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過去,想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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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鄭成功沒有把荷蘭人趕走,臺灣的歷史會變成什麼樣子?
在臺灣的網路媒體平臺當中,這個假設性問題,經常引發人們的諸多奇思妙想。比方說:這座島嶼的足球隊可能會因此踢進世界盃、大麻可能會除罪化、半導體產業會變得更強、[1]島民的平均身高會增加 15 公分……總之,看起來是會發生一些挺不錯的事情。
撇開各種亂七八糟的聯想不談,也有人比較認真地回到歷史脈絡來討論。研究國際戰略的吳尚書博士就曾撰寫一篇文章,透過(同樣在 17 世紀被荷蘭殖民的)印尼的發展經驗,來假想臺灣持續被西方國家殖民的故事。他的結論是:臺灣最終也可能像印尼那般走向獨立建國,而今天深刻困擾著臺灣的主權問題,以及人民意見的「根本歧異」,也將因此解消。
然而,這樣的推測總是充滿了理想色彩,而歷史真的會如此讓人稱心如意嗎?至少剛剛退休的前中研院臺史所研究員翁佳音,就給出了很不一樣的答案。
其實,荷蘭人早就想開溜?
在翁佳音看來,我們還是得從更遠的前提開始談起。他認為,首先得考慮的問題是: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VOC),真的有想要「持續統治臺灣」嗎?他指出,1640 年代以後,臺灣商館早已不再是過往最重要的絲織品轉口貿易站,它對荷蘭人的重要性也因此明顯下滑。早前的研究,會引用 1649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紀錄,來說明臺灣商館的收益占比仍然極高。不過,這一資料的解讀,其實牽涉到當時公司使用的會計與簿記方法。一個簡單的例子是,臺灣商館的收益統計,有時會將日本商館、以及其他地區的利潤納入,故其實際能夠創造的貿易利潤,以及它之於公司的重要性,很可能都無法用檔案上的一個數字完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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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比起「我們現在會變成荷蘭人
儘管如此,這一切思考的過程,在翁佳音看來仍然饒有助益。至少人們還是能夠藉此機會,去檢視荷蘭人之於臺灣的盤算與想法。
對於荷蘭人而言,同樣不利的因素,還包括補給線過長。17 世紀,荷蘭在東南亞各地建立的據點相對要密集許多,但臺灣卻處在整個貿易網絡裡面一個頗遙遠的位置。長期維持這個據點,所需耗費的成本必然可觀。我們最終會發現,原來荷蘭的殖民地統治不是那麼簡單,殖民統治的經費很恐怖。
正因為要另闢財源,荷治臺灣的中、後期階段,已從中國東南沿海招徠了一大批漢人勞工,著名的「郭懷一事件」,也起因於這批漢人勞工對於荷蘭雇主的強烈不滿。翁佳音認為:假設荷蘭人在 17 世紀後期並未退出臺灣,類似的譁變,恐怕還將持續上演。隨之而來的,仍會是統治者的大舉鎮壓。
他提起 1740 年發生在印尼的「紅溪慘案」,同樣是荷蘭殖民者對於華人社群發動的一場屠戮,上萬人因此喪失性命,迄今仍是在地華人的慘痛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假如荷蘭持續統治臺灣,真的只會盛世太平、迎來各種好事嗎?恐怕也不盡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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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對未來的美好期盼
討論過程裡,翁佳音也把東印度公司比喻為臺灣的前任男友,也許追憶甜蜜。不過一番推敲下來,荷蘭人如果持續統治臺灣,變成恐怖情人的機率,好像還是稍大一些。回過頭來看,所有這些針對「歷史如何可能」(“What If”)的推論,總似乎在反映某種關於現實的願望。說得更直白一點:人們之所以想像荷蘭人的持續統治,根本是為了抒發對於現狀的不滿。
對英國歷史學者 E. H. Carr 而言,帶著這樣一種目的來談論歷史,並不是什麼好事。他說:許多喜歡假設歷史的人,總是情緒化地「恣意想像那些更合他們心意的事件的發生。」在他看來,歷史應該是「人類所作所為的紀錄,它並不會浪費筆墨在人類沒有做或未做到的事情上。」[2]
Carr 否定歷史的 “What If”,態度非常鮮明。然而,歷史學者(無論是否與 Carr 同個世代)倒不見得都抱持同樣看法。
說這句話的時候,翁佳音兩手一攤,似乎很想表達:這事實在沒什麼大不了。站在他的觀點,「帶著目的來談論歷史」其實並不稀罕。因為近代以來,「歷史」這門學科的成立,本也就與國族主義的興盛密切相關。換句話說,歷史經常被國家拿來當作凝聚人心的工具,目的性非常鮮明。在他所成長的 1970、1980 年代,臺灣的歷史教育就是一個顯例。對未來的美好期盼(而美化或醜化過去),也是歷史學的一部分啊。
