較為保守的政治勢力，因此被沿稱為右派，而反之則稱為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