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語的本土族群，新的認同「在哪位」？ 迴響三十多年的「還我母語運動」

提到「臺灣客家人」的認同成形歷程，對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而言，都有不同的答案。不過，許多人以 1988 年 12 月 28 日的「還我母語運動」（vanˇ ngoˊ muˊ ngiˊ iun tung，北四縣腔）作為「當代客家族群精神」代表，強調發起公民運動、爭取語言發展的自主精神，是影響臺灣客家意識之重要轉捩點，更使客家委員會自 2022 年將「還我母語運動日」訂為「全國客家日」。

時至今日三十幾年的光陰遞嬗，我們所面對的語言流失困境有何變化，造成臺灣客家認同的內涵與族群記憶有何轉變？重新回首「還我母語運動」的時空背景，再溯及族群被迫噤聲的抵抗歷程，或許就能帶出當代臺灣族群認同所面臨的挑戰。
 

「還我母語運動」：解嚴後第一場「認同大遊行」

回顧「還我母語運動」，其實要從 1987 年《客家風雲》雜誌的創刊談起（自 1990 年改名為《客家雜誌》），以「客家族群及語言在臺灣的定位、地位與挑戰」作為主題，除了介紹客家語言文化、人文地景以外，更強調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客家參與，和客家族群的權利。隔年，客家風雲雜誌社與各地客家社團，共同籌組「客家權益促進會」，並策畫了「還我母語運動」。然而，一開始設定的口號是「還我客家話運動」，改為「還我母語運動」，更能兼容多元族群。

這場遊行由邱榮舉教授帶領，以「戴上口罩之孫中山先生」為榮譽總領隊，帶著孫中山的照片從臺北市國父紀念館出發，選擇以「孫中山是客家人」的形象、以及「孫中山在現況政策下也無法開口說客語」作為心聲寫照。

以客語宣讀〈祭告孫中山先生文〉後，運動正式宣告展開，遊行隊伍前往立法院，主要有三項訴求：其一是全面開放客語廣播、電視等大眾媒體節目；其二是建立多元開放的語言政策，包括母語教育；其三則是修改《廣播電視法》第 20 條「廣播播音語言應以國語為主，方言應逐年減少」對本土語言之限制條款。
  對於當時的客家族群而言，「還我母語」是為了爭取語言發聲權，爭取能夠說母語、教母語的基本人權，以及在大眾媒體要聽到客家話的最基礎要求。這場遊行最終有一萬多人走上街頭，除了讓客家族群的聲音被聽見，也讓語言平等議題擴展到社會層次的「認同」層面，使許多青年對本土族群認同更加抬頭，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更開始成立客家社團；而這樣的思潮也間接影響到大眾運輸本土語言廣播、客家委員會、客家電視台、客家學院、客家研究中心的成立。
 

「國語政策」：被迫噤聲的族群認同，隨著民主化重新點燃

若要理解「還我母語運動」所對抗的官方力量，就必須正視臺灣各族群在一系列國語政策下，被迫噤聲的歷史。從日治後期的「講國語（日語）運動」，限制原語言使用，到戰後國民政府軟性、硬性的「分階段國語政策」，都試圖改變人民對語言的觀感與使用習慣，形塑意識型態的同時，也影響國族想像。

「國語推行委員會」從行政長官公署到後來教育部的各階段政策，初期「禁用日語、利用方言、推行國語」，後改為「禁止方言、獨尊國語」，特別強調在公領域（如學校、公務機關、媒體節目）的國語使用，並與中華文化教育相互配合，將語言統一與愛國民族連結，朝向國語的一元化語言政策——「還我母語運動」要抵抗的就是這樣的政策。
  以客語面對的歷程而言，國家先於威權統治時期高壓禁止，造成語言價值觀的潛移默化；隨著母語的隱形化、不敢講，到從某一世代真正失去母語能力和意識，也自然不會跟小孩子講母語——即使不再禁止，語言也正以「看似自然」的方式，不自然地流失。

本土語言大幅受到限制與排除，激起各族群對文化流失的憂慮；同時，臺灣民主化歷程已然展開，各地民眾集結、政治動員以反抗威權政府——「還我母語運動」作為族群性社會運動，是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多元文化的展現，更是由人民自主、具有反抗意識的大型客家運動。此時，相對於政府灌輸的大中華思想，各族群開始反思自身的臺灣意識、本土認同，甚至是不同的族群經驗，如何同時在臺灣這片土地並存、交融、在地化與相互影響。

