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齊聲向慣老闆 SAY NO 的臺灣勞動者們

近年來，報章雜誌上勞資爭議的新聞屢見不鮮，像是 2012 年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事件、 2013 年國道收費員抗爭事件、2016 年中華航空勞資爭議事件，而在  2017 年 1 月，我們甚至看到部分臺灣鐵路局的員工高聲抗議臺鐵高層不僅沒有改善舊有輪班制度的缺點，甚至還造成員工工時加長、薪水減少的狀況，甚至一度揚言在要今年春節期間以罷工的方式捍衛自己的權益。

然而，除了持續關注於勞工議題的人士外，大多數的人可能要等到「某某團體又抗議了」、「某某組織揚言絕食抗議」等聳動的標題出現後，才透過電視媒體、臉書懶人包來惡捕該起抗議事件的來龍去脈。可見，大多數的媒（大）體（眾）並不會特別關注於勞工議題，除非抗議者在行動中出現了某些激烈的言論或抗爭手段（臥軌、絕食、罷工等）。

若把目光拉回到距今約 90 年前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下簡稱日治時期），當時的整個臺灣島幾乎都籠罩在勞工抗爭的風潮，全臺各地的工會以「罷工」的方式，向資本家和殖民政府表達最沉重的抗議，透過相互扶持、彼此照應，抗爭結果確實改善了部分勞工的勞動環境，但也有部分失敗的勞工從此被業界「封殺」，悽涼地過著後半人生。 

武力作為反抗的手段

日治初期，臺灣島內許多舊有勢力不願意接受殖民政府統治，紛紛興起武裝抗日的行動，歷史課本曾經提過的「抗日三猛」（北部簡大獅、中部柯鐵虎、南部林少貓）便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面對這群不願意接受控管的「土匪」，殖民政府主要透過「三段警備制」以及強大的軍事火力進行鎮壓。根據史料，某次為了掃蕩臺北、宜蘭山區的「土匪集團」，遂將沿途多處漢人的傳統家屋燒毀，因此引起臺灣人對於這個外來政權的更加不滿。

兒玉源太郎接任臺灣第四任總督後，發覺前一任總督乃木希典的「剿匪」政策多有弊處，經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建議，改採行 4 項招降事務，包含（1）規定軍政單位不可在民政部門未要求下貿然進行軍事行為、（2）改革並強化地方行政組織的統制、（3）廢除三段警備制，改以「保甲條例」與警察制度相互輔助，採取軍事與民政並行的招降策略、（4）將有意歸順得匪首送往官邸，甚或有疑慮的匪嫌，則由民政長官將親自移往匪徒勢力地就教。

後藤新平的改革政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各地武裝抗日的情形也在保甲制度和「警察大人」的協力下逐漸獲得控制。一般來說，1920年代被認為是漢人「武裝抗日」的結束，取而代之的爭是以爭取政治權利為核心目標、精神上固守民族情操的「文化抗日」。 

政治結社成為抵抗的利器

1920 年代，日本本土深受「大正民主」的影響，在政治上提倡勵行法治以及保障人民自由的權利，殖民地的統治政策也成為民主人士的討論重點。在此風氣下，不難從一些受過教育且自詡為「進步青年」的知識份子言論中看到「言必提及馬（克斯）列（寧）」、「言必稱社會主義」的現象。換句話說， 1920 年代臺灣的知識份子總算有機會進行有限度的政治運動（真的是非常有限），而當代最「潮」最「進步」的馬克思、列寧思想，則成為當代政治運動者最常談論理論基礎之一。

1927 年 1 月 2 日，由林獻堂等人所籌組的臺灣文化協會，在臺中市公會堂召開全島臨時代表大會，當時正好是臺灣社會運動的高峰，也是文化協會內左翼（連溫卿、王敏川等）及右翼勢力（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正式決裂的一個關鍵年代[1]，有鑑於此，這個臨時代表大會的主要目的在於協會的改組以及制定文化協會未來的走向。投票結果，以連溫卿等人為主的左翼勢力獲得了空前的勝利，自此，曾經引領文化啟蒙的臺灣文化協會正式邁向了左傾的道路。

姑且不論臺灣文化協會內部成員彼此的權力鬥爭，1920 年代中後期的臺灣文化協會，在面臨農、工階級最在乎的經濟需求時，沒有辦法有效地給出指導，再加上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的盛行，臺灣文化協會從分裂到左傾，似乎也不難理解了。

