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與日軍南下馬來亞的「獵虎殿下」──德川義親

日軍南下馬來亞作戰時有兩名「馬來亞之虎」,一是廣為人知的山下奉文將軍,另一位則是號稱「虎王」的俠盜谷豐。此外,還有一位以打虎聞名的華族[1],也投身到馬來亞日治時期的軍政中,他是「獵虎殿下」德川義親(1886-1976)。

延伸閱讀:山下奉文之外,另一隻在馬來亞劫富濟貧、反英殖民的馬來之虎──谷豐

德川義親是誰?

德川義親是德川「御三家」尾張德川氏的當家,他背後有段複雜的來歷。[2]他並非尾張德川氏德川家直系,而是出生於越前的親藩大名[3]家族,因成為尾張侯爵家的養子而繼承家業,還迎娶了其女。

德川義親興趣極廣、資歷豐富,1908 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隨後轉入農學部生物科專研植物生理學,前後設立了生物學和林政史研究所。他也憑藉雄厚的財力,熱衷贊助音樂、文藝、少數民族研究、聾啞研究和政治運動等。

德川義親嗜好是打獵,在 1921 年前往南洋(即東南亞)前,曾到北海道探險和狩獵,先以「獵熊殿下」聞名。南洋歸國後,義親不時誇耀和著述自己的遊歷和打獵歷程,尤其是獵虎故事,其後人們便稱其為「獵虎殿下」。不少人認為他的南下目的是為日本蒐集情報,但事實未必如此。

1920 年代在馬來亞時獵虎合影。(Source: 《馬来の野に狩して》)

與馬來亞的機緣

義親於 1926 年出版的《在馬來亞郊野狩獵》(馬来の野に狩して)一書中,記錄大量荷屬東印度和英屬馬來半島等地的歷史、地理、建築、古蹟、自然景觀和風土民情等資訊和見聞,這本書很可能啟迪了義親對南洋的興趣。

憑藉這趟南洋狩獵之旅,義親也結識了一名顯赫人物,那就是柔佛[4]蘇丹伊布拉欣(Sultan Sir Ibrahim Al-Masyhur),他也是愛好打獵和愛護林業生態的統治者。蘇丹伊布拉欣和時任王儲伊斯邁(Tunku Mahkota Ismail)甚至還與義親結伴,前往柔佛西北側的麻坡(Muar)的叢林獵虎和獵象。1934 年 3 月,當蘇丹伊布拉欣官訪日本時,全程便是在德川義親的招待和帶領下覲見天皇,促進兩邦友誼關係。

柔佛蘇丹訪日間,由德川義親帶領覲見日皇。(Source: 1934-4-5 讀賣新聞)

右派政治理念

德川義親之所以被定義為政治右翼,是深受思想家大川周明和清水行之助、企業家石原廣一郎和藤田勇等極右翼影響,使他對「南進論」為之動容。1931 年至 1936 年在日本所爆發的一連串軍人下剋上事件,背後似乎都有義親的影子,但他只作為事件旁觀者介入,沒有直接涉案。[5]

義親並非單純的政治狂熱者,他參與過許多公共事務,包括擔任禮儀講師、國中校長、以學者身份推動植林政策等。他也將愛知縣尾張德川家收藏的藝術品和藏書公開展覽,並設立了德川美術館和蓬左文庫。

此外,義親也被薦舉為產業組合中央副會長,致力於推動産業組合、信用事業、經濟事業和社區合作事業等合作社組織。1942 年 7 月,各農業漁產合作社和團體設立「共榮火災海上保險」產業保險公司,義親被推舉為初任會長。在他被派駐南洋以前,日本音樂文化協會還委任其會長職。

派駐南洋的歲月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熟悉馬來半島事物與諳通英語、馬來語的義親正式投入情報和民族工作,並表示自願前往馬來亞。1942 年 2 月 3 日,陸軍省對外發佈南方軍[6]的 4 名軍政最高顧問名單,德川義親如願被派駐馬來亞,擔任第 25 軍軍政顧問之一,主要從事文化行政和宣撫工作,特別是文教發展方面。

