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訴訟權始終是他們最在乎的事──從「訟師」到「律師」的律政簡史

上一篇文章中，我們談到助人訴訟的「訟師」總能寫出合官府胃口的狀紙，人民的需要加上訟師專業的協助，官府所需受理的訴訟量便持續增加，也使官員的工作量大增。那麼，官員會想出什麼點子來抑制此現象呢？

自古以來學法律的就都是「叛亂分子」

為了解決源源不斷的訴訟案件，古代官府除了設置「務限」與「不濫准」門檻外，開始利用官方強大的話語權從觀念上抹黑訟師。

之所以要抹黑訟師，是因為官員認為只要沒了訟師的幫助，害怕訴訟的人民就不會濫訴，訟案積陳未結的情況絕對可以改善；又因為，訟師既然是以助人訴訟為職，只要沒有訴訟發生，訟師就沒賺頭，訟師理所當然的會鼓勵人民勇於訴訟。可見官府大抵把人民「健訟」的現象歸罪於訟師「挑詞架訟」所致，因此有的新官一上任就會發布安民告示，敬告本地訟師不要挑唆詞訟。

當然，除了將訟師視為自己工作量大增的主因外，官員也認為訟師協助訴訟，會將國家拖入由訟師主導的糾紛解決模式中。某種程度上，訟師的助訟行為已然侵犯統治者行使法律的專利，在舊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及官吏眼中，訟師的存在等於是一種犯罪，尤其那些聲望和水平很高的訟師，無疑會對司法帶來威脅，這也是專制統治者絕不能容忍的。

其次，官員判決的依據既有國法、又有倫理道德。國法是法典化的國家權威象徵，不容任何人提出質疑，至於倫理道德也是統治階級極力維護的教條，因此訟師如果對判決有疑問，大致會被認為是在挑戰聖人所定的「三綱五常」，官府不會允許的事情發生。

綜上所述，由於訟師一直為正統制度所不容，官府甚至立法嚴懲訟師活動。教唆人民打官司的訟師、代他人出庭打官司的訟棍，都會被判充軍。刊刻售賣教導訴訟書籍的人，則要判刑。

官府對訟師根深蒂固的厭惡，導至他們刻意渲染訟師「貪利」的形象，試圖在民眾心中將訟師打為需要時時加以提防的逐利之徒、蛇蠍之輩。官員強調訟師助人訴訟絕不是無償效勞，而是為牟利而來。訟師不僅挑唆人民興訟以便從中漁利，甚至在雙方希望講和時，仍然百般阻撓不肯罷手。在長久渲染下，訟師貪利詐財的形象便深入民心，也成為通俗小說批判的對象。

事實上，「教唆詞訟」源源不絕的根本原因，是古代司法體制及司法官吏沒能為訴訟者提供一條暢通的訴訟渠道。而訟師若不教導民眾誇大案情的話，在地方官員「不濫准」的標準下，人民的訟紙連受理的機會都不會有。

至於訟師貪利這又如何解釋呢？事實上，訟師向事主索取的訟資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訟師的衣食所資，另一部分是為了促使審判及早進行或者拖延審判，而與胥吏、差役交涉所付的錢財。

然而，因為你會賄賂胥吏與差役，對方當然也會如此進行，其結果便是賄賂不斷加碼。也許永遠無法得知賄賂費在訟師收費中所佔的比例，但這筆實際上由胥吏和差役索取的錢財，不應轉由訟師去承擔「恐訟詐財」的惡名。

健訟現象源於訟師挑詞架訟的說法有待商榷，因為從很多訟師秘本看來，高明的訟師絕不會興訟、健訟，他們往往未雨綢繆，預料到訴訟的後果，從而勸人不要輕易涉訟。越是洞澈世情的訟師，對於訴訟越是謹慎小心。這些訟師往往在他們所著的訟師秘本中，反覆告誡人們不要逞強好訟，遇事要冷靜忍耐，先窮盡其他救濟方式，不到萬不得已不要提起訴訟，否則貽害無窮。是以，令訟師背負「挑詞架訟」之罵名亦不大公平。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貪利訟師」的形象塑造，與廣為流傳的「健訟」之論一樣，都是當時司法體制在「制度資源」方面逐漸無法有效應對社會情勢變遷，所用來彌補其正當性的一種「話語資源」。

用官代書取代訟師的日子

無論是在立法上嚴懲訟師、在觀念上醜化訟師、還是在政策上提倡無訟，都沒辦法徹底消弭人民的訴訟需要，但如果長久不處理人民積怨，無疑也會動搖皇朝統治基礎，因此清代官府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行業──「官代書」，希望能滿足人民的訴訟需求。

所謂官代書，指的是州縣衙門中為人寫訴訟狀紙的人，官府甚至規定只有用加印代書戳記的狀紙謄寫的告訴狀才會被受理，訟師無論對糾紛、案件有什麼意見，都得通過代書才能投呈，官員也希望以此消彌訟師的「健訟」行為。

官員或許以為官代書可以徹底取代可惡的訟師，然而，官代書只是把當事人的陳述寫下來，且多僅為略通文墨之人；一個略通文墨的人，如何使民眾平舖直述的事實入縣官之眼，而使得案件得以被縣官受理？

