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的中國醫學發展
直到清朝覆亡前，主導西醫的是外籍傳教士；這點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醫學並不是晚清改革運動的重點。如同史學家李經緯指出的，晚清的改革人士不認為醫學是西方成就富強的要素。自強運動（1861—1895）的倡導者致力建設西方科學、工業、武器、鐵路與通訊，但卻沒有賦予醫學同等的重要性。由於沒有得到領導階層的重視，在數以千計前往海外接受西方教育的學生當中，最終只有少數人選擇學醫。也因此，雖然現代化派與保守派曾就改革中國的許多面向進行激辯，在20 世紀之前，卻不曾就醫學的議題進行公共辯論。即便當清廷於 1905 年廢除科舉考試，以西學取而代之，從而揚棄了帝國意識形態與仕紳正統這兩項最重要的基石時，中醫仍是一個獨特的例外：許多晚清知識分子認為它與西醫相比並不遜色，甚至猶有過之。
中國對於西醫的輕視與缺乏興趣──儘管此時許多華人已親身受益於傳教士的外科手術──與日本的發展形成強烈對比。醫學（更精確地說是人體解剖圖）「促成蘭學興起於 18 世紀的日本，而催生出形塑現代日本史最具決定性的力量，也就是對於西方語言與科學的研究。」一個世紀之後，熱愛蘭學的長與專齋（1838—1902）在著名的岩倉使節團（1871—1873）擔任醫學觀察者而走訪歐美之時，他訝異地發現「德國提供了一個模範，凸顯出醫學──以及醫學專家──在建設富強國家的過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由於這種長程持續的興趣，醫學不只在明治日本創造現代國家的事業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在後來日本帝國擴張至臺灣、朝鮮與滿洲等殖民地時更是如此。
在日本習醫的中國留學生，滿懷苦澀地注意到現代醫學在日本有著遠高於在中國的重要性。一名學生在 1907 年簡潔扼要地描繪兩國的對比，「日本後以德（國）為正鵠，其學則科學的，其事則國家的、社會的，故有進。而我西學醫者，其學則習見的，其事則宗教的、個人的，故無功。」以為這就是西醫在日本持續進步，在中國卻停滯不前的原因。這名作者也指出，在日本成功地將醫學轉化為殖民臺灣的利器之後，南滿鐵道會社社長後藤新平（1857—1929）計畫在東北地區施行同樣的策略，要求一大筆預算在東北建造醫院以及公衛基礎設施。「然則醫學與國家之關係明矣。」這名作者總結道。
雖然中國在新政時期（1901—1911）曾推行了一些衛生措施，但是直到滿洲鼠疫平息後，東三省總督錫良才終於在 1911 年的萬國鼠疫研究會中，公開做出以下這段決定性的陳述：「醫學與各科學並重，醫術共文化具新，並轡以馳，斯臻美備。物質科學既為敝國所不可少，各國明哲所發明之最新最精之醫理，吾民又焉可闕焉不講？」
這段陳述不但比長與專齋在德國發現「衛生」落後了半個世紀，與晚清改革派在 1865 年成立江南製造局學習西方科技與武器相比，也同樣晚了半個世紀。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日本以解剖學而開啟對於西方科學的興趣，中國採納西方科技的過程中，醫學卻是落後的領域。實際上，就算是與大部分的東南亞殖民地相比──在那些地方，「醫學訓練為殖民地菁英提供了初次接觸科學的機會，有時甚至是唯一的機會。」──清代中國也是一個顯著的特例，因為清代菁英對於自然科學、尤其是工程學的重視，遠早於他們對於西醫的重視。最重要的是，中國人之所以那麼晚才採行西醫，不是因為他們體驗西醫療效的機會比日本人少，而是因為他們很晚才看出醫學與他們急切追求的「富強」之間存在著重要的關聯。滿洲鼠疫讓清廷學到的一課，就是現代醫學在捍衛國家主權上扮演著至關緊要的角色。直到此時，中國人才認知到醫學與國家大政密切相關。
第一代華人西醫師
