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 1 月,這是一個詭異、險惡的時刻。
本月 13 日,強人蔣經國一早起床突然大量吐血,最後心臟衰竭,還來不及留下遺言就在七海官邸驟逝,遺囑甚至是親信與官員事後寫成。電視臺當天緊急插播他的死訊,連續數日,所有節目都只能以黑白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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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是在電視新聞上,全國民眾都看到副總統李登輝舉起右手,對著中華民國國旗宣誓就任總統,代理蔣經國剩下的任期,成為第一位本省籍的中華民國總統。
老總統過世,李登輝接班,一切都看似順理成章。但如果你看過鄭南榕所創辦的《公論時代週刊》,就知道氣氛不太對勁──那一期的雜誌封面寫著:「蔣經國屍骨未寒,國民黨爆發內戰」,斗大的標題宛如預言,標誌了未來幾年的詭譎氛圍。
新聞上、耳語中,幾名黨政高層的名字不斷出現,傳言他們即將有所動作。蔣宋美齡從美國飛回臺灣,公開呼籲黨中央改採「集體領導」,阻止李登輝一人取得領導權;媒體揣測著國民黨秘書長李煥、參謀總長郝柏村等人取而代之的野心;更有民間傳言臆測,認為軍事強人郝柏村將有可能「翻桌」,效法九年前韓國的全斗煥,發動軍事政變奪權──
李登輝的接班之路,布滿了刀光劍影。
當然,命運女神最後仍向李登輝展露微笑。在他掌權的 12 年間,李登輝一步步鞏固權位、拔除潛在政敵,更推動所謂的「寧靜革命」,讓他獲得了「民主先生」的美譽。
但是,正因為李登輝的位置如此關鍵,我們不免想像:假使李登輝沒能順利成為接班人,臺灣會迎來什麼樣的未來,是否將向著威權統治一去不復返?
帶著這組題目,我們專訪了政大臺史所教授、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老師,請他帶領我們推想這個假設性問題。作為那個詭譎時代的親歷者,同時也是政治史研究者的薛化元,對這個假想問題又會有甚麼看法呢?
如果接班人不是李登輝?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蔣經國死後,李登輝似乎陷入了被外省勢力包圍,四面楚歌的危機。不過在薛化元眼中,外省菁英要挑戰李登輝,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讓我們把時間拉回蔣經國過世的那一刻。1 月 13 號,蔣經國於七海官邸病逝,頓時群龍無首的國民黨,議定要在兩個禮拜後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常會,為國民黨制度中最高決策機構),盡快決定代理黨主席。
對於李登輝來說,這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匆促、也最危險的兩個禮拜吧。一旦沒能坐上黨主席之位,在那個黨國體制依然當道的時刻,即便身為總統的他,恐怕也難逃被黨內架空,失去決策權力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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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蔣經國沒有明確指定接班人,更兩度宣示不會由蔣家人繼位,可想而知,此時的許多外省菁英都有著「彼可取而代之」的期待。於是,短短兩個禮拜的時間裡,這些黨內大老們根本來不及放下各自的野心,協調出一個能和李登輝打對臺的人選。
這樣的背景下,勢單力薄又順理成章的李登輝,竟然成為不少權貴屬意的人選,只有秦孝儀等蔣經國身邊的「宮廷派」,仍做最後的困獸之鬥,希冀於推舉閣揆俞國華上臺。1 月 27 號,臨時中常會正式召開。早在會前,黨秘書長李煥就已積極運作,幫助李登輝上位,而副秘書長宋楚瑜更在會議中拿起麥克風,激動地說如果今天不讓李登輝接任代理黨主席,將會「愧對經國先生」,隨後立刻憤而退席。
宋楚瑜發言之後,黨內大老、深受蔣經國重用的李國鼎等人都發言贊同。而立法院長倪文亞雖然沒公開發言,但也在日記中紀錄,自己當時也站在李登輝那一邊。此外,趙少康、李勝峰等國民黨少壯世代更發起連署,號召 39 位立法委員,支持李登輝立刻代理黨主席。
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如此顛覆印象的場合中,李登輝被一眾老牌菁英拱上大位,著實是奇妙的一幕。
除此之外,蔣經國生前開始吸納臺籍政治人物(即所謂催臺青),這當中有部分人成為國民黨中常委,意外成為後來的伏筆。
彼時,蔣經國仍然延續強人統治,中常會的權力並不大,自然未受到太大關注。但蔣經國過世之後,中常會突然成為國民黨的實質權力核心,是所有政爭的關鍵舞臺。而 31 名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員就占了 14 名,已然近半 [1],而且國民黨當局的大老彼此也未必同心。如此想來,即使真有外省權貴發難,也不見得能為所欲為。
安穩坐上黨主席寶座後,接下來就是我們所熟悉的故事了:李登輝發揮政治手腕,逐步掃除政敵、鞏固權力,並帶來一系列民主改革。外省籍菁英各自發動的挑戰來得太遲,也太過無力,再也無法挑戰他的地位。
軍事強人政變,可能嗎?
