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鈔票上的建築是何方神聖？集威權、性別、國族與民主於一身的傳奇建物「中山樓」

目前臺灣通用的新臺幣鈔票，是在二〇〇〇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所改版誕生的。百元鈔正面圖案是孫文，背面的圖案則是一座位於陽明山上的建築物──中山樓。事實上，一九七〇年第二套橫式新臺幣上即印有中山樓，但臺灣具有代表性的建物這麼多，為什麼是中山樓得以雀屏中選，成為紙鈔上唯一出現的建築物呢？

中山樓之所以能成為紙鈔上的代表圖案，正是因為過去極長一段時間裡，它是中華民國最高民意機關：國民大會，也就是「國會」的所在地。

半個世紀以來，中山樓以國會殿堂而廣為人知，但更關鍵的是，中山樓還曾是蔣中正晚年接待外賓的重要場所，戒嚴時期也一直是黨務、軍方以及國家重大會議及典禮的舉辦地點。造訪中山樓的貴賓不只有邦交國大使，還有美軍顧問團、中華少棒隊的小將與亞太影展的國際巨星及大導演，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貴客，在在顯示中山樓不只是國會殿堂，還曾經是國家的迎賓門面。

這一切的故事，包含中山樓的興建，都要先從國民大會的誕生時刻說起。
 

在臺北打造小南京

一九四五年，中華民國剛結束八年中日戰爭之際，國民政府終於有餘裕進行「制憲與行憲」。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宣布正式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根據《憲法》舉行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最終選出兩千九百六十一位國大代表，得以代表人民，選出中華民國的最高領導人。

一九四八年四月，國共內戰進入白熱化階段，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在如此艱困的形勢中，國民大會仍依照《憲法》選出中華民國行憲後的第一任正副總統蔣中正與李宗仁。過沒多久，隨著國民黨接連慘敗於共產黨，蔣中正下野，國民大會便隨著中華民國政府一併撤退臺灣。

尚未來臺時，國民大會的開會地點是首都南京的「國民大會堂」，撤退到臺灣後，便一直借用在日本時代規模最大的人民聚會建築「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到了一九六六年，蔣中正已連任三任總統，準備要選第四任，眼看返回南京始終無望，他開始調整施政重心，將部分資源放在臺北，意圖將偏安屈身的臺北打造成故國小南京。其中，他又特別重視如革命實踐研究院、士林官邸與草山行館等政要機構所在地的陽明山地區。

一九六五年，適逢國父孫文冥誕一百周年，蔣中正有意在陽明山上革命實踐研究院的廣大基地中，以紀念國父百歲誕辰的名義，興建一座大型的多功能會議設施，並取名為「中山樓」。這個大型會議設施的構想源自於當時的國防部，國防部原本想蓋一座「嵩壽樓」來為蔣中正祝壽，但蔣中正想將嵩壽樓擴大為可容納一千兩百人的會議設施，最終因經費問題作罷。趁國父百年誕辰，蔣中正將嵩壽樓的計畫正式改為中山樓，並在裡頭規劃可容納一千八百人的巨大會議室、可容納兩千人舉辦餐會的餐廳，以及可舉行國家典禮儀式的空間，亦即想打造一座多功能的聚會型建築。

中山樓興建計畫拍板定案後，令各界吃驚的是，蔣中正伉儷欽點了一位女性建築師──修澤蘭，來擔任主責建築師，這在當時的建築界可說是前所未聞。一夕之間，大家都想知道，這位年輕、獨立執業的建築師，究竟有什麼本事，竟被破格提拔進用。
 

劃時代的女性建築師

一九二五年，修澤蘭出生湖南省沅陵縣，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也是唯一的女兒。修家從未因為她是女子而怠慢了她的教育，當時的沅陵縣頗為進步，已設有幼稚園，她從幼稚園到小學畢業，接著中學六年都在寄宿制的教會學校度過，在校時成績以數學最為優異。