改選完三個月後，一場來自高雄的罷工行為，不僅讓勞工運動邁入另一個高峰，更迅速地串聯臺灣各地的工會團體，引發震驚殖民政府的「全臺總罷工」。 

來自高雄的第一把烈火——高雄機械工友會

1927 年 4 月 3 日，在臺灣民眾黨 [2]員黃賜等人的倡議下，將高雄一帶的勞工組織了起來（包含臺灣鐵工所 100 餘人、淺野洋灰會社 300 餘人、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工廠以及其他小型鐵工廠 200 餘人），成為「高雄機械工友會」，第一任會長為任職於臺灣鐵工場的職員王風。

由於高雄機械工友會（以下簡稱工友會）不滿淺野洋灰會社向來將員工的僱傭條例、勤務規定、待遇等當成內部規定而不發表的作法，工友會於 1927 年 11 月 13 日發表其制定的員工就業規則、員工扶助規則等條件，並推舉黃賜為員工代表，向淺野洋灰會社提出四點要求：

        一、準備出勤簿，厲行上班時間

        二、貸借宿舍給本島人員工

        三、決定最低工資額

        四、增加加班津貼

最終遭到淺野洋灰會社回絕。

1928 年 3 月 6 日，淺野水泥職工吳石定因被指控傷害罪，而遭到逮捕三個月，會社以曠職三個月為由解雇，工友會的人便代其向會社請求復職。有鑑於過去的經驗，一但遭解職的員工再度復職時便無法在享有原先的待遇，黃賜便建議吳石定，他應該向會社要求按照先前工作持續計算工資。

但吳石定再次遭到會社的拒絕，黃賜等人旋即組織起工友會員一共 41 人，向會社進行復職的抗爭。淺野洋灰會社則利用此機會對外聲稱，所有參加復職運動者皆屬不當行為，並發布人事命令，將這 41 名員工全數解雇。

同一時間，臺灣鐵工場也出現了勞資衝突事件。

原來是因為王風當選了高雄機械工友會會長，這也讓臺灣鐵工所以「業務不振」的名義將王風免職。此後，工友會員各各群情激憤，要求鐵工所立刻道歉並將王風復職，否則將以「總辭職」的方式表達抗議。 4 月 6 日，百餘名工人真的提出了辭職，此外也有 120 餘名工友會勞工開始罷工。

黃賜知道此一消息後，也在 4 月 13 日向全體員工報告交涉始末，其後展開更大規模的運動─聯合同盟員工進行罷工，另一方面也向臺灣民眾黨幹部蔣渭水等人尋求支援，不久後，蔣渭水、謝春木、盧丙丁等人皆抵達高雄進行指揮。

為了準備持久戰， 4 月 16 日成立「淺野洋灰罷業員工總指揮部」作為運動的中樞，其下再分別設置了宣傳、救濟、罷業、監視四個部門，同時製作及頒發指令、海報，每夜召開演講會等，致力於宣傳及號召團結。

4 月 23 日，工友會透過臺灣民眾黨於全臺各地舉辦同情演講會， 四天後，將北部募得的援助金購買二十袋米，分送給參與罷工的勞工，並在高雄市田町、內惟（今日鼓山一帶）等二十個地方設立臨時工友會出張所以及糾察隊駐在所，前者提供休息、討論的空間，後者則組織每隊數人的遊行隊巡行於附近村莊，以阻止淺野洋灰會社招募臨時員工。

工友會方面，除了持續號召更多人參與抗爭外，還透過臺灣民眾黨向日本內地有關單位請求援助，同時設置「臺灣工友總聯盟淺野爭議本部」，等於是把高雄的勞工爭議移轉到工友總聯盟專案處理。

淺野洋灰會社為了抵制罷工團體，特地在會社內設置員工宿舍並給予相對的優待條件，雖說因此獲得了五十多位的復職者，但在工友會的監視之下，大多數的員工仍然堅持罷工。

抗爭過程中適逢日本皇親邇宮邦彥到高雄州的視察行程，淺野洋灰會社遂派出高雄的有力者中村一造出面調停，但提出的復職條件卻是要求所有罷工員向會社道歉並從此退出機械工友會，談判再度破裂。