滿洲鼠疫深遠地改變了伍連德與同世代華人西醫師的職業生涯，因為在疫情中他們發展出了一個在中國推展現代醫學的新願景。根據伍連德的自述，滿洲鼠疫爆發前，他在天津陸軍軍醫學堂的生活「不是太令人振奮」。當時，他提議成立一所示範軍醫院，結果清廷給了一個令人沮喪的回覆，指稱「吾國軍民亦多不贊成西醫」。滿洲鼠疫為他提供了一個迫切需要的機會，「以發展平生智願」。疫情平息後，新成立的國民政府於次年設置了北滿防疫處，由伍連德擔任總醫官。這個機構由外務部直接管轄，而且在 1929 年之前，它運作所需的經費都來自由外國控制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此處的教訓很清楚：如果要獲得國家的支持，就應該要努力強調現代醫療關乎國家大政，可以協助保護國家主權。
在這些新發展的鼓舞下，伍連德及其同僚開始為華人西醫師籌組一個專業協會。由於先前中國改革派人士並未意識到醫學與國家大政的關聯，很少留學生選擇習醫。根據估計，在 1905—6 年間的巔峰時期，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約有 8,000 人，但其中主修醫學的不到 100 人。他們之所以對於醫學教育興趣缺缺，是兩股力量共同造成的結果。
第一，由於醫學在傳統中國地位低落，仕紳家族不會鼓勵子孫習醫，儘管「儒醫」的社會地位在明清時期已逐漸上升。傳教士在許久以前就發現了中國醫生社會地位低落，並且認為這是把現代醫學引進中國最主要的一項障礙。由於社會地位的問題，醫學傳教士很難獲得中國仕紳階級的接納，所以早期傳教醫院的華人助手多半來自貧窮家庭。晚至 1912 年，仍有西醫期刊覺得有必要刊出專文鼓勵讀者選擇以醫學為業。
第二，由於中國政府不認為醫學是西方「富強」的祕訣之一，因此既沒有為醫學生設置獎學金，也沒有提供仕途出路。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後，晚清政府雖然再度大舉派遣學生到海外留學，目標卻是提倡「實學」，而且其定義一直都是「農、工、商、礦」。等到美國於 1908 年退還庚子賠款以作為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獎學金時，清政府仍決定把百分之八十的獎學金提供給主修「農、工、商、礦」的學生。相較於這些「實學」領域，修習醫學的學生人數相對低落，但這個現象是政府政策引領的結果，而這個政策則源於一個常識性的見解：醫學不是中國救亡圖存的重要領域。
中國的西醫師雖然為數不多，卻在 20 世紀初成立了兩個協會。留日的中國醫學生，尤其是千葉醫科大學的學生，在 1906 年率先籌組了中國醫藥學會。留學歐美的西醫師，則在 1915 年自行成立了更具影響力的中華醫學會（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並且開始出版雙語的《中華醫學雜誌》。早在滿洲鼠疫爆發前，伍連德就曾想建立專業醫學組織，卻未能獲得足夠的支持。即便五年後終於創立中華醫學會，首次大會也僅有數十名華人西醫師出席。基於遏制東北鼠疫的突破，這一小群華人醫生開始為中國的西醫發展構想出一種非常不同的願景，也為自己構想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角色。
將西醫發展為一種公共事業
在《中華醫學雜誌》的創刊號中，就刊出一張透露出強烈訊息的圖像。右上方文字是：「中國的醫療工作就像一個小孩在與巨大的疾病搏鬥。」在圖像中央站著一個可怕的惡魔，揮舞著一條包含十五種傳染病的鎖鏈。旁邊是一個代表「醫療組織」的小孩，舉著一個玩具般的小棒子，上面寫著「公共利益」。小孩將棒子揮向巨大的惡魔，但惡魔一出手就壓制了他的頭，手臂上寫著「公眾冷漠」。