中學畢業後，修澤蘭參加大學統考，以優異成績考取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她身為女性，卻打破一般刻板印象，以考取工科為目標，原因是當時中國正值中日戰爭時期，國家急需振興國力，而國力的發展與工科密不可分。修澤蘭自認是知識青年，應當優先就讀工科，以求畢業後能投身社會，回饋所學給因戰爭而千瘡百孔的國家。

一九四七年，修澤蘭的大學學業與實習結束，在一個極難得的機會下，她到臺灣拜訪親戚，沒想到國共內戰局勢急轉直下，兩岸通行變得緊張。臺灣親友便提議修澤蘭先在臺灣覓個工作，等到形勢穩定後再回老家。在親友建議下，修澤蘭報考臺灣省交通處鐵路局的工作，並順利考取。就像絕大多數來到臺灣的外省人一樣，他們都不知道，這一別就是一輩子，等到有機會再回故土已是半世紀後。

在鐵路局工作的日子，對修澤蘭的職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歷練。首先是局內工程師大多是交通及機械背景，只有她是少數的建築背景，修澤蘭因而得以在二十五歲之齡，便有獨當一面、擔任車站總建築師的機會。她首個設計的車站建築是舊板橋車站（位於捷運府中站，與現在板橋新火車站的位置不同），導入大學所學，將現代主義的理性、機能與方整的概念帶進了現代化的加強磚造施工工法中，與當時臺灣大多數沿襲自日本時代的木造車站，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情。

而在鐵路局裡，修澤蘭還找到一生的伴侶。她芳心所繫的是同為鐵路局建築師的傅積寬，其專長為結構工程。兩人結褵後，不僅興趣相同，都有建築專業素養，同時也對造型藝術情有獨鍾。修澤蘭所建的現代主義建築中許多飛躍的曲線線條，都是靠傅積寬的精密結構計算才得以實現，兩人可謂建築界的神仙眷侶。

一九五六年，修澤蘭已設計過多個車站建築，其設計功力有目共睹，同時也有公私各界業主詢問她是否願意承接其他設計案。在傅積寬的支持下，修澤蘭毅然決然辭去穩定的公家職務，成立「澤群建築師事務所」，正式獨當一面。這不僅對修建築師而言是全新的開始，對當時臺灣建築界幾乎由男性主導的局面而言，也是個令人振奮的新時代。
 

接任中山樓之前的考驗

澤群建築師事務所成立後，從一九五六年開業到一九六六年中山樓完工，這十年間完成了大量委託案，且大多數是公共建築案。而中山樓最重要的業主兼決策者：蔣中正夫婦，為什麼會決定委託當時尚稱年輕一輩、開業甚至不到十年的修澤蘭呢？有一說是經由蔣中正的教育文化政策幕僚張其昀推薦；不過也有另一份史料顯示，間接促成這樁委託的人，是時常委託修澤蘭各類建案的前立法委員劉真。

劉真曾在擔任臺灣師範大學校長時期，委託修澤蘭設計臺師大的僑教館、宿舍及頭份分部校區建築；後來劉真轉任臺灣省教育廳長，又陸續委託修澤蘭設計日月潭教師會館、臺中教師會館及霧峰國小等。

一九六二年完工的臺中教師會館，是修澤蘭首次挑戰宮殿式建築，她邀請理念相近的雕塑家楊英風在日月潭教師會館的正面兩側壁面上，各完成一幅巨型浮雕：男性的「日神」與女性的「月神」。現代宮殿式建築搭配立體浮雕，完美融合中國傳統東方抽象語彙與新時代的現代主義基調。

兩座教師會館先後完工後，蔣中正前往視察，對臺中教師會館的宮殿式建築與日月潭教師會館的創新語彙印象深刻、大加讚揚。根據劉真的受訪紀錄，「總統對教師會館頗為欣賞，所以後來要蓋陽明山中山樓時，就聘請修澤蘭女士為建築師。」

不過中山樓乃是國家門面，亦是國家最高民意機關，茲事體大，蔣中正夫婦自然不會唐突決定聘請這位未曾謀面的女建築師。因此，修澤蘭首先收到的委託是在中山樓園區的先期建築：國防研究院講堂（今陽明山青邨圓講堂）。

