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食療、驅邪、收驚、禱告：那些古早臺灣人面對疾病的方式

今日，我們習以為常看待疾病的方式，與百年以前有著很大的差異。當 COVID-19 疫情席捲全球，我們思考的是，到底致病原是什麼？細菌、病毒，還是寄生蟲，接著我們會思考這些疾病有沒有預防或治療藥物？事實上，這樣屬於現代醫學知識的思考方式，一直要到 1890 年代以來才逐步形成，細菌論（germ theory）確立並被接受，隨著國家管制措施而建立公衛的防疫措施，。不過在此之前的人們是怎樣思考「疾病」的呢？
 

在現代醫學之前

瘴癘論（miasma theory）是晚近人們在理解疾病病因的方式。瘴癘論支持者認為，汙水、廢棄物的氣味導致了疾病。瘴癘論雖然距離現代醫學對於疾病的解釋有些差距，不過在當時已是最「科學」的說法。在《臺灣通史》中也多記載著拓墾時期的先民因瘴癘染疫過世的記述：
 

康、雍之際，尚苦瘴癘。
臺東土地雖肥，瘴癘尚盛，居者多病沒，故農功猶未大啟也。

當從海的彼端橫越黑水溝來臺的先民們，在來到潮濕燥熱的臺灣島以後紛紛染疫、病倒，面對如此棘手的疫病問題，在現代醫學知識尚未被認識的時刻，從生活經驗推論與驗證成為當時人們理解疾病的重要方式之一。不過即便如此，有許多疾病還是難以透過生活常識推論或分析；宗教信仰、神怪傳說便成為填補疾病認識空白之處的另一種重要方式。

事實上，宗教與醫療密切相關。自 17 世紀以來，基督教的福音隨著西方列強的殖民、近代文明及科技、醫療技術進到非西方地區。在傳播福音的過程中，為取得當地人的信任，「醫療」便成了宣教的重要工具。事實上，不僅基督教、天主教，漢人傳統的民間習俗也常見到宗教醫療的身影。例如，連橫在「神教」的條目下寫到，民間信仰的五福大帝，恭奉張、劉、鍾、史、趙等五姓大帝，在每年 6 月時固定出巡，稱「逐疫」。在五福大帝出巡、驅逐瘟疫期間，民眾不僅出錢祈願，還舉行燒紙船，稱為「送王」的儀式。除了五福大帝之外，民間的王爺信仰，也還有開山王廟祭祀神醫吳真人的傳說。不過，宗教與醫療的關係，絕非是前者迷信、守舊，與後者科學、進步的差異。宗教信仰實則影響人們的疾病觀、醫療觀。
 

宗教、疾病觀及治病之道

不過話說回來，宗教信仰百百種，不同的信仰是怎樣理解與解釋疾病的呢？其實不同宗教對於疾病的理解大異其趣。儒家的疾病觀指涉命中注定，而佛教強調因果輪迴，疾病是一種果報；道教及臺灣民間信仰，往往將疾病視為鬼神作祟，因此有「沖」、「煞」、「犯」之說。基督教在清末才進入臺灣，此時的基督教已深受瘴癘論，甚至後來的細菌學說影響，帶有強烈的科學醫學色彩，而基督教傳教士也藉由醫學知識與技術，當作傳教的利器。

這些宗教對於疾病治療的方法與態度，也深受他們對於疾病的認識與理解影響。例如，在臺灣的民間信仰及道教，因將疾病視為厲鬼作祟或犯沖，道士、法師、廟祝等人在廟宇中兼做醫療行為，採行驅邪、收驚、祭解、求／解藥籤等方式，為患者消災解厄。儒家傳統雖將患病視為天命，但仍出現漢醫的養生、進補的觀念，強調以為善、食補等作為疾病的預防方法。佛教重視因果輪迴，在積累善功，勸人向善一事，與儒家相似，但加上了「誦經」作為積德消災的方法。基督教早期雖將疾病視為肉體的試煉，須經由禱告來緩解病痛，但在近代以來，隨著醫療科學的發展，醫師與傳教士相輔相成，共同為患者解決身心靈上的病痛。
  在這些常見的宗教派別之外，清朝時期有諸多民間秘密教派的師父，透過患者之間的口耳相傳結識，採用針灸、按摩、念經、符咒等多樣的治病方式替患者治病，而在治療過程中，師父往往勸說患者加入教派，使二人形成醫患、師徒的關係。這反映了傳統中國醫療體系的多元性，以及治療手段的多管齊下，也說明了醫療行為被當作傳道的工具，並非在基督教進入中國、臺灣之後才開始。