這張圖代表著一種對於「中國醫療問題」的全新觀點。首先，這個圖像中完全沒有納入關喬昌（Lam Gua）那一系列油畫中所描繪的駭人腫瘤以及能夠以外科手術治癒的疾病，很明顯地，如今中國的醫療問題被界定為控制各種傳染病。第二，醫學治療的對象不再是患病的個人，而是這些傳染病──在圖像裡以擬人化的手法將其描繪成一個巨大的惡魔。第三，雖然傳染病被描繪為一個人形的惡魔，醫療工作所面對的卻絕不是單純的生物體而已。相反地，惡魔擁有的武器包括了「無知」、「庸醫」、「缺乏衛生」、「迷信」、「成藥」與「貧窮」；由小孩代表的醫學工作，卻因「缺乏資金」與「缺乏體系」，而顯得孱弱無力。歸根究底，中國的醫療問題與可能的解方，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就看面對傳染病時，公眾是漠不關心還是強烈關切。根據這幅圖像所揭示的新願景，醫療工作的本質具有高度的社會性與集體性。一旦以這種方式來界定中國的醫療問題，傳教士為病患個人所提供的治癒醫學就顯得無關宏旨。此刻突破的關鍵就在於將醫療轉化為一個公共議題，或是如中華醫學會的五大宗旨之一所言：「引起大眾對於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的興趣。」是以自從華人西醫師集結組織中華醫學會之始，公共衛生就是學會優先關注的議題。
史學家早已注意到，在滿洲鼠疫以及辛亥革命之後，就連傳教士也開始重視預防醫學，並且在 1915 年發起中國第一個公衛運動，不過他們的努力還是局限在「教育」以及推廣衛生知識。在中國博醫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於 1923 年舉辦的研討會上，其公共衛生部門通過一項決議，希望強化「預防醫學的科學與實踐」，並指出「為了達成這項目標，應當更加重用華人醫師與受過訓練的助手。」次年（1924），一篇名為〈預防醫學〉的社論將全部的篇幅都用於闡明「為何支持公衛工作與醫學傳教士的工作兩者相輔相成」。不過，身在臺灣的醫學傳教士馬雅各（1863—1921）卻在幾個月後反駁這種提倡預防醫學的新觀點，強調醫學傳教士的根本原則是「追隨天主，採用一種獨屬於祂的方法。福音書裡記載基督的治癒工作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還要多，不是沒有原因的。」如同這項公然抵制所透露的，雖然自 1910 年代起在華西醫的重心開始轉向公共衛生，但要醫學傳教士從治癒醫學轉向公共衛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較之下，中華醫學會的會員轉向公共衛生的過程，卻是出人意外地迅速與平順。在葉嘉熾（Ka-che Yip）關於民國時期的醫療發展史的詳盡研究裡，他觀察到一個很不尋常的情形：美國公衛界與醫界曾對彼此間的疆界發生激烈的衝突，但在民國時期的中國卻從來沒有類似的現象。葉嘉熾認為這是因為「醫界領袖本身就是現代公衛的建築師與實踐者，他們充滿熱情地擁抱這種（公衛）模式」。葉嘉熾這項重要的觀察帶來了一個更進一步的問題：中華醫學會的領導者有許多人都不曾受過公共衛生訓練，為什麼會對公共衛生提供強烈而持續不斷的支持？更進一步地說，他們後來為什麼會鼓動政府採取公醫（State Medicine）政策，致力壓制由私人資本主導的醫學呢？伍連德職業生涯的轉變可以為此問題提供一個具有啟發性的線索。
伍連德雖然謙稱自己只是「把握」了滿洲鼠疫帶來的機會，但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職涯進展將為西醫師們打開全新的可能性。1915 年成立中華醫學會之後，他隨即指出：「最重要的是，讓我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共衛生的教學上，因為就形塑公衛專業與國家的命運而言，負責未來健康的醫政官員（medical officier），將會在中國擁有無人可比的影響力，就像其他地區的情形一樣。」雖然伍連德看似在預言未來，但他其實是在向西醫師們推薦自己剛開始擔任的新角色，就是公衛官員一職，不巧的是，那是一個他不曾接受過專業訓練的角色。
