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的「王都」之辯
眾所周知，東京都是現時日本的政經中心，也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都會，每年吸引來自世界各地上千萬的遊客前來觀光。然而，東京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日本的核心都市？這點在歷史上卻有爭議。
慶長八年（1603）二月，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為征夷大將軍之後，德川幕府的首府江戶──即後來的東京便成為了日本另一個重要都市。這裡說「另一個」的原因，是因為當時的日本還有兩個相當重要的都市── 京都和大坂。
京都是平安時代以來天皇居住宮殿的所在之地，也就是日本王朝的中心；而大坂則是上一個完全統一日本的豐臣政權根據地，直至十三年後的大坂之陣被消滅為止，當時的豐臣家仍然具備不可小看的政治實力。
當然，隨著豐臣政權倒台後，大坂的重要性也相應低落，不再有與江戶抗衡的實力，然而被稱作「千年之都」的京都卻沒有那麼容易被排除在外。畢竟日本國內的思想上，日本的一國之君──天皇仍然住在京都，一天沒有排除天皇作為一國之君的身分，「天子之都」京都的地位依舊是相當穩固的。
不過，江戶在和平的 264 年間的確是日本實際上最高的政經中心，指掌德川日本的國政及外交，甚至接見外國使節也是由江戶的德川將軍代勞，京都的天皇繼續「樂在深宮」，直至幕末為止。
以上牽涉到一個基本但關鍵的問題：日本史裡「首都」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按封建社會裡「王」所在之地的「王都」=「首都」的話，便牽扯到什麼是「日本之王」、「王」是不是只能有一個的問題。
換言之，江戶作為武家政權──德川幕府的首府、牙城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但一旦上升到國家論的層次時，便必然會連帶著日本的「王權」問題被一起討論，也就是「日本國王」與「王權」的內涵以及構造問題。
本文的主旨是追尋江戶（東京）是如何成為日本最大城市，而承接上面的爭論，本文也自然是先整理形成上述爭論原點的基本史實，也就是「江戶的誕生」。因此，有關日本近世首都論與王權的問題，請容讓筆者先留一個小尾巴給各位讀者思考。
接下來，先來看看大「江戶」是如何誕生的。
德川氏入府前的江戶
德川家康受豐臣秀吉之命入封江戶是在天正十八年 8 月 1 日（西元 1590 年 8 月 30 日），在討論為什麼家康會入主江戶之前，先簡單說說在這之前的江戶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江戶」一詞最早出現在十三世紀，即鎌倉時代的幕府官修史料《吾妻鏡》，當時的江戶是武藏國（埼玉縣與東京都）的東南部分，由系出天皇的桓武平氏分支．秩父平氏出身的江戶家控制。從史料上來看，這支武士家族當時已經從武藏國秩父郡（埼玉縣秩父市）向江戶進出，成為了當地有力的領主。
到了室町時代，室町幕府在關東地區設立分治機構──鎌倉府，輔助鎌倉府首長鎌倉公方的上杉家族分支扇谷上杉家，成為了武藏國的最大領主，而江戶地區則成為了輔助扇谷上杉家重臣太田家的領地，後來的名將太田資長（道灌）便是室町時代的江戶城主。
根據考古成果顯示，十世紀以後關東地區道路和物流運輸線日漸向太平洋沿岸發展，加上太平洋邊的海運隨著船運技術與需求增加而擴張，東日本的海運活力也慢慢增長，而江戶西南的品川港逐漸成為了關東地區其中一個重要的海上物流樞紐。
然而，關東南部在室町後期發生長達三十年的戰亂，城市發展的精力受到阻塞，一直要到戰國後北條氏時代才迎來了真正的發展期。自伊勢宗瑞（即後世稱呼的「北條早雲」）闖關東開始，後北條家族席捲關東，將上述扇谷上杉家在內的敵對勢力一一打敗，太田家族的江戶城以及附近的地區也成為了北條家的勢力範圍之一。[1]
配合室町時代以來的基礎條件，江戶在北條家的經營下也日益成長為南關東重要的交通運輸重鎮。從中世紀江戶地形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江戶與讀者所認識的「東京」存在極大差別，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當時的江戶城（現在的皇居）其實處於海邊不遠的丘陵地，而後來的江戶灣（東京灣）形成了一個呈鈎形的突出地，即後來的「江戶前島」；至於現在的日比谷、目黑以及港區一帶在當時仍然是海灣，稱為「日比谷入江」。
因此，在天然的地形惠予下，後北條時代統治下的江戶城利用日比谷入江以及品川港連結成一個天然的避風港。室町時代以來的海運基礎，配合後北條家數十年的和平推展，不僅是海運，江戶在陸路上也是北條領國內連接首府小田原城到武藏南北、東至下總一帶的必經要點。
由此可見，江戶在後北條家百年的經營下，即使規模比不上最頂級的大都會小田原、川越，但跟岩付、關宿等城市的重要性已是不相伯仲，可謂後北條領國中一個舉足輕重的支配區域。
德川家康「定都」之謎
前節提到家康在舊曆的 8 月 1 日入居江戶，自此 8 月 1 日便成為了江戶時代重要節慶「八朔節」的正日。那麼，上文已經簡單地回顧了江戶到此為止的發展及地位，本節就回歸本文的重點──為什麼德川家康會選擇江戶作為襲封關東八國後的中心呢？雖然前節強調了江戶的發展絕非落後，但也不代表江戶便是關東地區最好的選擇，小田原、鎌倉、岩付、關宿等都可以列入考慮。