南方軍政顧問名單。(Source: 1942-2-4 讀賣新聞)

削弱強硬派勢力

同年 6、7 月間,軍政監部著手制定在地統治方針,義親提議要求當時主政的東條英機內閣,改善 25 軍對當地的強硬態度,應該馬來統治者的地位和福利保障。義親的建議後來得到東條內閣的首肯,與義親立場相反的軍政總務部長、25 軍參謀副長渡邊渡遭撤職歸國。渡邊渡離職後,強硬派軍人居於下風,軍政暫時進入較平和的階段。

推行文化與教育

德川義親對文教的推動不予餘力。1943 年 3 月,義親提呈《馬來教育境況》(マライ教育事情)報告當中,展示了馬來軍政下各州的學校數量、師生人數和課程安排等情形,梳理戰前的教育制度和各語言學校狀況,以及佔領後如何推動新的教育政策。

義親並不否定母語學校和母語教育存在的重要,但建議增加日本式教育與倡導日語學習,其餘延續英殖民的既有體制。義親也熱衷促進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兩地[7]的馬來語標準化,並建議出版馬來文的科普知識、文學書籍。

雖然同樣支持大東亞秩序和日語化教育,但義親反對軍政監部抹殺英語的政策,反對在日本人統治後,忽視當地人熟練的外語如英語和荷蘭語等,他甚至認為,當地的日本人應掌握外語能力,尤其是馬來語。

由此可見,義親與軍人幕僚欲推行的立場千差萬別。他所提議的新式教育,著重於拉近在地人和日本人的和諧關係,而非強壓政策。在義親的鼓吹及見證下,昭南醫科大學和高等師範學校也相繼成立,藉以培養當地的醫療和教育人才。

為了促進兩地交流和日語政策,德川義親私自贊助 5 名青年男女,以德川獎學金遠赴東京留學,並安排他們居於府邸中。

其中 3 名為新加坡萊佛士學院的畢業生翁姑阿都阿茲(Ungku Abdul Aziz Ungku Abdul Hamid,即後來馬來西亞知名經濟學家、早大政經學系)、翁姑莫哈辛(Ungku Mohsin Mohammad,柔佛州貴族、早大電工系)、旺亞都(Wan Abdul Mohd Salleh,東京農大),以及琪亞(Cheah Yahya)和羅斯娜(Rosna Mahyuddin,馬來人聯盟主席、義親的馬來語通譯Gaus Mahyuddin醫生之妹)。

也許是和柔佛交往較為親密的關系,前 4 名青年皆為柔佛州民或公職人員,後者為新加坡的印尼籍民,皆出身上流階層。

基於工作和志趣之故,義親重啟和開放馬來英屬時期的研究機構。1942 年 9 月,義親被委任為昭南(日治時期對新加坡的稱呼)博物館館長、植物園園長和圖書館館長[8],並從日本調派人馬遠赴昭南島進行圖書和文獻翻譯工作,以及編輯馬來語詞典等。

1943 年 7 月攝昭南博物館。前排居中者為德川義親,右者為副館長長羽根田彌太博士,和一眾助理合影。(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研究與保護文化資產上的貢獻

在日軍仍處戰況閒暇之時,義親在馬來亞積極推動各項研究事務,組織了南方科學委員會、將昭南博物館立為常設機構還定期發表刊物。1943 年 11 月,南方科學委員會針對農林、地下資源、化學、工業、醫學、衛生和民族等類別化為 5 個附屬小組,由於義親對馬來語的探討較深入,故專門負責馬來語和日語方面的語言對策研究。

日軍佔領馬來亞期間,對待英軍戰俘和英籍民的行徑可謂慘不忍睹,但時任植物園助理園長的英國植物學家科納(E.J.H.Corner)卻是少數特例。科納被前來接管和保護植物園和博物館事務的田中館秀三續聘為助理兼翻譯員,繼續從事研究植物研究,並負責維護植物園的標本和藏書等。恰巧當時的義親也是名植物學家,在機緣巧合下成為了好同事。

