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在沒路中找路」──導演汪怡昕談《國際橋牌社》製作甘苦

政治題材不被看好　但找不到不做的理由

汪怡昕做過很多工作，當記者、進工地，甚至洗過屍體，看遍人情冷暖，最後走回影視這條路。入行至今超過 30 年，原以商業作品為主，大約 5、6 年前，他認為是時候實現自己的理想，於是開啟「尋找台灣記憶IP」計畫，《國際橋牌社》就是其中一個系列。

「臺灣的政治史這麼有趣，不拍出來多可惜！」他認為《國際橋牌社》背景年份（1990-2000），正是形成臺灣現況的關鍵十年，可惜多數人只知道表面大事紀，其實檯面下暗潮洶湧和國際折衝都很有看點，加上以往沒有這種類型的作品，汪怡昕找不到不做的理由。

但在臺灣做政治劇，有前景嗎？汪怡昕知道必須單打獨鬥，卻沒料到有這麼多人不看好，業界普遍認為政治題材不會有觀眾，不易討好又常引起紛爭，很多人能不碰就不碰。

資金不足能做的實在有限，一大片白板上寫滿婉拒演員的姓名，原本談好的上架通路也臨時喊卡，汪怡昕苦笑說：「一切都是在沒路中找路，不過這樣的狀態，倒是和臺灣處境滿像的啊！總會有辦法的。」

縱使困難重重，過程中還是有許多人力挺，有的是公務員，有的是學者，還有政治人物如市議員呱吉、立法委員鄭運鵬等，讓汪怡昕很是感動。「他們來客串或者私下協助，不是因為交情好，而是他們覺得『臺灣終於有人要做這件事』，所以都很願意在能力所及範圍內幫忙。」

他說，能夠邀請到當年走過這段路的某些人，來扮演自己或相似的角色，穿越時空建立既視感，更能幫助觀眾理解這部戲，像是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前處長司徒文，就重現了李登輝總統「小白球外交」的場景；前總統辦公室主任蘇志誠，則飾演總統府局長，團隊也向他請益許多「政治的眉眉角角」，如向總統打招呼的方式以及位置怎麼擺。

民主啟蒙早　頻上街頭為不公義發聲

汪怡昕之所以熱衷政治，是早期參與民主運動使然。從小被爸爸叫去買黨外雜誌，國中聽了第一場黨外演講，大學時剛解嚴，街頭運動成了家常便飯，那是個大家都懷抱希望、卻也很絕望的年代。

當時幾乎天天都有事情發生，有太多不公的制度等著改革，每個人都活得很有衝勁，且熱血地認為「這個世界沒有我們出來不行」。憶起 520 農民運動，汪怡昕就在天橋上被水柱沖。

他說，那時候愛蹺課，成天往街上跑，滿滿的缺席紀錄還差點被當，直到有一天在某場社運中和老師碰面，老師才發現原來他們是在為不公義發聲，因此特別「恩准」只需考試到場就好。

用實境劇展現轉型正義　讓苦難得以伸張

本著正義之心，汪怡昕想讓政治受難者的苦痛被世人看見，尤其是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於是在 2016 年著手拍攝《少了一個之後》白色恐怖紀錄劇集。

轉型正義，談何容易？習慣了對人們的不信任，起初九成受難者家屬都拒絕受訪，透過一次次溝通協調，才得以成功拍攝。

但，要和年輕人對話，什麼方式更能引起共鳴？汪怡昕大膽運用「實境劇」──2018 年在基隆重演無差別殺人事件，扮演警察的演員直接衝進八堵車站開假槍，團隊更將送醫路線備好，就怕事先不知情的路人嚇到出意外。

實境劇模式奏效，引起廣大迴響，2019 年他又在臺南重現湯德章槍決，僅在臉書上事先預告，那天竟湧入近千位民眾參與，當演員悲憤喊著「臺灣人萬歲！」，隨著槍聲響起，旁人早已淚流滿面。

不過挑戰現代人恐懼，反對聲浪是必然，不少人留言責罵「愛消費」、「揭瘡疤」，甚至揚言提告，這些都在汪怡昕的意料之中。

他認為，外界長期告訴被害者要把傷痛隱藏起來，但其實叫他們不要說出自己的故事，才是真的糟蹋人。如此輕忽他人的傷痛，只是為了某些目的，或者眼不見為淨，那太自私，「更何況，這些都只是當年的一小部分而已。」

找尋臺灣記憶IP沒有捷徑　「歷史傳承」是核心

從《少了一個之後》到《國際橋牌社》，一路走到現在，汪怡昕感嘆自己就是「孤軍」，得不到太多支持，「是我做不對，還是沒有人關心？」他常這樣質疑自己，但在每次反饋中，總是又得到力量。

像是在春節期間，不少年輕觀眾拉著家長一起看《國際橋牌社》，許多父母甚至是阿公、阿嬤，邊看邊和孩子說：「彼當陣就是按怎⋯⋯」介紹歷史；也有人邊看邊查資料，了解過去究竟發生哪些事。

「做人要有記憶，有記憶才會有血性和根性。」汪怡昕想強調的，就是「歷史傳承」。他說，這是對上一輩的回饋，也是對下一輩的承擔，希望他的小孩長大後，能記得老爸有為他做這麼點事。萬一有天臺灣進入較為不利的處境，至少他曾為這塊土地用心付出過，可以高喊「林北做到要死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