當然,翁佳音不是要對這樣一種「歷史學」表示贊同。他真正想強調的是:面對歷史,國家有國家的詮釋,人們也同樣有權力去做成自己的解讀。
「你(覺得人類的歷史最終)要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上帝救贖……,這個你不可以叫人家說不要啊,你憑什麼叫大家不能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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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舊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我會花很多時間去解決。」
兩個多小時的採訪裡面,翁佳音和我們談到大量的事實問題。如同他的近作《近代初期臺灣的海與事》、以及與曹銘宗先生合寫的《大灣大員福爾摩沙》,都是為了把臺灣史中的諸多疑問錯誤給交代清楚。
投注了這麼多的時間與精力於考證工作,不明就裡的人,還以為翁佳音是個博物學者。其實,他只是覺得整部臺灣史裡面,有很多事實仍未被釐清,很多文獻也沒能被正確解讀。敘述的地基若不能紮實,解釋也就很難牢靠。而在他看來,把地基給打穩,正是歷史系的本行。
歷史的想像,是牽著線的風箏
所有這些 “What If” 的推衍,也還可以走得更遠。比方說,鄭成功的勢力、或者其它的海盜集團,會與荷蘭政權保持什麼樣的關係?持續經營臺灣商館的荷蘭人,與後來的清帝國之間又會如何互動?翁佳音的意思是:不管是什麼樣子的「歷史學」,如果問題意識框架總是差不多,恐怕會是某種侷限。而且,那樣去讀歷史,也不怎麼有趣。「你袂𤺪(siān),我嘛會𤺪。」(你不厭煩,我也會厭煩。)有想像,對歷史比較好一點。
當然,這並不是說歷史學者應該把想像力當做超能力,隨意地放飛自我。他很快補充道:「我們學歷史的想像跟文學、甚至其他社會學科的想像不太一樣,……歷史的想像可比做放風箏,你可以遨遊天地,卻仍有一條線牽繫著,還是跟史料要牽在一起。」
也因為自己就是用史料放風箏的人,在整個採訪過程裡面,翁佳音總是在講述錯解史料可能引發的種種危險。「文獻要慢慢讀」,這句話他至少重複了三遍。在他看來,許多歷史解釋的基礎不牢靠,往往肇因於文獻讀得太快,讀得不夠「龜毛」,沒有去考慮這些材料本身的生成背景,盡信其所表述的一切。
頗有意思的是,翁佳音同時也大方坦承:他不可能把史料通通讀對。在去年的退休演講當中,他還提出了一個名為「我錯故我在」的省思。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相信「歷史學」應該是反覆辯證的過程。任何研究者都有其侷限,但只要他願意盡力考掘目前所能夠知道的一切,並且嘗試做成合理推斷,那麼,即便答案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它仍是通向正確答案的重要橋梁。
「(歷史學者)發現的事實也不一定全對,可是我們的工作裡面,『可提供辯論的可靠性』相對比較強。」
同樣的,如果人們真的把 “What If”,或者說反事實推論看做一種思考歷史的辦法,那麼先把事實弄對,應該也有些好處──至少就如前面提到的那樣,有時你得搞清楚「究竟發生了甚麼」,才有辦法把問題問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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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必須作出「合理的」想像或推斷,而這也正是反事實思考論法在做的事情。翁佳音說,不管什麼樣的 “What If”,都值得去想一想。他想提醒的,只有不要過度沉浸於現在流行的問題意識,「不應該是很惋惜地去想說,如果發生什麼事該有多好。」在他看來,“What If” 的思考同樣應該回到歷史現場,去尋求想像的合理性。
他說,他最近一、二十年喜歡上搭船出海,因為「等船的時候,就想到海洋時代那種時間的慢。」意思是,船期往往要等上十天半個月,等著等著,就會想到風帆時代為了等待季風,動輒半年不能出海的節奏。今天,我們一味推崇大航海時代的少數英雄與政治神話,但有些事情,你得實際經歷,才能想像歷史上究竟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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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因為世界首屈一指的微影製程設備供應商艾司摩爾(ASML)是一家荷蘭公司。
[2] 參見Niall Ferguson著,顏箏譯,《虛擬的歷史》(北京:中信,2015),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