體制內無法拉下李登輝,那靠軍隊有可能扳倒他嗎?回到 1990 年代,你或許會聽到街頭巷尾流傳著,擔任參謀總長八年之久的郝柏村,有可能靠軍事手段「翻桌」,把李登輝拉下臺的言論。而即使到了今天,「郝杯杯政變」也依然是部分歷史愛好者茶餘飯後的話題。
當然,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郝柏村並沒有、很可能也無意政變。但如果他在當時改變了想法,臺灣的未來有可能「變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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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難題是,政變的軍隊從哪來?薛化元指出,郝柏村升任參謀總長後,接替他擔任陸軍總司令的是蔣仲苓,而二人不合是公開的秘密。若要進攻總統府,政變方必須能掌握關渡師(陸軍步兵第二二六師),而關渡師屬於第六軍團,同時是郝柏村與蔣仲苓的老部下。郝柏村能不能成功調動軍隊,仍是個未知數。
薛化元也提醒道,如果郝柏村走到軍事政變這一步,意味著李登輝已經鞏固他在黨內的權力,其他大老也願意支持李登輝。倘若如此,政變要對抗的就不只是李登輝一人,而是整個團結在李登輝周圍的國民黨。郝柏村有無能力或意願與全黨上下為敵,也是一大難點。
下一道難題,則來自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1985 年,蔣經國政府曾派了一位代表訪問美國,國務院東亞助卿伍佛維茲(Paul Wolfowitz)就提醒過這位代表,若要美國繼續支持臺灣,國民黨政權不能只是另一個獨裁政權──而這個人,正是參謀總長郝柏村。
同年夏天,美國駐臺北辦事處長宋賀德(Harry Thayer)更藉著一場晚宴的機會,當著所有賓客的面,質問郝柏村會不會成為「軍事強人」,同時表明美方將不顧國民黨立場,與黨外人士展開對話。
依照《臺灣關係法》,美國政府對於臺灣的「和平、安全和穩定」和「社會經濟制度」有所承諾,而很顯然地,在冷戰行將結束的 80、90 年代交替之際,美國不可能容忍新的軍事政權出現。薛化元笑道,假使郝柏村真的政變:
最後,假設郝柏村和盟友真的成功奪權,還有個最尷尬的問題等著他:要不要辦選舉?當時臺灣民間對於民主改革有著期待,新政府恐怕很難罔顧民意,拒絕選舉。但想也知道,若辦了選舉,大多數本土民眾肯定不會支持「外省政變者」,新政權必將倒臺。那我們要問的就反而是另一個問題──美國政府會不會協助反對者再發動政變,推翻郝柏村政府?
軍隊不應、黨內不靈、美國不挺、不辦選舉喪失民意、辦了選舉會丟掉政權──如此來看,政變的結果根本兩面不是人,實在划不來。
沒有李登輝,臺灣歷史會如何?
