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If】如果鄭成功沒攻下熱蘭遮城，我們會變成荷蘭人嗎？

如果鄭成功沒有把荷蘭人趕走，臺灣的歷史會變成什麼樣子？
 
在臺灣的網路媒體平臺當中，這個假設性問題，經常引發人們的諸多奇思妙想。比方說：這座島嶼的足球隊可能會因此踢進世界盃、大麻可能會除罪化、半導體產業會變得更強、[1]島民的平均身高會增加 15 公分……總之，看起來是會發生一些挺不錯的事情。

撇開各種亂七八糟的聯想不談，也有人比較認真地回到歷史脈絡來討論。研究國際戰略的吳尚書博士就曾撰寫一篇文章，透過（同樣在 17 世紀被荷蘭殖民的）印尼的發展經驗，來假想臺灣持續被西方國家殖民的故事。他的結論是：臺灣最終也可能像印尼那般走向獨立建國，而今天深刻困擾著臺灣的主權問題，以及人民意見的「根本歧異」，也將因此解消。
 
然而，這樣的推測總是充滿了理想色彩，而歷史真的會如此讓人稱心如意嗎？至少剛剛退休的前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翁佳音，就給出了很不一樣的答案。
 

其實，荷蘭人早就想開溜？

在翁佳音看來，我們還是得從更遠的前提開始談起。他認為，首先得考慮的問題是：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VOC），真的有想要「持續統治臺灣」嗎？
 
他指出，1640 年代以後，臺灣商館早已不再是過往最重要的絲織品轉口貿易站，它對荷蘭人的重要性也因此明顯下滑。早前的研究，會引用 1649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紀錄，來說明臺灣商館的收益占比仍然極高。不過，這一資料的解讀，其實牽涉到當時公司使用的會計與簿記方法。一個簡單的例子是，臺灣商館的收益統計，有時會將日本商館、以及其他地區的利潤納入，故其實際能夠創造的貿易利潤，以及它之於公司的重要性，很可能都無法用檔案上的一個數字完全說明。
  翁佳音說，還有一些明顯跡象，也顯示東印度公司似乎沒有長久經營臺灣商館與殖民地的打算。比方說，熱蘭遮城與砲臺等防禦工事的增築提案，經常遭到巴達維亞總部否決。面對鄭成功的軍隊襲擊，公司也一直忽略臺灣商館在事前提出的警告。這樣說起來，光是荷蘭人有沒有「持續統治臺灣」的想法，恐怕就得打上一個問號。

也就是說，比起「我們現在會變成荷蘭人並踢進世界盃」或是「臺灣成為另一個印尼，最後獨立建國」的浪漫想像，荷蘭人果斷拋棄臺灣，或許才是最有可能的結局。而在那之後，島上的漢人與原住民如何自處，這座島會否變成其他列強的殖民地，就是當時誰也看不透的歷史迷雲了。
 
儘管如此，這一切思考的過程，在翁佳音看來仍然饒有助益。至少人們還是能夠藉此機會，去檢視荷蘭人之於臺灣的盤算與想法。
 

我們最終會發現，原來荷蘭的殖民地統治不是那麼簡單，殖民統治的經費很恐怖。

對於荷蘭人而言，同樣不利的因素，還包括補給線過長。17 世紀，荷蘭在東南亞各地建立的據點相對要密集許多，但臺灣卻處在整個貿易網絡裡面一個頗遙遠的位置。長期維持這個據點，所需耗費的成本必然可觀。
 
正因為要另闢財源，荷治臺灣的中、後期階段，已從中國東南沿海招徠了一大批漢人勞工，著名的「郭懷一事件」，也起因於這批漢人勞工對於荷蘭雇主的強烈不滿。翁佳音認為：假設荷蘭人在 17 世紀後期並未退出臺灣，類似的譁變，恐怕還將持續上演。隨之而來的，仍會是統治者的大舉鎮壓。
 
他提起 1740 年發生在印尼的「紅溪慘案」，同樣是荷蘭殖民者對於華人社群發動的一場屠戮，上萬人因此喪失性命，迄今仍是在地華人的慘痛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假如荷蘭持續統治臺灣，真的只會盛世太平、迎來各種好事嗎？恐怕也不盡然吧。
 

一種對未來的美好期盼

討論過程裡，翁佳音也把東印度公司比喻為臺灣的前任男友，也許追憶甜蜜。不過一番推敲下來，荷蘭人如果持續統治臺灣，變成恐怖情人的機率，好像還是稍大一些。
 
回過頭來看，所有這些針對「歷史如何可能」（“What If”）的推論，總似乎在反映某種關於現實的願望。說得更直白一點：人們之所以想像荷蘭人的持續統治，根本是為了抒發對於現狀的不滿。
 
對英國歷史學者 E. H. Carr 而言，帶著這樣一種目的來談論歷史，並不是什麼好事。他說：許多喜歡假設歷史的人，總是情緒化地「恣意想像那些更合他們心意的事件的發生。」在他看來，歷史應該是「人類所作所為的紀錄，它並不會浪費筆墨在人類沒有做或未做到的事情上。」[2]
 