回顧「還我母語運動」的三大訴求，廣播電視法第 20 條已於 1993 年刪除、教育部的課程綱要已納入鄉土語言、客語廣播節目與客家電視台也陸續成立，甚至通過《客家基本法》與《國家語言發展法》彰顯客語的國家語言地位；然而本土族群的能見度有沒有提升、是否重返公共領域與日常生活？

此時，母語課程等國家語言政策，應如何制度性保障各本土族群，以語言使文化持續傳承，已經是新一代的難題與挑戰；人民要求的「還我母語」內涵恐怕已不盡相同——如何促使政府扭轉華語至上思維，不只不應限制語言選擇的自由，還包括「建構本土語言使用環境」，進而使族群有真正受到保障、獲得認同，應當是國家必須提供的積極義務。或許這會是在「還我母語運動」三十多年過去後，值得我們持續反思的問題。
 

語言與新一代的族群認同之間，若隱若現的關聯

在現今的社會中，我們仍時常將「語言」跟「族群」關聯起來——如語言是否區隔了族群、區分我者與他者，或是通曉某個語言，是「成為某個族群一份子」的前提。在三十年前的社會背景下，影響客家人上街頭的原因，來自「彰顯客家族群」受到限制的情形，感到不甘、擔心與委屈，想要抗議受到政府排斥、也想要走上街頭告訴大家，臺灣還有這樣的族群。當時的語言跟族群認同間，存在著無法分割的關聯。

然而，從客家委員會定期公布的「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文化部公告的「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調查」，客語在三代間的使用率下降七成，構成聯合國定義中「嚴重瀕危」的程度，凸顯母語並未重回日常生活。正因如此，真正該叩問的命題或許是：是什麼形塑族群的特殊性與差異性，劃出「我們是客家人」的身分認同？

如今面對語言的流失，族群認同的關聯也發展出其他可能——許多人轉而以不同的方式（如客家美食、客家音樂）形塑其客家認同，也有人單純從血緣、出生客庄的觀點去認定自己是客家人；但事實上，也有不少人漸漸辨認不出來，自己作為一名客家人。當生活方式與大多數人相同、也不會「特別」使用客家話、甚至聽不太懂客家話時，自己的身分有什麼差異與特殊性。許多客家青年不再以「我是客家人」面對自身的族群身分，而是以「我爸爸或我媽媽那邊是客家人」來回應，可見當代的族群認同，仍受到語言流失危機的影響，兩者間有著隱而未見又顯而易見的關聯。

2023 年由臺灣主辦的世界客家博覽會展覽中，陳列了一首鍾肇政先生於 1990 年代成立「臺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時所寫的客語散文詩。這首詩名為〈新个客家人〉，強調在臺灣落地生根的客家人，與在臺灣的生活所長出的認同，融合成臺灣客家的主體性。這樣的〈新个客家人〉，對應到博覽會中，臺灣館各縣市所陳列的客家多樣元素，正好也反映出與在地文化的連結下、現代族群認同的多元性。

而當作為客家人的我，在詢問認識的客家人「『客家』對你而言是什麼，認同的原因為何？」時，有些人反而是以家鄉人文地景，如河壩（hoˇ ba）、陂塘（biˊ tongˇ）等來記憶；有些人以重要的味道來形塑認同，如桔醬（gidˋ jiong）、粄圓（banˋ ienˇ）等；有些人則因為創新的客家音樂，找到自己的認同，如以客語饒舌唱出苗栗𪹚龍（bong liungˇ）的習俗、以民謠風格唱出高雄鄉村的客庄氛圍。新的認同可能性，就這樣從家鄉的空間、客庄的記憶、參與的節慶、熟悉的味道、將其具象化的音樂，一步步展開。

人有時候總會透過發現自己與他人的差異，來建立自己的定位與身分獨特性之處；而語言作為能明確感受差異與特殊的存在，光是存有學習自己母語的意識、在日常中慢慢增加使用的頻率與機會，都會加深自己對自身族群的認同，讓我們一起期待，現代版的「還我母語運動」，是從每個個人、家庭做起，是從政府應該積極履行的義務做起，打開找回客家與各族群的道路，深化成為對族群認同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