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國律師制度設立以來，登記第一號的律師──曹汝霖

律師業在當代，已經是一個不陌生的行業，而律師在考取律師資格，受訓完成後，均會獲法務部頒發律師證書乙紙，上面都會載明證號以示順序，大家或許會好奇的是，那中華民國自有律師制度以來，第一號律師是誰？那就是在北洋政府時期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合約，並在「五四運動」被青年學生打倒的漢奸、賣國賊「曹汝霖」。

順風順水的海歸青年

曹汝霖，清光緒二年（1877 年）12 月 10 日出生於上海，受傳統儒學教育，18歲時，以第五名之成績考中秀才。當時，中國值西學東漸，曹汝霖因為欣羨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日強，遂赴日本東京法學院留學（即日後的日本中央大學），1904年，學成歸國，成為當時有名的洋翰林及日本專家。

曹汝霖歸國後受清廷招募，歷任商部，商律館編纂、進士館助教，後派為外務部任職，民國建立後，曹汝霖擔任袁世凱秘書。

原以為仕途一路順遂，但有一天曹汝霖到總統府閒晃時，卻在袁世凱桌上看見一封朱蒂煌寫給袁未封緘之信函，信裡寫到；「新政府成立在即，有三人不可用，一為趙秉鈞，一為烏珍（時為步軍統領），一為曹汝霖」，恰好袁世凱也在信旁批註「趙秉鈞不能不用，烏珍為現時不可少之人，曹汝霖不想入政府」曹汝霖看了以後認為，這封信就是袁世凱委婉表達要曹自己離職的意思，於是曹隔天就辭任袁的秘書。

屢辦奇案的律師生活

清末民初，中國大規模取法西方法學，律師制度也於此時期被引入，政府為能在短期內，可以有足額的律師以供使用，隨即訂定律師暫行章程，放寬律師資格取得門檻，規定凡是在外國大學或專門學校以及在中國國立、公立大學或專門學校學習法政學3年以上並獲得畢業文憑者，可不經考試，逕自獲取律師資格。

剛從政府失業的曹汝霖，想起自己曾經留學日本學習法律，為了維生，就去請領律師證，不料證號居然還是第一號，曹就這樣恰巧的成為中華民國律師業的鼻祖之一。

當時，普通人延聘律師代為辯護的風氣不是很盛行，所以初任律師的曹汝霖業績慘澹，沒接到什麼案子。但曹汝霖運氣很好，有一天，曹汝霖接到一件奇案，該案的內容是這樣的。

寶山某鎮有一對周姓姊妹，人很漂亮，但生性風騷，平常喜歡與村內的無賴廝混，一日，姊妹倆在田裡幹活，一個年輕學徒小夥子經過，姊妹上前勾引，禁不住誘惑的小夥子，便與兩姊妹席地交歡，不料小夥子縱慾過度，竟然死在二姊妹懷中，恰巧不巧，村裡警察這時剛好經過，隨即將兩姊妹逮捕，當地審判廳判處姊妹倆強姦致死罪，曹恰好也在該時經過該村，隨受兩姊妹委任辯護。

曹汝霖即主張學徒與姊妹交歡而死，是事實沒錯，但交歡出自雙方意願，非由周氏姊妹所強迫，故不應由周氏姊妹承擔刑責，學徒之死是自願相歡，貪欲而死是咎由自取，而且當時刑法中並沒有女性強姦男性的明文規定，因此，初審法官引用刑法中男性強姦女性致死的條文來判刑，此舉是與法無據。江蘇高等審判廳收到曹汝霖的辯護主張後，隨即改判周氏姊妹無罪，這件案情的奇異與曹汝霖於法有據的法律主張，都讓他從此聲名大噪。

鴻運當頭的曹汝霖，在此時又接到一件備受社會矚目的案子，令他事務所從此門庭若市。

事情是這樣的，晚清末年，有一位張姓太監，曾以 300 兩白銀的「身價」為條件，娶得了年輕貌美的暗娼王月貞，太監或許不能人道，但好歹也是朝廷官員有一定收入，嫁給他生活也能有起碼保障，王氏也因此委身。沒想到，武昌革命以後，宣統皇帝宣布退位，民國建立，太監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之太監「無能」，亟思脫身的王氏，某日就趁著張太監外出辦事的機會，離家出走，並帶走家中所有的金銀首飾和其他貴重財物，更訴請京師審判廳，請求與張太監解除婚姻關係。

張太監不甘人財兩失，即提出須歸還當時的身價 300 兩白銀，以及其從家中帶走的金銀首飾跟貴重物品才可以離婚。本案王月貞的代理律師，好巧不巧又是曹汝霖。

曹汝霖提出三點來反駁張太監。第一，清朝時期就已有法律禁止人口買賣，更何況現在是民國，如果要求王月貞償還所謂 300 兩身價款，不就等於承認買賣人口為合法？因此解除婚姻關係與身價款無何關係。