當然,比起討論「What If?」能否實現,人們還是更樂於想像、推演「假設成真」的後果。那麼,如果我們大膽詢問:假使郝柏村或其他勢力克服萬難,真的逼李登輝退位,臺灣的故事又會走向何種結局?獨裁威權會不會重新抬頭,甚至效法九年前韓國的全斗煥,建立另一個軍事政權呢?其實在薛化元眼中,臺灣民主進程有長期、結構性的因素。少了李登輝,或許會延緩民主的步調,但要完全阻止民主降臨,那恐怕就是另一回事。
是甚麼讓臺灣的民主化難以動搖呢?人們經常提到 70、80 年代中產階級崛起,成為推動改革的重要支持力量,民進黨藉此挑戰國民黨、推動民主改革。但除此之外,薛化元還強調:
「兩蔣威權下,國民黨仍然掛著民主的『看板』,雖然一直沒有落實,但他們也不敢真的把這塊看板『砸掉』。」
到了 1970 年代,中華民國外交「風雨飄搖」,先後失去聯合國代表權,又與美斷交之際,這塊民主看板又格外重要。畢竟,當時國民黨政權正是藉著開放部分選舉,才能維繫民眾對政權的支持。
美國也是臺灣民主的另一面保護傘。當時國民黨菁英們為了抵禦中共政權威脅,仍須仰賴美國的種種支持,而美國絕不會容許臺灣民主倒退;另外,在海外臺派的長期遊說下,美國政府和國會也對臺灣的民主、人權有所保證。由此來看,即使李登輝被政敵取代,民主也只會遲到,不可能永遠不來。
但話說回來,既然誰都擋不住民主化,那麼有沒有李登輝,究竟差在哪裡?
薛化元認為,雖然民主看似勢不可擋,彼時的當權者仍可以消極拖沓、拒不合作,但這並非李登輝的選擇。比如在萬年國會的問題上,李登輝支持推動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國會全面改選,而非等候資深中央民意代表主動退職、或隨時間慢慢凋零。此外,李登輝也支持總統選舉公民直選,我們如今能夠一票一票投出總統,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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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反事實的思考
包括這次的問題在內,整個「What If?」的構想,是要想像「如果歷史在某個關鍵節點發生改變,會對未來產生什麼影響?」有趣的是,這些所謂的關鍵節點,往往都是政治或戰爭上的變化。而作為一位政治史研究者,老師又抱持著什麼樣的看法呢?「沒什麼問題!」
有些意外的是,問題還沒說完,薛化元就肯定地回答道。他認為「What If?」,或者說「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思考不但有其正當性,而且並不新奇。比如早在 20 世紀初,被視為社會學理論大師之一的韋伯(Max Weber)就提過這種思考方式。
韋伯的問題是這樣的:「馬拉松戰役中,假使波斯戰勝希臘,西方文明會不會徹底改變面貌?」倘若波斯征服希臘,希臘原有的公民與自由文化就可能被神權文化取代,西方文明的起點將非常不同。
事實上,「What if」或反事實推論,本就是現今學術界採取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薛化元強調,這種推論的用意在於「對照」。比如這次的題目,我們正是藉由比較原本的歷史,還有「李登輝在政爭中失敗」的情境,理解到這些事件的歷史意義,以及臺灣史中的變與不變。
不過薛化元也說,他自己並不會去詢問「What if」,畢竟──
「正面都已經處理不完了(笑)」,如何有時間思考「反面」的問題呢?
[1] 當時的中常會成員,包括謝東閔、李登輝、林洋港、黃尊秋、洪壽南、邱創煥、吳伯雄、連戰、施啟揚、辜振甫、林挺生、高育仁、許水德、張建邦等 14 位本省籍委員,以及嚴家淦、谷正綱、黃少谷、俞國華、倪文亞、袁守謙、高魁元、沈昌煥、李國鼎、王惕吾、余紀忠、宋長志、郝柏村、李煥、曹聖芬、陳履安、何宜武等 17 位外省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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