就曾有人對於官代書的書狀，做出以下評語：「若夫安分良民，或為豪強欺壓，或為仇盜扳累，大則身家幾陷，小則名節攸關，搥胸飲恨，抱屈莫申，僅假手庸碌代書，具詞呈訴，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令閱者心煩，真情難達」。

更有學者從淡新檔案近 3000 份民刑事訴狀中統計出，只有 1% 的訴狀是由官代書獨立製作而成， 80% 以上的訴狀都是由官代書根據當事人帶來的成稿或草稿寫成。古代司法官對案件的審理方式，主要是閱讀雙方狀詞，從這一點看，狀詞又直接關乎官司的勝訴與否，官代書所草草抄襲、品質不佳的書狀，則會大幅降低訴狀被受理的機會。

縱使有些官代書具備很厲害的訴訟技能，但因為他們持有官府頒發的公文印鑑，並曾備案登記於官府名冊中，無法像訟師那樣自由躲避法律的追查，也難以發揮相關作用。不然被發現有挑詞架訟或誇大事實的行為，很快就會被官府嚴懲。

清代許多官代書樸質無華的訴狀導致衙門「多至勿理」、「徒令閱者心煩，真情難達」，這使得原、被告都明知違法，但為了勝訴，還是非常依賴訟師代作呈詞。即使官府推出官方代寫書狀服務，也無法嚴重打擊訟師業的生存。

伴隨帝國主義傳入中國的近代律師制度

說了這麼多，訟師業究竟是如何沒落的？

訟師在鴉片戰爭後逐漸消失，起因是當時外國在清國取得「治外法權」，在租借地區設會審公廨，外籍律師開始出現。清廷為了取消這些國家的治外法權，亟思改進中國司法制度。

然而，律師制度從創立伊始就面臨困難。

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在《大清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中明確規定，只有接受西方新式法學教育並順利拿到文憑的畢業生，才能申請以律師身分參與司法審判活動。清廷覆滅速度過快，導致法律未及更新，北洋政府依然只能大量援用清制法律。受過西方新式法學教育的法律新貴，或許熟知當代最新法律思潮，但對舊時法律運用卻不拿手。在這樣的知識結構上，訟師其實比學習新制法律的律師更適應司法現狀。

另外，在朝代更替下，政府也來不及汰換所有官員，所以司法機構官員也大多還是清朝故吏，這些清朝故吏又是當地訟師的老相識，致使土生土長的訟師一開始就佔有「地利」優勢。

再者，因律師人數過少，供不應求，絕大多數的律師集中於少數大都市，一些稍小的市鎮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名律師，更遑論廣大的農村地區。反觀訟師則能遍及城鄉各地，因此訟師仍舊掌握了大量訴訟事務。

凡此種種，都使訟師一開始難以全面轉換為律師，致使舊制教育下的訟師與新制教育下的律師長期並存。

訟師拉警報？律師榮登法律新貴

律師制度開始為人接受並逐漸普及，主要與律師當時的形象轉變有關。當時的報刊雜誌頻繁塑造律師的正面形象，清末維新時改革派官員也十分推崇律師制度，加上旅外華人的翻譯著作逐漸傳回中國，商人在涉訟時，接受外國律師的服務。時間一久，國人對於律師制度的觀感漸漸改變，越來越能接受律師制度。

民國時期新法上路後，舊制的訟師因不熟悉司法改制後的新法，法理上也有所欠通，只要遇到複雜案件便一籌莫展，不知所措。另一更致命的缺陷是，因為訟師沒有律師執照，也因此不能代委託人出面，也無法調閱卷宗，活動的範圍極其狹小，處境特別困難。

到北洋後期，特別是南京政府成立以後，法政專科畢業生大量湧現，絕大部分都流向律師一行，逐步佔據了訟師的位置，司法界也逐漸引入新人，使得舊訟師在司法圈中陷入舉目無親的孤立和尷尬。

與此相反，司法界的新貴，從院長、到法官、檢察官，到推事、檢事、書記官，都是學習西洋法制的科班出身，與律師之間關係非同一般，不是同窗，即為師友，中間的請託、疏通，更為直接方便。訟師舊有的經驗、知識與人脈已遠遠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在訟師與律師的競爭中，終於處於不利地位，而漸漸消滅殆盡，專業的法律服務業者至此完全被律師取代。

人民的訴訟權利始終是律師最在乎的事

傳統社會不肖訟師對於法律服務的濫用，以及中國官方話語權的影響，使「訟師」這一詞彙承載的負面意涵根深蒂固，其影響如幽靈般隨形。因此，當律師這一新興職業在中國誕生後，人們習慣上醜化甚、至妖魔化了的訟師形象來比附律師，進而誤解、排斥了律師制度與律師一職。這種負面影響直到律師制度建立之後的民國時期依舊存在，從而嚴重影響律師在近代中國的身分與地位，甚至及於當代。

不得不說，固然有不肖訟師與律師以挑詞架訟漁利，擾亂人心、妨害社會安定，但我們也不應抹殺訟師與律師從古至今保障人民權利的努力，畢竟人民的訴訟權利始終是他們最在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