Carr 否定歷史的 “What If”，態度非常鮮明。然而，歷史學者（無論是否與 Carr 同個世代）倒不見得都抱持同樣看法。
 

對未來的美好期盼（而美化或醜化過去），也是歷史學的一部分啊。

說這句話的時候，翁佳音兩手一攤，似乎很想表達：這事實在沒什麼大不了。站在他的觀點，「帶著目的來談論歷史」其實並不稀罕。因為近代以來，「歷史」這門學科的成立，本也就與國族主義的興盛密切相關。換句話說，歷史經常被國家拿來當作凝聚人心的工具，目的性非常鮮明。在他所成長的 1970、1980 年代，臺灣的歷史教育就是一個顯例。
 
當然，翁佳音不是要對這樣一種「歷史學」表示贊同。他真正想強調的是：面對歷史，國家有國家的詮釋，人們也同樣有權力去做成自己的解讀。
 
「你（覺得人類的歷史最終）要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上帝救贖……，這個你不可以叫人家說不要啊，你憑什麼叫大家不能這樣想？」
  從他的角度來看，歷史是敘述（description），也是解釋（explaination），而解釋本來就該有各種角度。包括 “What If” 在內，任何一種歷史解釋，他都不覺得自己有權否決。但在進行解釋之前，人們至少應該回到敘述這個層次，把基礎事實給弄對，也比較容易溝通──身為歷史學者，他其實比較在意這件事。
 
「很多舊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我會花很多時間去解決。」
 
兩個多小時的採訪裡面，翁佳音和我們談到大量的事實問題。如同他的近作《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以及與曹銘宗先生合寫的《大灣大員福爾摩沙》，都是為了把臺灣史中的諸多疑問錯誤給交代清楚。
 
投注了這麼多的時間與精力於考證工作，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翁佳音是個博物學者。其實，他只是覺得整部臺灣史裡面，有很多事實仍未被釐清，很多文獻也沒能被正確解讀。敘述的地基若不能紮實，解釋也就很難牢靠。而在他看來，把地基給打穩，正是歷史系的本行。
 

歷史的想像，是牽著線的風箏

所有這些 “What If” 的推衍，也還可以走得更遠。比方說，鄭成功的勢力、或者其它的海盜集團，會與荷蘭政權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持續經營臺灣商館的荷蘭人，與後來的清帝國之間又會如何互動？
 

有想像，對歷史比較好一點。

翁佳音的意思是：不管是什麼樣子的「歷史學」，如果問題意識框架總是差不多，恐怕會是某種侷限。而且，那樣去讀歷史，也不怎麼有趣。「你袂𤺪（siān），我嘛會𤺪。」（你不厭煩，我也會厭煩。）
 
當然，這並不是說歷史學者應該把想像力當做超能力，隨意地放飛自我。他很快補充道：「我們學歷史的想像跟文學、甚至其他社會學科的想像不太一樣，……歷史的想像可比做放風箏，你可以遨遊天地，卻仍有一條線牽繫著，還是跟史料要牽在一起。」
 
也因為自己就是用史料放風箏的人，在整個採訪過程裡面，翁佳音總是在講述錯解史料可能引發的種種危險。「文獻要慢慢讀」，這句話他至少重複了三遍。在他看來，許多歷史解釋的基礎不牢靠，往往肇因於文獻讀得太快，讀得不夠「龜毛」，沒有去考慮這些材料本身的生成背景，盡信其所表述的一切。
 
頗有意思的是，翁佳音同時也大方坦承：他不可能把史料通通讀對。在去年的退休演講當中，他還提出了一個名為「我錯故我在」的省思。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相信「歷史學」應該是反覆辯證的過程。任何研究者都有其侷限，但只要他願意盡力考掘目前所能夠知道的一切，並且嘗試做成合理推斷，那麼，即便答案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它仍是通向正確答案的重要橋梁。
 
「（歷史學者）發現的事實也不一定全對，可是我們的工作裡面，『可提供辯論的可靠性』相對比較強。」
 
同樣的，如果人們真的把 “What If”，或者說反事實推論看做一種思考歷史的辦法，那麼先把事實弄對，應該也有些好處──至少就如前面提到的那樣，有時你得搞清楚「究竟發生了甚麼」，才有辦法把問題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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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必須作出「合理的」想像或推斷，而這也正是反事實思考論法在做的事情。翁佳音說，不管什麼樣的 “What If”，都值得去想一想。他想提醒的，只有不要過度沉浸於現在流行的問題意識，「不應該是很惋惜地去想說，如果發生什麼事該有多好。」在他看來，“What If” 的思考同樣應該回到歷史現場，去尋求想像的合理性。
 
他說，他最近一、二十年喜歡上搭船出海，因為「等船的時候，就想到海洋時代那種時間的慢。」意思是，船期往往要等上十天半個月，等著等著，就會想到風帆時代為了等待季風，動輒半年不能出海的節奏。今天，我們一味推崇大航海時代的少數英雄與政治神話，但有些事情，你得實際經歷，才能想像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
  或許除了等船之外，也還存在著各種想像歷史的方式，能夠讓你想起活在歷史裡面的人曾經是什麼樣子，船上的男女、飲食，對海的恐懼與遺忘，等等。也許 “What If” 就是這樣一種方式吧──畢竟我們眼中的「如果」，也正是他們眼中，那無數充滿可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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