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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3 年（明萬曆二十一年．李朝宣祖二十六年．日本文祿二年）1 月 27 日，中日朝七年戰爭（以下統稱為「壬辰．丁酉朝鮮之役」）的其中一場著名戰事在漢城以北，開城以南的碧蹄館發生，史稱「碧蹄館之戰」。
此戰的關鍵在於，正勢如破竹收復平壤、開城的明．李聯軍，經此一役，不但減慢反擊步伐，明軍主帥李如松為首的將領反擊意志轉弱，更轉為尋求與豐臣方談判，使其退兵。
處於局外的李朝評價此戰的得失時批評，「但攻克平壤之後，乘破竹之勢，（若碧蹄得勝）驅至王京，則倭患不至今日矣。」（《宣祖實錄》卷五十二頁二十三），暗指此戰的失敗拖長了朝鮮復國的步伐，矛頭直指此戰統帥明朝提督李如松。
對豐臣軍來說，碧蹄館之役戰勝，一掃他們自平壤之戰以來節節敗退的劣勢，可重新調整軍力應付已到來助朝的明朝大軍，然而，整場戰爭的戰況從此戰起逆轉，豐臣軍自此役後轉為後退至南方，一方面力保朝鮮半島南部四道，另一方面設法以與明媾和及割地為首要目標。
如此重要的戰役，在後世的研究上卻出現極大的難題。交戰三方的史料對於此役的經過、內情都有不同的表述，因此引起三國史學界很大的爭論。
其中的最大爭論當數「當時日軍面對的明軍的數目究竟有多少？」。
一般來說，日本方的史料，嚴格說乃後世所寫的軍記物，即二手史料，大多指當時援朝的明軍有數十萬，而由總大將李如松率領進擊碧蹄館的明軍，合共二萬數千或四萬，更有二、三十萬之說；而同類史料則主張是戰日本軍兵數在一萬至二萬餘人不等。
換言之，日方史料大多強調自軍處於絕對的弱勢，但最終在重大傷亡之下，仍成功以寡敵眾，擊退強敵。尤其是擔當先鋒的立花宗茂，其後他的子孫藩士更以此戰作為顯彰宗茂武勇的重大事件。
另一方面，明朝的史料對於此役的參戰人數卻沒有明確的記載。《明史．李如松傳》只說「率輕騎趨碧蹄館」及戰後形容「死傷甚眾」，同戰完結後所寫的諸葛元聲《兩朝平攘錄》則指如松所率之兵為「家丁三千餘」（同書卷四）。就此，中國方的史家批評日方史料及舊陸軍參謀部所編《日本戰史．朝鮮役》中的內容誇張其事，與事實不符。
筆者試圖利用三方的史料嘗試檢證諸說，並得出其結果。
—碧蹄館之戰前的戰況經過—
1593 年 1 月 8 日，李如松率兵抵朝鮮十數日後，便進兵平壤城。
半年前的 7 月，由祖承訓率領的明朝第一隊救援隊五千人抵達，並快快進擊平壤。可惜作戰失利，祖承訓所率援兵反被守城日軍圍攻，最終敗走遼東，參將史儒中彈戰死。12 月，李如松連同兄弟李如柏、參將李寧等受宋應昌節制東赴朝鮮。當時明軍的兵力乃 49,600 多人（《經略復國要編》、《懲毖錄》）。
另一邊，對戰方的日軍在平壤失守後，大多受到影響，紛紛高估了明軍的兵力，估計明、李聯軍共「三十萬騎」，甚至單是明軍便有「數十萬騎」之眾。當中只有黑田家的部分史料明記攻打平壤的明軍約「五萬」，貼近明、李方的數字，但這早已淹沒在日方的誇張之中。
翌年 1 月 6 日，李如松所率的第二批援朝明軍與豐臣軍進行激烈的攻防戰後，終於攻下平壤城。乘著收復平壤的餘威，李如松便開始追擊南下。二十日後就爆發了碧蹄館之戰。
李如松乃遼東經略李成梁長子，少來得父蔭而有軍功任都指揮同知。曾被朝內大臣稱有大將之才，又曾助平寧夏之亂，破格以武臣之身任為提督。但為人因新功驕恣，不聽忠告人言，「氣益驕，與經略宋應昌不相下」，所以在朝中不得人心。
這次奉命南下救朝鮮於危難之際，李如松經平壤一役建立入朝後的大功，似乎日漸驕縱。
其實在平壤之戰前，李如松對此次入朝抗日的戰局十分樂觀，他對當時李朝的左議政柳成龍說「倭軍所恃者不過火器矣，我軍用大將軍礮（砲），皆可飛五、六里之遠，倭軍豈可敵之？」（《懲毖錄》），又說「往後凡遇戰陣，當離倭營四百餘步，我先以大將軍礮（砲）挑擊之，彼必以無鳥銃抵我，使其放盡，方以大兵進之，必獲全勝」（《經略復國要編》），無疑李如松的觀察及想法的確點出日軍的作戰特色及特長。
但《明史．李如松傳》載，如松因平壤首捷，「有輕敵心」，這顯然是《明史》編者在事後得知之後的碧蹄館敗戰，倒果為因。
平壤被奪回後，原本守在開城的豐臣軍預想明軍將大軍壓境，於是小早川隆景、宇喜多秀家、立花宗茂、石田三成等向秀吉報告平壤失守後，決定由開城退到漢城，一方面力求保住朝鮮王都，同時也準備集中一點力守據點以作周旋。