對此，淺野洋灰會社再次發布解僱 178 名罷工團員的命令，但到了這個時候，大部分的員工對於長時間的罷工已經顯得興趣缺缺，復職的復職、歸農的歸農，再加上糾察隊的活動走向尖銳化，在 5 月 13 日的一起衝突下，工友會成員被控以暴行威脅嫌犯之罪遭到取締，黃賜、梁加升等 31 人遭到逮捕，整起事件才宣告落幕。 

 全島大罷工

在高雄機械工友會的紛爭爆發後，不只是高雄地區開始串連起罷工團體，位於臺北的「臺灣機械工會」也發表了嚴正的抗議，此外，下令全部工會群起抵抗蠻橫的資方。

1927 年 4 月 22 日，全臺各地的工會有如遍地開花似的，從基隆、臺北、桃園、新竹、苑裡、通霄、苗栗、豐原、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屏東的工會共同進行「同情罷工」的運動，也和警察機關爆發了一波波的衝突事件，各地活動中估計有百餘人遭到逮捕。

除了勞工團體以外，來自東港以及潮州兩地的農民組合則發起「一人一斗米」的徵集運動，最後將募集而來的白米20袋、番薯百餘袋寄送到罷工現場，臺南機械工會則贊助了二百餘圓的現金，以此表達聲援的態度，一時間，全島都籠罩在一股打倒資方的氛圍。

【資料來源】連溫卿編，張炎憲、翁佳音譯著，《臺灣政治運動史》，新北：稻鄉出版社，1988，頁169。 

自己的權益自己救

自高雄臺灣鐵工所罷工以來，各地工人一齊奮起，未組織的趕急出來組織工會，組織完成的工會就去積極的結束援助高雄鐵工，其勢之急速而擴大，在臺灣貪眠苟安的官僚和資本家，也被叫醒起來。

 1929 年 1 月 1 日元旦，有著「臺灣人唯一機關報」之稱的《臺灣新民報》整理出臺灣工友總聯盟自成立以來的業務報告，計 15 件由工友總聯盟輔導的抗爭中有 9 件成功、 3 件失敗、 3 件局部獲勝。

【圖表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日日新報》以及參考〈臺灣解放運動團體去年一年中戰跡〉，《臺灣民報》， 1929 年 1 月 1 日， 9 版。

罷工的結果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愁，儘管有些許勞工成功地爭取到自我權益，然而也有像臺南理髮業者的悲慘例子。

1928 年 8 月臺南理髮工友會要求改善待遇條件，起初有 50 多名剃匠實行罷工，儘管組成了工會組織，但始終無法和企業主達成協議，最終在多數業主祭出「自己來」和「沒人我再請人就好」的絕招後，許多困於生計的剃匠只得紛紛放棄罷工，但再也沒有其他理髮業主願意聘請這位曾經支持過罷工的失業人士了。

1920 年代末期從高雄引起的勞工抗爭事件，點燃長期以來勞資地位不均衡的現象，也突顯出殖民地體系下臺籍勞工的剝削實況，或許也因為這樣，當工友總聯盟開始以經濟鬥爭為手段、政治解放為目的進行遊說、組織時，全臺各地的勞工義無反顧地加入這一場戰局，爭取自身應得的權益。

就在這聲勢勞工意識逐漸壯大之時，卻傳來臺灣民眾黨被勒令解散的消息，再加上同年 8 月蔣渭水病逝，這個以臺灣勞工運動的主流團體，就在成立不到兩年後的 1931 年逐漸走入歷史。

[1] 文化協會左傾後，許多元老級人物見大勢已去，則選擇離開左傾化的臺灣文化協會並重新重起爐灶，其中，蔣渭水、蔡培火、林呈祿等人認為應該創立一個基於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的綱領，並給予臺灣同胞政治教育的政黨。1927 年 7 月，以標榜全民運動與階級運動並行、採取合法的手段進行政治抗爭的臺灣民眾黨終於成立，隔年 2 月 19 日，日治時期第一個以工人階級為主體、也在全島大罷工期間扮演重要推手的臺灣工友總聯盟誕生。

[2] 此處援引研究者對於左右二翼的定義：新文協、農民組合以及臺灣共產黨等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者稱之為「左翼」；「右翼」則包含了進步性的民族資產階級（如蔡培火）、高度傾向日本壟斷資本的反動資產階級（如辜顯榮），較為特別的是蔣渭水為了與連溫卿等左翼人士切割而稱自己為「右派」，實際上卻有著左派思想但卻以組織基層工農為行動主體。見蔣闊宇，〈殖民地時期台灣勞工抗爭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頁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