有說法指出，小田原城是剛剛滅亡的後北條家主城，家康若選擇小田原城，無疑是明著與秀吉作對；但這似乎只是根據後世價值觀而作的判斷，因為在當時，只要有利用價值，以最低的成本改建、改造敵人主城，為己所用的情況並非罕見之事，也沒有所謂犯忌諱的顧慮。只是，當初小田原城作為後北條家向關東爭霸的主城，以整個關東地區來說，位置偏西，不利於控制關東八州。
至於武家之都鎌倉，因歷年戰爭所累，早已沒有當年之盛，長年陷於戰亂的歷史也被視為不吉利的象徵；而客觀地從鎌倉的地理位置來看，該地的平地太少太窄狹，無法容納為數眾多的德川家臣聚居之餘，也沒有更大的發展潛力。所以，家康曾因為鎌倉為武士發祥之地而對其心動的說法，或許只是後人的空想。
然而，也有不少說法指出德川家康當初選擇江戶前後，存在豐臣秀吉的陰謀論。
據德川幕府的正史《德川實紀》記載，當初秀吉命令家康入主關東後，希望後北條領國的臣民阻擾剛從東海轉到關東的家康。另外，秀吉再封自己的家臣包圍德川家，作為藩屏和防範德川家的第二重防線。
當然，這既沒有史料佐證，加上出自幕府官史，該書又編纂於幕府成立的百多年後，這個「秀吉陰謀論」可以說帶有相當的政治意圖，旨在讚揚家康突破困難，成功稱霸的偉大與功德，自然難以完全相信。
另一方面，家康重臣松平康親的家臣石川正西的回憶錄提到，當年秀吉詢問家康要選哪裡作為新居城，家康說選擇小田原後，秀吉以江戶當時尚待發展，而且又有天然的入船口，是建設新領國與領國同步發展的「形勝之地」（福地），於是德川家康便接受了秀吉的提議，改為入主江戶。
雖然石川正西的回憶錄中有不少誇張的部分，在史學研究上需謹慎使用，但包含筆者在內的不少研究者都認為，石川正西回憶錄裡的解釋比較合理可取。除了前節提到當時江戶的情況大致合乎正西的描述外，還有一點重要的考量，那就是天正十八年（1590）時豐臣政權的情況與德川家康的地位。
當年秀吉消滅了後北條家族，將德川家康改封到關東後，並不意味著豐臣政權統一日本大業的壯舉完結，更不代表秀吉的霸業夢已經完全開花結果。一來當時還有奧羽地區的平定尚未結束；即使一年後完全平定了奧羽地區，豐臣政權便接著開啟了入侵朝鮮及明帝國的計劃。
這些與家康入封關東看似毫無關係，但事實上秀吉安排家康進入關東的其中一個重責，便是鎮守關東與奧羽兩地區，萬一奧羽地區再有變故，家康作為奧羽與本州之間的把關重鎮，協助忙於侵略的豐臣政權平亂的重任，也自不待言地落在家康為首的東國諸侯身上。
回首過往，在平定關東與奧羽之前，秀吉已經委任家康權知關、奧兩地區的外交事務，負責招撫北條家、伊達家在內的領地歸降豐臣政權，而平定奧羽一年後（天正十九年）爆發的一連串奧羽地區騷亂中，家康都有投入協助平亂，可見視秀吉改封家康入關東為陰謀論是過於膚淺的指控。
至於為何秀吉要指示家康以江戶為主城呢？上文提到江戶到戰國時代為止，已是海陸交通運輸的中樞之地，而石川正西又提到秀吉重視當時的江戶擁有入船良港的優勢，背後的潛台詞就是相中江戶具備良好的運輸能力，不論是派兵對應北方亂事，還是協助豐臣政權將關東和奧羽的物資從海、陸兩路運上京畿，都顯得十分重要。
所以，如果石川正西的回憶不假，那麼這個舉動則充分顯示了秀吉對家康的期待，以及潛藏在背後的東日本建設藍圖。
霸都與霸業
簡單地說明了德川家康選擇江戶作為領國中心的原因後，再順便談一下坊間、網路認為家康坐擁大都市江戶之力，乘著豐臣秀吉展開侵略戰爭，使政權內鬥，西國諸侯元氣大傷，趁機展開爭霸業、滅豐臣的野心大計，反映秀吉當年的安排在結果上是作繭自縛，自取滅亡。
然而，即使本文強調江戶當時並非僻寒小城，但也尚未到達能夠傲視群雄的規格。家康入主江戶後不久，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陪伴秀吉坐鎮九州名護屋的侵略前線基地裡。雖然江戶當時已有一定規模，但要轉身成為關東最大領主德川家的主城，容納數百家臣入住，以及招改領民移居等都十分費時，目前只能確認家康在入主江戶後做了基礎的河漕改道（道三堀），以及城下町的基本規劃，完全算不上已經發展成熟，更遑論是協助家康在十年後爭霸。
江戶城以及城下町真正發展起來，要等到關原之戰後，家康成為征夷大將軍一年後的慶長九年（1604），利用幕府名義下令全國諸侯協助增築擴建江戶，才算是正式開始拓展。
因此，按表面的計算，德川家從領地規模大小上可說是傲視諸侯，但如上面所示，當脫離紙上談兵的空論，著眼於實際情況時，關原之戰時的德川領國其實是外強中乾，巨大領地與新都江戶仍處於「戰後待興」的恢復階段，對爭霸的貢獻仍然有待更多的研究來實證。
[1] 有關室町晚期到戰國時代的關東戰亂，請參考拙著《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第一冊。《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胡煒權著，遠足文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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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一套三冊，以時間作為縱軸、地區作為橫軸，建構出自1493年
明應之變至1616年家康過世之間逾百年的織豐時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