但觀中、朝的史料，明軍內部對於日軍的對應只是以「敗軍南逃」的角度處之，加之開城的豐臣軍也向漢城後退，令李如松更加信心滿滿。日後明朝朝中大臣所言「暨平壤一捷，開城再捷，頗以為倭為易與，於是，有碧蹄之敗」，換言之，事後明廷總結甫至朝鮮便連戰連勝的李如松，因為輕敵態度導致敗於碧蹄，亦可說是甚為點中要害。
那麼，究竟碧蹄館之戰是怎麼一回事呢？
關鍵人物李如松的傳記《明史．李如松傳》並沒有詳細交代平壤之戰到碧蹄館之戰的中間經過，《明史. 神宗本紀》及《明史. 外國-朝鮮》則概括為「遇倭」，定性碧蹄館之戰為一場遭遇戰。
隨李如松南下的柳成龍在《懲毖錄》就提到「兵追至坡州」（開城附近），10 日率軍到開城。此時李如松以糧草不繼，向柳成龍說「大軍在進，事先得聞糧草將缺，議政（柳成龍）已為大臣，當考國事，不可厭勞。著請急行備糧，不可齟齬。」，要求朝鮮方面準備足夠的糧食以支軍隊行動所需。當時朝鮮半島幾被日軍踐踏破壞，人民逃散，平壤城內也是十室九空，已至屍橫遍野，糧草一事自然難辦，但柳成龍致信各地官員急調後，總算勉強解決了問題。
在準備充足後，以柳成龍為首的李朝班列大臣就力請李如松攻向漢城。當時柳成龍得報指日軍欲死守漢城以待明、李聯軍，所以請李如松立即率大軍與日軍一決雌雄，早早解除國土淪喪的問題。
可是李如松「拖延數日，故不出」。到了 1 月 24 日，李如松手下的副總兵查大受與李朝的防禦使高彥伯率兵數百到碧蹄館附近的礪石嶺偵查，在該地遭遇日軍的斥候部隊。
這場小型的遭遇戰在日方的一手史料上並沒有任何記載，而在各個參戰大名的軍記物中，只有《立花朝鮮記》（原名《天野源右衛門覺書》，以下統一為《立花朝鮮記》）及《立花舊聞記》記載前野但馬守（長康）及加藤遠江守（光泰）在此戰之前遭遇聯軍的斥候，並且敗走一事。當中立花宗茂的傳記《立齋舊聞記》明記明·李聯軍「四十萬騎」撲向漢城，其前線部隊五千餘人與加藤光泰及前野長康的部隊合共三千多騎發生小型的戰鬥。結果，加藤、前野隊不敵逃退。
明、李方的史料則稱日兵被斬百餘，很快便退卻南歸，而查大受及高彥伯也退兵到碧蹄館。
李如松在得知此事後，不知是否心生勝機之感，就想率兵南下。同時另一個令他想南下的原因，是由於李朝方的一個姓張的偵查兵報知李如松謂「倭軍已退出京師，今京畿已空」。在 27 日收到這個消息的李如松，再加上以前查大受、高彥伯在礪石嶺遭遇敵兵之事，似乎令李如松更有信心（《懲毖錄》、《宣祖實錄》）。
眾所周知，此戰的結果乃因李如松中了日軍的誘戰中伏而敗北，而此文的關鍵問題就出現了──究竟當時決意南下漢城的李如松，是否率大軍南下？
首先，現在日本流行的一般說法，即日軍以少勝多之說是以日本方史料（上面提到的二、三次史料）如《朝鮮征伐記》、《秀吉譜》為基礎，指出李如松當時已決意與日軍決一死戰，故「留大軍於開城，率兵二萬到碧蹄館」。其他的史料，除了上述的立花家編纂史料《立齋舊聞記》、《立花朝鮮記》有記載外，上面提及的《清正高麗陣覺書》、《黑田長政記》，還有《加藤光泰貞泰軍功記》等軍記，有關當日對戰明軍的記載上是大同小異的。
例如漢城內的豐臣軍認定此戰為兩方的生死決戰，立花宗茂要求打頭陣，小早川隆景同意及支持等等（《加藤光泰貞泰軍功記》則指光泰與宗茂一同打頭陣）。
後來，明治時代的舊陸軍參謀部所編的《日本戰史．朝鮮役》則指同日黎明，李如松先率領先鋒隊數千人向漢城出發，途中遇上立花隊的十時傳右衛門，於是發生戰鬥。
至於日方的一手史料中，有關碧蹄館之戰的文書只有數封，而且內容大致相近，都是駐朝的各路大名以及豐臣秀吉寫給立花宗茂的讚許信，當中，秀吉的文書指碧蹄館之戰中，豐臣軍斬敵「數百」，而寫給小早川隆景的則是「數千」，可見當初在朝日軍在報告數字時，即使是同一軍隊也出現不同的消息。
同時期的明朝史料卻沒有指明李如松隊的人數，只說「率輕騎」、「家丁三千餘」到碧蹄館。那麼第三方的朝鮮史料又如何？
當時在坡州的柳成龍則指李如松收到消息後，「留大軍於開城只率家丁千餘騎馳去。」，《宣祖實錄》「單騎馳向碧蹄」，後來遇到日軍埋伏時「抄率已到精兵鋪陣接戰」（卷三十五）。同書記錄戰後明軍參將駱尚志對朝鮮方的西川府君鄭崑壽說「前日碧蹄之戰，若大軍前進…略…而提督（李如松）輕敵貪功，不帶南兵（浙江兵），只率家丁…下略」（卷三十六）。
另外，不在現場的李舜臣在事後收到的訊息指「如松只率手下將官、家丁等」（《亂中雜錄》），《再造藩邦志》則指「手下精騎千餘」。
從上面的三方史料來說，出現了極大的差距，由明、李朝方所說的「輕騎」、「精兵」、「家丁」，到日方所指的「二萬大軍」「斬敵數千」，究竟應採哪方說法？就此，筆者認為以上諸說法都要從整場戰事的發生過程來判斷有否欠妥。（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