再者，要求王月貞歸還所有攜走的財物沒有合法根據，更何況這其中還有部分屬於王月貞個人使用之首飾和物品，這部分物品當歸王月貞所有。最後，若王月貞不歸還財物，張太監就不同意離婚的話，更是不合法理。離婚事關人身權利，又與公益有關，銀物財產屬於個人私權，因財產原因限制人身自由，因私權而害公益，當與共和國體制及民國法律精神不符。

曹汝霖的代理意見，以法律、法理和習慣為依據，絲絲入扣，即使是以現代的角度來看，也相當合理，也因為於理、於法均屬有據，京師審判廳的判決幾乎全部接受曹汝霖的意見，命王氏不僅不用返還身價款，還判准予太監離婚。

司法改革的先鋒推手

除了在訴頌案中幫人爭取權益外，曹汝霖對於司法政策的制訂也出了相當大的力。

某次，曹汝霖赴保定開庭，晚飯後，有一群農民就跑到曹汝霖下榻處喊冤，曹問何冤要申，農民就說了，他們因種地常與人就田畝界線或收成有爭執，告到法院，法院判得不公平，但農忙，忙著耕田，就把上訴先擺著，到有空想上訴時，高等法院卻以上訴過期為由，不准上訴，請大律師代為申冤。

曹汝霖認為此個案已無法挽救，但為了人民的司法權益可以獲得更好的保護，就以其良好的政商關係，向司法高層建議，鄉下人不懂法律，法官在宣讀判詞之後，應高聲向當事人說，你們如果不服，應該在法定期內上訴，過了二十天期，就不能上訴。在此堂聲明不服，也可記錄下來，算已上訴，再遞補狀紙。後大理院果然通令各級法院一體通行。

也因為這些作為，使得曹汝霖在律師業聲名遠播，根據統計，在民國元年 9 月到 12 月這4個月內，曹汝霖在大理院代理的訴訟案件多達28件。其間，大理院刑事審判庭共受理37件刑事上訴案件，其中超過半數達有19件之多是以曹汝霖作為被告之辯護人，可見曹汝霖當時在北京地區的聲名很高。

曹汝霖的律師生活過沒多久，就被袁世凱找回去擔任外交部長，他也於此時期代理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條約。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成為戰勝國，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會，討論戰後秩序，中國人民原以為可以收回德國在山東之特權，不意卻被列強以中日間早已有前揭之「二十一條」條約在先為理由，駁斥中國代表之主張，並將相關德國之特權讓予日本。此舉激起中國境內發起五四運動，曹汝霖也因以前曾參與對日《二十一條合約》之談判，即被認為是巴黎和約失敗之罪魁禍首之一，遂被迫下台，從此漢奸、賣國賊之名就深深烙印在曹汝霖身上，終身未脫。

五四運動後，曹汝霖未再任過要職，也再沒當過律師，卻從此熱衷於慈善活動，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揚車的車伕施捨一百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很特別，每次由家裡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夫，便僱他的車，拉到偏僻的小胡同，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夫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說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棉衣被人冒領。

1920 年代，曹汝霖也參與發起設立中央醫院，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曹汝霖並一直擔任該院院長、名譽院長等職，經費方面都由他籌措，但曹汝霖從不從醫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醫院時，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這就是他從醫院得到的全部報酬。中日戰爭時期，中央醫院也由曹汝霖與日人交涉以免被日軍徵收，其他醫院裡不願為日本人效命之醫生，也於此時期被中央醫院網羅。

抗戰勝利後，曹汝霖辭去院長，並說「我本來是個外行，維持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成績，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在這裡，我不能不頂著名字應對應付，現在日本人走了，還是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

可以再提及的是，日本在侵華時期，原本打算在華北設立臨時政府，並想邀請曹汝霖擔任臨時政府主席，但被曹汝霖拒絕，他僅答應任臨時政府最高顧問。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從未參與臨時政府活動。如果曹汝霖真的從袁世凱時代起就是出賣國家利益以自肥的漢奸，當此殘山剩水之際，日人上門恭請之時，曹汝霖難道不會就欣然從命，或半推半就赴職嗎？

近代律師制度的奠定者

民國初年，律師制度初建，受傳統因素影響，社會民眾乃至審判機構對於律師業都有誤解，甚至排斥，律師行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在此一特定時刻，曹汝霖利用他較為豐富的法律知識和純熟的律師職業技巧，較為出色的履行著律師職責，其在將近一百年前所舉出的辯護主張，在一百年後的今日看來，還是合乎法理，並無不當。客觀的說，曹汝霖為草創時期的中國律師事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或許曹汝霖政治上的親日態度，導致其被日本人利用來侵略中國主權，但其在民國初年法治建設層面上所做的努力，仍值得一百年後的我們細細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