科納(右)與田中館教授(中)影,攝於昭南植物館。(Source: 《My Father in his Suitcase》)

按科納的傳記所述,義親大多時候都流連於各館,善用圖書館資源學習各種專業,如親自書寫計劃和編撰日語─馬來語詞典,並安排編繪動植物相關小冊子,作為應付糧食危機的參考,其他則是監督和指導各館的保護和運作措施。也因此,科納對於義親等人在保護新加坡文化遺產、提倡自然科學研究的貢獻給予正面評價。

另一件趣事是,當時日軍被奉命摧毀英殖民象徵的所有塑像,如總督府內的維多利亞女皇和前海峽殖民地總督克拉克(Andrew Clarke)大理石像、維多利亞劇院外的新加坡開埠者萊佛士銅像等,義親陽奉陰違地偷偷將塑像移走,暗藏在昭南博物館的典藏庫中,直到戰後才重見天日。

隨著戰事激化,義親在南洋的最後歲月,僅能投入於戰爭動員,如四處參與親善活動、籌辦日人和土著的民間防衛組織等。1944 年 8 月,德川義親正式卸下軍事顧問職歸國。在他歸國的日記裡記載,憑他所遭遇到的困境斷言,馬來亞軍政最終將慘淡收場。

戰後的審判

1946 年,二戰結束,東京審判開庭追究戰爭罪時,德川義親的日記被扣押,且被視為是指控戰犯的證據。在審理 1930 年代極右翼組織與一系列軍事政變等案時,尤其是審判大川周明時,義親還被當作證人傳喚。德川義親當時遭受的懲罰只是短暫的「公職追放」(開除政府機構要職)。在盟軍撤出日本後[9],公職追放令也一併解除,使其能夠重新參與和領導各式公職和民間團體,直到 1976 年逝世。

至於日軍佔領馬來亞後屠殺當地華人的「大檢證」暴行,日本的司令部參謀無疑是禍首。1947 年,英軍設立軍事法庭來審判被控為大屠殺元兇的 7 名軍政要員,其中包括被嫌疑最大的主謀者──前 25 軍參謀辻政信、執行命令的前司令官山下奉文、前 25 軍參謀長鈴木宗作、參謀林忠彥、前 25 軍参謀副長兼軍政部長馬奈木敬信、參謀朝枝繁春、軍政總裁渡邊渡等。

德川義親是在大檢證後抵達,因此不被視為戰犯審判對象。義親雖美其名為軍政顧問,但從他與軍人的關係中看出,其所能執行的事務極為受限,甚至無法直接參與決策權。只能說,憑一介文人貴族之力,實在無法影響軍政的參謀和決策。

軍事顧問德川義親戎裝照。

結語

德川義親可謂「在其位謀其政,任其職也盡其責」,他憑藉著對南洋的理解和關懷而來,然而卻面臨重重阻礙,無法達致理想目的。德川義親更令人稱著的是其待人處世之道。戰爭期間,德川義親仍積極推動有利於當地的文教事業和研究工作,努力促進日方、當地統治者與人民之間的和睦關係,為肅殺氛圍的軍政環境注入了清風。

如李盈慧在〈戰爭與互動〉一文所言:

