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用的詩：一千年前，一場關於考試、教育與政治的大論戰

如果11世紀70年代的北宋科舉考生，穿越到當代台灣，面對課綱、考試、教育改革的爭議，可能不會太陌生。

1071年二月，北宋朝廷發布了一項重大教育改革方案：廢除專業考試，進士科不再考詩賦、默寫經文。所有進士科考生都必須選修一種經典，加上論語和孟子。考試內容為經典大義，殿試時再考政策論文。

宋代的科舉制度，繼承唐代，早期分成進士、明經與諸科。明經與諸科，可以視作專業考試，考生選擇一組經典、歷史著作或是一種專業(可能是法律或典禮)。進士科重視的是通才，地位最高，將來出路比較好，考試也最難。考生必須創作詩、賦，默寫古代經典，另外則是政策論文。

這樣的考試能考出甚麼人才，沒有定論，但大家也就這麼考過來了。

大概在11世紀50年代，一批以范仲淹為首的青壯政治家，懷抱打擊惡魔黨、拯救世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理想，打算推動改革，翻轉朝廷。范仲淹提出了著名的十事疏，包含人事、財政、民生、國防的改革方案，其中教育改革一項，便要求檢討科舉考試內容，找出一個最好的人才徵選辦法。

無用的詩

如果把這個問題簡化一點，官員念茲在茲的，就是到底要不要考詩賦。寫詩很好玩，推砌詞藻也很有挑戰性，但你考他音韻正不正確，到底有甚麼用呢？踏碎瓊瑤，是能踏碎契丹、党項的大軍嗎？至於默寫，更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范仲淹的批判很凶狠，但方案比較保守。他認為人才必須在學校中培養，在學表現優異的，才能考科舉。考試順序應該改變，捨棄默寫，先考經書的「大義」，如果一定要用今天的概念理解，大概就是用申論題，考「核心價值」一類的東西吧。通過大義考試的人，才能再考詩賦。這樣一來，錄取的考生才不是一群不懂公平正義的書呆子。

這個方案還沒真正開始就夭折了。原因很多：朝野惡鬥、改革派人緣不夠好、皇帝不夠挺。不過，「詩賦無用」自此成為教育改革很重要的基本理念。到了11世紀70年代，范仲淹的後繼者(雖然他絕不承認)，王安石的教改方案，基本上遵循這個預設，並且野心更大。王安石的基本想法是這樣的：考試是為了招募人才，如果都招來一些只會寫詩喝酒跑趴的文人，政治軍事一竅不通，有甚麼用呢？詩肯定是沒用，還是廢了吧。只要懂大義，能寫時勢評論就好。

這實在是很重大的變革。想像一下，你已經為了考試投入十幾年或幾十年的時間，教科書也買了不少，精熟某一種答題方式，現在一下子翻轉，是開玩笑嗎？即使在當代的開放環境下，考試方法改變，還會引起家長抗爭，何況是以科舉為出人頭地幾乎唯一解的宋代？

范仲淹的盟友、幾番大起大落的真‧政壇不倒翁‧歐陽脩，在50年代擔任主考官的時候，曾堅決修改錄取標準，所有喜歡推砌詞藻、文風華而不實，號稱太學體的考生，通通落榜。這些人本來都是萬眾矚目的文壇新秀，不甘心被打臉，於是趁他上班時號召同志路過，痛批歐陽脩黑箱不公，甚至寫祭文丟進他家。一次考試可以弄到這麼嚴重，涉及制度修改，當然不能不慎。

代表這種顧慮的蘇軾，當然不會坐視不顧。1071年正月，教改方案正式發布前的一個月，他上書皇帝，建議沿用舊案，不要隨便改革。蘇軾的理由是：號稱對當代比較有用的策論，其實只是文字遊戲，考生完全可以事先準備很多陳腔濫調，臨時再拼湊黏貼，是一種簡單的嘴砲，而且還很不好評分。