圓講堂為一圓形的宮殿建築，最特別的是在大門左右兩側設立巨大照壁。就像日月潭教師會館一樣，照壁上設置了雕塑家楊英風的浮雕作品，浮雕內容描述了兩岸統一的情景：臺灣作為復興的基地，於學術、研發與工業各方面表現皆十分進步，對岸人民終究會起義來歸，光復的北京城樓上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蔣總統臨風躍馬、接受萬民擁戴。雖這幅浮雕後來被拆毀，但它顯然呼應著當時的政治氛圍。
  圓講堂的完成，果然令業主——國防研究院主任張其昀及其頂頭上司蔣中正感到滿意，加上建立臺中教師會館的經驗，顯示修澤蘭能完美拿捏古典中國式建築的語彙及比例，這或許就是蔣中正伉儷得以獨排眾議、堅持由修澤蘭來設計監造中山樓的原因。
 

公共工程史上少見的奇蹟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日，中山樓正式興工，僅僅十三個月後就完工，整體工程由退輔會榮民工程處負責。它的建成是中華民國公共工程史上少見的奇蹟，因為基地的特殊地質與重重限制，都必須靠工程人員一一克服。

工程首先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基地的位址。中山樓位在國建館與圓講堂的同一軸線上，背後正對著七星山尖，乃是與清代依據巒頭派風水而制定的臺北城城基坐向位處同一軸線上，此一地點由蔣中正所欽定，不可輕易變換。

然而，此處也正好位於硫磺地層上，每到下雨便處處積滿乳白色積水，更會冒出高達二、三公尺高的蒸氣。修澤蘭為此傷透腦筋，她請教不少國外建築專家，最終從地質礦物專家處得到解方。地質礦物專家協助鑽孔測量地熱、繪製地熱等溫線等，再由修建築師想出鑽孔散熱的方法，終於導出基地下方的地熱與火山氣體，整體建築才能開始營造。

中山樓基地的另一大問題是，基地前後覆蓋兩種截然不同的地質區域，基地後半為堅固的磐石地形，前半卻是鬆軟不堅固的雜土、黃土與硫磺土。為了解決不同地質的難題，修建築師將中山樓建築一分為二，讓前後兩半建築分別在兩種不同地質的地盤上，在各自的地基與結構上獨立，以避免日後隨著土壤侵蝕基準的差異，導致建築分崩離析。

另一方面，一樓可容納一千八百人的中華文化堂，為了會議功能的視野需求，整體空間長達二十八公尺皆沒有落柱，顯示修澤蘭與傅積寬優異的結構設計與計算能力。二樓可容納兩千人的食堂，則以挑高三層樓的形式讓視覺感更開闊。這些都是修澤蘭發揮巧思的革新，外觀既符合中國宮殿建築，也不忘現代主義關切的核心價值──機能與實用，照顧使用者經驗。
 

克服萬難，以建築宣揚中華文化

除了自然條件上的困難挑戰，修建築師面臨的還有「人」的問題，那就是業主蔣中正伉儷。在施工過程當中，蔣中正夫婦不時修改中山樓各樓層與空間的使用目的與附帶條件，這使得修澤蘭必須一邊施工、一邊隨時變更設計。例如為了元首安全需求，中山樓憑空增加了一整層的地下室，用來容納保護總統日常生活守衛的駐紮空間與生活空間。為了及時因應總統的需求、還要兼顧緊迫的工時限制，修澤蘭在「奉旨擬作地下室」命令後短短六天內便完成了地下室的設計圖，展現出她優異的能力。

整體來說，中山樓的施工相當驚人而艱難，首先是建築物建坪從最初的約四千坪後增加至四千四百五十坪，在高度方面，由總高度最高約三十四公尺，相當於一般建築十層樓的高度，支撐建築的柱基礎更深入地下七公尺以上。建材使用約五萬平方公尺的模板，鋼筋約一千噸、鋼骨架約六百噸，水泥約一萬包、混凝土約八千三百立方公尺，鋁門窗約四百五十套。是當時榮工處承包的建築工程中，規模最大、同時工期也最緊迫的案子。