作為傳教工具的醫療

隨著時間的推進，19 世紀以後科學觀念逐步建立，西方傳教士的醫療傳教行為，擴大西方醫學在非西方社會的傳播，同時，西方醫學是一股強大的西方文化勢力，改變非西方社會對疾病、醫療的認知。臺灣因著清朝政府與西方國家簽訂的條約，開放港口，使得西方醫療滲透到臺灣社會。1860 年，依據《北京條約》內容，臺灣開放安平、滬尾兩個港口，1863年，接著開放打狗、雞籠二港，不僅商業貿易，傳教士也被允許進到臺灣島內進行傳教。

誠如連橫所述，「大甲以南為倫敦教會，以北為坎拿太（加拿大）也。」清末在臺灣活動的傳教士，以英國基督教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及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會最積極。而這二教會組織，又分別在南部、北部設置基督教醫院，至今，仍有多處是臺灣重要的醫療機構。

在《臺灣通史》出現的三個人物：馬雅各、甘為霖、盧加閔，都是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系統。1865 年 5 月至 1871 年 10 月期間，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在臺灣進行傳教事業。這短短 6 年內，他建立了臺灣第一棟西醫醫院，以及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的臺灣傳教中心，及傳教站等。1869 年，他創辦名為「看西街醫館」的西醫醫館，即今日的臺南新樓醫院。有論者將馬雅各醫師來臺的時間點，視為臺灣教會醫學時代（1865-1895）的開端，有別於前期的瘴氣醫學（1544-1865）。馬雅各行醫期間，因坊間流傳傳教士殺人的謠言，致使民眾恐慌，甚至引發仇教情緒，因而，馬雅各配合英國領事館的建議，改至打狗開設醫館，直到 1868 年重回臺南行醫。1869 年，臺灣傳教中心已有 18 位，且有四分之一為門診、住院患者，顯見馬雅各以醫療為方法，進行傳教，已得到些許成效。
  甘為霖（Dr. 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在 1871 年來到臺灣，直到 1921 年離臺，前後長達 45 年的時間。1891 年 10 月，他在臺南設置臺灣首間盲人教育機構「訓瞽堂」，並以台語白話字的凸字版為視障者印製教材、《聖經》，向視障者傳教。設置訓瞽堂之初，甘為霖借用臺南市洪公祠，至 1897 年因歸還土地而停辦學校。此後，甘為霖積極向日本殖民者勸諫，在今日的臺南啟聰學校現址，設置官辦的盲校。
  盧加閔（Dr. Gavin Russsell, 1866-1892）是英國長老教會成員，在 1888 年就讀醫學院期間，聽到返回英國的馬雅各醫師、巴克禮牧師的演講，深受啟發，隨後接受英國長老教會派遣，在 1888 年底來到臺灣。1890 年，盧加閔醫師及甘為霖牧師二人，到彰化教會視察，同時尋找適合設置彰化醫館的場地。最後，他們擇定岸裡大社教會禮拜堂當作醫館，並定期到彰化巡迴看診。令人惋惜的是，盧加閔醫師在 1892 年，因罹患傷寒病逝，年僅 25 歲。盧加閔醫師逝世後不久，同屬英國長老教會的蘭大衛醫師來臺，於 1896 年成立診所，1907 年擴建，命名為彰化基督教醫院。
  上述三人都是英國基督教長老教會傳教士、醫師，而在淡水一帶行醫的馬偕（Dr. George Leslie Mackey, 1844-1901），則是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教會傳教士。1872-1880 年期間，馬偕得到英國商行侍醫協助，為當地民眾進行診療，而在 1880 年，獲得美國基督教信徒的捐款，得以建設偕醫館。與馬雅各相同的是，馬偕深信西方醫療有助於提升民眾對西方文化，以及基督宗教的好感度，甚至改信基督教，協助傳播福音。馬偕、蘭大衛、馬雅各分別在北、中、南三地設置馬偕、彰基、新樓三間基督教醫館，為臺灣帶來西式的醫療知識及技術，直至今日都還在營運。
 

現代醫學的確立

近代西方的公共衛生與醫療，以及細菌學說的疾病觀念，直到日本殖民統治才在臺灣逐漸確立。在 1896 年，日本殖民者苦於臺灣的風土病瘧疾，以及從香港傳播到臺灣的鼠疫疫情，總督府開始進行一系列的公共衛生治理方針，尤其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任內，以生物學說為基礎，採行科學的衛生治理方法，如〈臺灣家屋建築規則〉，以及改善下水道系統等。即使如此，在清代末期，隨著開港而來臺的西方傳教士，已在臺灣設立新式的醫館，以醫療技術為工具，將基督教的福音傳至臺灣民間。這套傳教醫療，並非由上至下的國家衛生治理，而是積極在民間推廣，促使臺灣人改變固有觀念與習慣。

在我們能夠使用健保、方便快速地看醫生取得藥物的時刻，有些面對疫病的方式確實「不夠科學」，不過也不妨回頭思考這些經驗是如何被建立的？或許會對這些先民的經驗傳承有著另一層面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