比起來，詩賦是一種原創的藝術，而且觀諸過去，詩賦取士未嘗沒有人才，而精通所謂「大義」、很能大發議論的，卻可能反而是酸腐學究。蘇軾最後也放了大絕：「啊這兩個都沒有用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為無用矣。)

王安石不是不懂這個道理。但改革不能半途而廢，他想要盡善盡美。在他來看，將最精華的歲月，拿去學習詩賦，是一種浪費，等到當了官以後，與社會脫節，甚麼都不懂，如何培養治國的人才？(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因為他這麼堅定，神宗又這麼挺他，於是才有當年二月的公告。

自此到北宋滅亡的55年間，除了短暫的元祐政黨輪替期間(1085-1093)，朝廷曾一度恢復考詩賦；在徽宗、蔡京主政的深化教改時代，甚至一度連科舉都廢除，完全透過學校取士。王安石的教改，看起來大獲成功。

有用的核心價值？

二十世紀以來，時常賦予王安石變法一種現代性的想像，詩賦的「無用論」當然也是其中之一。變法被當成打敗契丹人、拯救國家的唯一解。稍微瀏覽一下二十世紀中期的解釋，你會產生一個錯覺：反對變法的官員好像都存心讓國家垮台，親遼賣宋。

但是，王安石從來不是要去開創甚麼現代性價值觀，甚至也不完全是今天定義中的實用知識。他的核心價值，來自古典，來自三代聖王的政治。核心價值的考試，重點在解釋聖王的想法、經典的意義、制度的實踐。相較於文學能力，他更相信這些核心價值可以衍生現世意義。譬如，根據他自己的解釋，民生政策如青苗法，不僅僅是研究財政與經濟的結果，更是遵循古代制度的精神。經典可以支持學者去掌握世事，這是他構想的「實用」。

所以這從來不只是考試制度的改革，而牽涉到價值體系的全盤改造。更重要的是，它必須出自統一的見解，這是王安石「一道德、同風俗」的理念。新人才分享著一個單一、強大的理念，他們清楚知道國家應何去何從，反對的人則是腦筋不清。如何確保所有人都擁有正確的知識，用以對抗那些「流俗」的愚見？自己的課本就自己編吧。

王安石自己編寫的《三經新義》，搭配上其他新法派官員的作品，成為學生的指定讀物，也是考試的依據。古典是變法的力量泉源，也是他信仰的真理。從學校科舉出發，改變世界。

並不是所有人都接受王安石的這種說法。新法的民生政策受到很多攻擊，平心而論，不少批評確實是意氣用事。不過，核心精神被批評只是王安石的一家之言，倒還算中肯。譬如，王安石用他自己的方式解釋造字邏輯，寫成了《字說》，蘇軾就覺得太沒道理：「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永遠不要在蘇軾面前宣稱自己最聰明。即使是同意詩賦無用的司馬光，也不能忍受王安石的一家之言。

更諷刺的是，雖然科舉不考詩賦了，士人寫詩的興趣與動機卻從未停止。新法在神宗過世後，被短暫停止，科舉也恢復了詩賦。但因為主政者不少也認為詩賦無用，朝廷將詩賦與經義分成兩科，考生可以自由選擇。根據紀錄，1093年，2176位太學生中，選修詩賦的有2093人，選修經義的只有83人。

即使政黨輪替真的這麼威猛，比例的差距還是相當驚人。詩賦是開趴的重要活動，自不待言；即使在職場上，也必須寫作流暢優雅的公文書，大概是一個職場寫作技能的概念。在以詩賦為文化資本的社會中，即使改革派極力壓抑，知識與技術還是找到了出路。

知識與權力

宋代的教育改革，總是伴隨政治的權力鬥爭，詩人墨客並未浪漫以對。王安石代表的新法，在1085年被停止，新皇帝哲宗的奶奶，高太皇太后，不太喜歡新法。她找回蜷居洛陽寫書的司馬光擔任宰相，而新政權的首要工作就是檢討過去的十七年遺毒，一部分的新法被停止，科舉也勉強恢復了詩賦。舊法派的官員被召回，新法派的官員被迫離任、貶逐。