中山樓另一個驚人之處，則是費用。從一九六五年整地工程開始，到一九六六年底完工，工程經費高達一億臺幣；而短暫開幕後又再度閉館整修，追加工程費用又高達一億。以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臺灣國民所得與國家經濟生產總額而言，那時國民平均所得僅二百零四美元，換算至如今物價與通膨，等於總體建設經費是將近一百九十三億臺幣的天價。

為了趕在一九六六年的國父誕辰紀念日前竣工開幕，修澤蘭特別與榮工處協商，自當年六月十五日起不分晴雨，每天採取三班制輪流，二十四小時不分晝夜進行工程，例假日也不休息。為了掌握現場施工狀況並即時排除難題，修澤蘭與先生兩人更是日夜輪班守在工地：修澤蘭負責上午六點到晚上十二點，夫婿傅積寬則負責晚上十二點至隔天上午六點，在長時間、高強度的趕工下，工程才如期完成。 

回顧中山樓的建造過程，不管是以特殊工法克服基地的惡劣條件，或是透過兩個獨立的結構體來解決雙重地盤的難題，再到過短工期的嚴苛條件、業主的臨時修改需求，以及驚人的工程經費等，中山樓這座建築，皆比同時代的公共工程條件更具難度，成為戒嚴時期承載黨國宣傳等文化任務的中華文化復興樣式建築物中，絕無僅有的存在。
   

成為國家的門面

在中山樓落成前夕，蔣中正當時的英文秘書錢復曾回憶，總統曾如此對他說道：
  中山樓如是肩負了延續正統中華文化的任務，並在完工後，成為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跨至一九七〇年代，中華民國許多重大國家慶典與接待外賓的指定場所。比如完工翌年，蔣中正在中山樓的國宴廳款待了美軍顧問團、各國駐華使節及歸國僑胞等外國貴賓。根據統計，光是一九六七年，蔣中正在中山樓接待外賓的日數就高達三十二天，平均下來幾乎每月有兩到三次，可看出蔣中正對中山樓之倚重。中山樓是一座現代建築，又同時蘊含了傳統華夏藝匠的建築語彙，顯然是當時亟欲爭取國際友邦支持的蔣中正，心中理想的國家門面代表。

除了迎接外賓，中山樓還有作為當時黨務、軍方與政府機關多項重大會議的開會與典禮儀式場所的基本功能。當時國民黨的大型集會如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央黨部婦女工作會議、國軍軍事會議，以及三軍參謀大學的畢業典禮等，都在中山樓舉行。同時，中山樓在誕生血統上，也可視為革命實踐研究院建築群中的一座，革實院與國防研究院的學生畢業時，也會在中山樓留下紀念照。

一九六九年，中山樓的一樓圓廳迎來了與以往常見的使節外賓非常不同的一群小貴客。當年的中華少棒隊小將在美國威廉波特舉行的世界少棒錦標賽中奪得世界冠軍，這對當時在國際情勢風雨飄搖中的臺灣而言，無疑是一條令人振奮的好消息。蔣中正與宋美齡特地在中山樓會議廳接見了球員及家長，也與小國手們在一樓圓廳合照，留下了珍貴的歷史印記。

一九七二年，第一屆國民大會成員正式進駐中山樓召開第五次大會。一九七五年蔣中正過世後，中山樓的功能便從過去總統接見外賓的場所，轉變為中華民國最高民意機關國民大會的開會場所。在臺灣走過戒嚴後期、過渡到解嚴的重大憲政發展階段中，國民大會也在中山樓陸續選出嚴家淦、蔣經國與李登輝等歷屆總統。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接連失利，一九七八年底的臺美斷交更是致命的最後一擊。在此國家前途茫然未知的時刻，中華民國急需透過各種軟硬實力，爭取國際社會的關注。一九八三年，亞太影展在中山樓舉行，華人世界電影明星乃至於各國媒體齊聚中山樓，為中華民國在亞太地緣社會中做了最好的宣傳。而兼具中華文化傳統特色與現代性技術語彙的中山樓，則為當時迷失在各種路線當中的中華民國，留下了清晰的指引。
 