一場戰爭,在不同種族、地位、思想的人群之間,引發了多重的人際互動,也顯示了他們對於這場戰爭的不同應對方式和心態。

義親在南洋的事跡和貢獻,不應僅以侵略者的角度般簡單看待和一概而論。

延伸閱讀:是誰發的簽證?──台灣臨時共和國總統出訪馬來亞的疑雲
首圖來源:Wikipedia

[1]明治維新後至二戰結束時期,日本近現代貴族階級統稱,分為公家出身者和舊藩大名家族者,另還包括功勛提拔者、降為臣藉者和朝鮮舊王室和官僚者。

[2] 德川義親的養父義禮(1863-1908)侯爵也非德川家直系,乃系出讃岐高松藩松平家、祖上為水戶德川家初代藩主(德川家康十一男)賴房之子松平賴重。德川義禮幼時過繼於尾張德川家藩主慶勝為養子。明治維新後,慶勝子、當家的義宜早夭病逝,慶勝將義禮選為繼位者。1884 年《華族令》頒布後,繼承家督的義禮被冊封侯爵。義親本人則是福井藩主、「幕末四賢侯」的松平春嶽之子,系出越前松平家(德川家康次子秀康後裔)的旁系福井松平氏。德川義禮膝下無子,將義親收為養子並將長女米子許配之,1908 年義禮逝世,德川義親繼任尾張德川家督和侯爵位。

[3] 即與德川家有血緣關係的藩領。

[4] 柔佛(Johor)位於馬來半島南端,現為馬來西亞聯合邦的州屬之一。1914 年,柔佛蘇丹伊布拉欣成為馬來半島最後一個加入英屬殖民地「保護」的國家,成為馬來屬邦(「五州府」)之一,不過柔佛王國的自治程度相比起其他州屬也最高。

[5] 1931 年 3 月日本陸軍少壯派「櫻會」意圖策動政變(「三月事件」),政變計劃的資金的 20 萬日圓便由德川義親背後所贊助,但因內部意見不和,最終無能成事。1932 年「五一五事件」,日本海軍少壯派「血盟團」刺殺首相犬養毅等官僚,大川周明和清水行之助因涉嫌策劃此案而被捕,石原廣一郎與「神武會」的大川脫離干係,和義親另組「明倫會」,惟義親和大川尚有往來。接連而來的是 1936 年的由日本陸軍少壯軍人「皇道派」發起的「二二六事件」,石原廣一郎作為贊助者被逮捕和審判,「明倫會」合夥人的義親也被傳喚偵訊,據說是因與叛變軍官沒有直接涉案關係而獲判無罪。但叛亂事件審判過程內幕重重和充滿疑雲,「明倫會」主幹作為間接主導者,均逃過了一劫,僅石原 1 人因資助叛軍謀劃人栗原安秀被判監禁。隨著中日戰事升溫,義親和石原、大川等「南進論」者和反英立場的海軍大將末次信正組成「大和俱樂部」。

[6] 南方軍是太平洋戰爭前編制的日本陸軍總軍,負責泰緬和南洋諸島的作戰防衛和軍政事務。

[7] 1942 年 2 月,第 25 軍首先在昭南島設立「昭南軍政部」,由軍政部長領導,將 25 軍的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佔領地納入;同年 7 月,南方軍司令部從越南西貢遷駐昭南,並且設立負責統轄南方軍佔領地事務的「南方軍政總監部」,「昭南軍政部」於是改組為「馬來-蘇門答臘軍政監部」,由軍政監負責領導。1943 年 4 月,第 25 軍軍政監部遷至蘇門答臘島,馬來半島事務分屬南方軍直轄的「馬來軍政監部」統治。1944 年 1 月,「馬來軍政監部」移往新編制的第 29 軍駐在地-霹靂州太平市,惟多數部門能駐留在昭南島。1945 年 2 月,昭南特別市和柔佛州直接劃歸第 7 方面軍統轄(歷任總司令分別為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直到終戰為止。

[8] 前身為莱佛士博物館、萊佛士植物園和萊佛士圖書館,皆以新加坡開埠者、現代化奠基者萊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命名。現為新加坡國立博物館、新加坡植物園和新加坡國立圖書館。

[9] 1945 年 8 月終戰後,日本暫時由同盟國派駐的「盟軍最高司令部」(GHQ)實行監管和統治,知道 1952 年 4 月締結《舊金山和約》將主權交還為止;琉球群島則持續由美軍掌管至 1972 年方才歸還日本。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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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讀賣新聞》1921-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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