舊法派的好景不常。小皇帝早就恨透這些挾祖母自重的大臣，一則故事說，小皇帝曾經抱著一張準備報廢的桌子不讓丟：「這是爸爸的桌子。」等他在1093年親政後，首先就是重新啟用爸爸信賴的官員，推崇爸爸認可的思想，延續爸爸未竟的事業。舊大臣現在自己被稱做八年遺毒，死的追討封贈，活的貶去外地，子孫限制住居，更不用提做官了。他們在過去怎麼對付新法派，現在加倍奉還。舊黨成了一個邪惡的圖騰，是阻礙進步的象徵，結果，連那些過去支持新法、但跟現在的當權派過不去的人，也莫名其妙進了黑名單。

伴隨著政治上的整肅，知識也被重新界定。因為只有王安石等人認證的古典，才是真理，其他的作品都只能是異端邪說，下達禁書令也是很正常的。考生只該讀一種解釋，如果信奉異端，不但無法錄取，還會惹上政治麻煩。司馬光代表的歷史學，蘇軾代表的詩學，通通都因為不夠古典、沒用、價值不正確，遭到禁止。

沒錯，資治通鑑，這部被當代一些傳統文化派視作典範的史書，曾經一度是威脅「古典」的著作。這還沒有算上那些躺著也中槍的陶淵明、李白、杜甫。官方的理由是這些人的作品妨礙人認識真正的經典。北宋的最後四十幾年，便在這種反反覆覆的真理—邪惡辯論中度過，在這個時代，教改永遠不只是教改。

士人的信心

宋代的科舉戰爭，是一個未完的進程。帝國的北部被女真人奪走後，遷往杭州的朝廷仍然在辯論。什麼科目可以納入考試，什麼知識應該學習，又有什麼知識應該被禁止，仍然是激烈且沒有定論的問題。其間也並非沒有殘酷的劇情，辯論的戰神之一、今天被認為是「霸權」的道學，也曾面臨很長一段時間的不公不義。這是另一個故事。

詩賦與經義，或者可以看做兩種不同的核心能力，對核心能力的效用，雙方沒有共識。被一部分人認為「無用」的知識，其實擁有堅強的社會基礎；而被認為有用的價值，卻必須仰賴政府的強力支持。

我們或許可以用詩賦的例子，證明知識唯有與社會結合，才能生存，但社會性只能解釋存在的合理，卻未必保證知識的正當。又或者，我們可以說，唯有現世的，才反映最真實的智慧與理念。但這麼一來，似乎又墜入了比人數、比大小的陷阱，並且從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帶有古典意味的知識。

從後見之明來看，雖然王安石的古典最棒論，問題很多，但有強大輿論支持的詩賦，似乎對治國幫助也不大。國家要支持的，到底是社會基礎強的知識，還是曲高和寡的知識？宋人與我們可能有類似的困擾。

不管是哪一種傾向，北宋的官員都有十足的信心，王安石、蔡京、宋徽宗知道他們信仰的價值是甚麼，他們認證的知識，絕對正確；那些被掃進垃圾桶的知識，則是罪有應得。他們偶爾也會說服對方，但更多時候則是無情鎮壓。據說，在12世紀開頭幾年，還曾有官員要求，凡是學習詩賦的，都要打一百下屁股。當代的人們，能否、又應否有這種信心？

當然，王安石也好，王安石的敵人也好，最終逃不開形式主義的如來神掌。為了適應考試，再有理想的知識，也必須形成一種固定模式。據說王安石自己都感嘆，推動價值教育，並沒有帶來理想的結果：「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當他自己的理論成了教科書，也就被系統反噬，失去了本來預期的彈性與創意。這或許也映證了蘇軾的預言：這麼大聲，還不是沒用。也許，他們的敵人，根本就不是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