走下歷史舞臺，重回人民視野

時代的巨輪繼續轉動，一九七五年蔣中正逝世，副總統嚴家淦繼任，實質權力則掌握在行政院長蔣經國手中。一九八八年，蔣經國也逝世，由副總統李登輝接任總統，兩年後的一九九〇年，原蔣經國的第二任期結束，國家依照《憲法》，再由國民大會代表選出第八任總統。

一九九〇年三月，野百合運動的狂潮席捲臺灣。來自全臺各地的大學生齊聚於中正紀念堂廣場，他們一齊坐在甫完成的兩廳院長長的階梯上，唱歌、喊口號，以及接力演講。臺下有一位背著吉他的年輕人名叫林暐哲，唱著去年發行的一首歌——黑名單工作室《抓狂歌》專輯裡的〈民主阿草〉。

其中一段歌詞是這樣的：
 

站在隔壁的阿伯仔笑阮傻
伊自我介紹講是民進黨
這款的日子呀伊尚爽
人伊要來抗議那個老法統
老法統唉呀無天理
霸佔國會變把戲
歸陣閒閒在吃死米
有的嘛老搆強未喘氣
咱政府驚伊呀擋不著
咱的稅金乎伊拿去吊點滴
全世界攏在笑伊未見笑
退休歸呀百萬伊也勿走—〈民主阿草〉

〈民主阿草〉這首歌以詼諧的對話形式，諷刺邁入了一九九〇年代，卻什麼都沒有改變的國民大會。此時的國民大會渡海來臺已四十年，當初在一九四七年由各省人民選出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從未改選，由青壯年無條件連任至垂垂老矣。

因此，當時的李登輝總統對參加野百合學運的學生代表承諾召開「國是會議」，確立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數退職。二〇〇五年六月七日，第四屆國民大會終於通過了「廢除國大」的決議，同年，國民大會遭到冷凍，實行五十八年的國民大會制度跟著終止，從此退出中華民國憲政舞臺。

國民大會退出歷史舞臺後，中山樓也就褪下過去的黨國政治色彩，但仍舊是國家重要的會議或典禮舉辦場所。例如在陳水扁總統時期，除了任務型國大開會之外，也曾在中山樓舉行青年國是會議。馬英九總統之後的歷任總統，包括蔡英文總統與賴清德總統任內，都選擇在中山樓舉行「師鐸獎表揚大會」。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山樓完工之後，原本負責督造工程事務的「中山樓興建委員會」因任務達成而解編，行政院便組成了「中山樓管理處」來負責中山樓的管理與營運。此管理機構最初直接隸屬行政院，後來在一九七四年改為隸屬於陽明山管理局（處），主管機關從行政院改為當時甫升格為院轄市的臺北市政府。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山樓整個組織升等為「陽明山中山樓管理所」，又從原本的市府轄下單位歸於中央的教育部，隸屬於國立國父紀念館。直到解嚴之後，經歷了總統直選，在任務型國大終止了國民大會的任務之後，中山樓正式卸下國會舉行場所的身分，使用頻率也大幅降低，在二〇一二年改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二〇一三年改組為國立臺灣圖書館）接管至今。
  如今，中山樓及其附近建築設施，包含青邨圓講堂、介壽堂、國建館、舜水樓、梨洲樓與松柏村等，合為一個占地遼闊的建築群園區，在二〇一三年經北市府公告為「中山樓周邊園區文化景觀」，成為陽明山的觀光景點之一。

不再是黨國場所與國家門面的中山樓，成為對所有公民開放的建築物。下次有機會去陽明山踏青、泡湯與賞花時，不妨繞個路來瞧瞧這座過往的國會所在，遙想一位走在時代風口浪尖的女性建築師，如何以她的才華及努力，征服了她所在的那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