除了公衛官員這項受人敬重的職務之外，還有一些原因促使中國的西醫師強調公共衛生。1916 年中華醫學會舉辦第一屆大會，會長顏福慶（1882—1970）在致詞中強調，公共衛生是一個專屬於華人西醫師的領域，因為「我們的政府，不曉得該說是對是錯，不太願意將此特權賦予外籍西醫師。事實上，他們已經為我們的人民提供了許多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的教育，但若是論及在我們的城市裡負責執行公衛措施的衛生官員，那他們必須得是中國人。」
實際上，就是因為考慮到國籍的問題，清廷才會在滿洲鼠疫時急召伍連德提供協助。也就是說，由於中國民族主義與捍衛國家主權已蔚為風潮，強調公共衛生將有助於促成醫學領導權由外籍傳教士移轉到華人西醫師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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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全球另類醫療的主力？◉
◉一部醫學發展的政治史，也是國家形成的醫學史◉
◉美國醫學史學會William Welch Medal◉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國父孫中山先生臨終之時，是否接受中醫的治療，曾引起全國輿論的關注與爭議。當魯迅聽說孫拒服中藥後，激動不已地說：「他的決定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他認定身為現代性象徵的孫中山，認定身為現代性象徵的孫中山，絕對不應該服用中藥，因為中藥是現代性的死敵。半世紀後，當《紐約時報》記者伴隨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在同一個醫院裡親身經歷針灸療效後，他所寫的報導卻引發了全球性的「針灸熱」，讓世人以為中國發展出了獨特的現代性。
中醫的華麗轉身是如何發生的呢？
其實在孫中山先生過世後的三年，西醫和中醫就經歷了一場重大的歷史鬥爭，中醫幾乎要被消滅。弔詭的是，西醫非但沒有成功把中醫打入歷史灰燼裡，還激發中醫界團結起來，追求「科學化」。過去，史學界並不認真看待中醫的「科學化」，要不是以為科學化後的中醫，不再是真中醫，要不就以爲一切都是政治力的干預，結果錯失這一段充滿創意和活力的歷史過程。
本書作者以突破性的研究架構，超越原本「西醫在華史」和「中醫現代史」的二元對立，描繪中醫、西醫和國家交鋒的歷史現場。中醫如何在被譏笑為「非驢非馬」「雜種醫」的噓聲中，仍堅苦卓絕地在知識論上、體制上、物質（指本草）上，既改造自我又維持自我，而後與西醫競奪，參與打造國家的過程。這是一部醫學發展的政治史，同時也是國家形成的醫學史。
作者考掘出巨量的史料，鳥瞰全局，編織出一幅跨國、跨地域、跨政權的東亞歷史圖像。從延燒輿論界的知識分子論戰，到本草物種的正名；從東三省到四川重慶；從歐美來華組織，到日本醫界的影響，甚至日本殖民台灣的公共衛生經驗，都曾經影響當時中國的國家治理。這不僅是現代中國的誕生，更是中國現代性的創生，也是東亞世界的交流與創造。
中醫從幾乎被西醫邊緣化的危險境地，到成為兩岸官方認可的醫學體系，甚至躍升為全球另類醫療的主力，我們絕對不能錯過這段中醫奮鬥的歷史經驗。綜觀世界，有哪一門傳統醫療在經歷了科學霸權年代，能夠存活下來，甚至貢獻自身回饋給主流醫學呢？放在全球史的脈絡下，這些經驗將迫使我們重新反省科學的普世性。這不僅是一部政治史，也是一部科學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