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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f】如果日治臺灣就有了議會,臺灣史會變得不一樣嗎?

2023-10-24
距今正好一百年前的 1923 年,再這個最關鍵的時間點上,請願運動反而惹火了殖民政府,使得此下的歷史朝著另一個方向行進。

你或許還記得歷史課本裡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由林獻堂、蔡培火等人所發起的政治提案,希望建立屬於這個殖民地的議會體制。
 
那是一戰剛剛結束不久的時代,「民族自決」風潮正席捲整個世界,激起許多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意識。整個 1920 年代,請願運動不斷號召臺灣的青年群體,加入他們的行列。雖然統治者始終沒有接納這個提案,但在後人看來,存續長達十餘年的請願運動,仍在臺灣民主化的進程當中「灑下思想的種子」、「喚醒台灣人的自覺意識」、「是思想文化的啟蒙運動」……[1]總之,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影響。
 

大正 13 年(1924 年),關於請願運動的剪報。(Source: wikimedia / 公有領域)

一場未能竟功的政治運動,既然曾經有這麼多人參與其間,它必然要產生一些意義,至於意義是什麼,端賴歷史學家的詮釋。
 
但除此之外,「歷史學」有沒有可能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過去,思考那些未曾發生的事情?
 
或者,讓我們問得更直接一點:「歷史學」是否允許探問 "What If",歷史學家會去想像那些不曾發生過的事情嗎?假若真的在 1920 年代,臺灣就有了一個民主的、代表臺灣人的議會,歷史將會變成什麼樣子?
 
大膽地說,臺灣在戰爭中會不會扮演不同的角色、是否能有更大的話語權?而有了一個民意代表機構之後,我們所熟悉的後續歷史,如國民黨、二二八還有可能到來嗎?
 
懷揣著這些疑問,故事 StoryStudio 團隊來到淡大文學館「文創學程實踐基地」L402 室,專訪淡江大學歷史系教授林呈蓉,暢談著百年前的故事,這趟訪談將能夠激盪出甚麼新的火花呢?

 

1923 年,請願成敗的關鍵

採訪當天才剛坐定,林呈蓉旋即遞給我們一份文件。關於前述問題,她的思考與答覆全寫在裡面,甚至已經用綠色螢光筆劃好重點。不過在討論這個問題前,她想先從更早一些的前提開始談起:
 
如果「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想要獲得成功,當年的臺灣知識分子,到底該做些什麼?
 
如眾所皆知,在一次大戰過後,全世界掀起「民族自決」風潮的影響下,日本政府派任到臺灣的總督,首次從武官變成了文官出身。理論上來說,這代表主政者面對人民的態度,會比以往來得更加溫和、也更有談判意願。對於請願運動而言,應是很有利的轉變。
 
然而,在林呈蓉看來:請願運動的主事者,不僅沒能趁著這個機遇,與總督府建立良性溝通,距今正好一百年前的 1923 年,這個最關鍵的時間點上,他們反而惹火了殖民政府,使得此下的歷史朝著另一個方向行進。
 
「你們知道 1923 年的臺灣有什麼事發生嗎?」
 
故事說到一半,林呈蓉忽然丟出一道隨堂考題,弄得我們頓時緊張起來,彷彿兩個不及格的歷史系學生。
 
熟悉日治臺灣史的人,大抵還是能夠猜到答案:1923 年,裕仁太子(也就是後來的昭和天皇)接受了總督府的邀請,來到這座南方島嶼,展開為期 12 天的訪問。
 
皇太子的巡視,對於身在臺灣的日本官員來說,意義非比尋常。這個位處帝國邊陲的殖民地,平常很少受到中央注意。好不容易有機會露臉,總督府自然要全體動員,在未來的天皇面前,好好展現他們的治理成果,彰顯臺灣的風調雨順、一切太平。
 
1923 年 4 月,裕仁太子來到臺灣,展開為期十二天的訪問行程。(Source: 臺大舊照片資料庫
非常時期,得採取非常手段。於是,當時的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趕緊要找個機會,對請願運動展開動作。
 
1922 年 9 月,也就是皇太子到訪臺灣的半年多前,田健治郎透過地方官員的引介,見到了林獻堂與另外七名臺灣仕紳(參與請願運動的社會人士)。
 
而在這場會談當中,田健治郎當即向眾人曉諭:「議會開設之請願不啻屬徒勞」,「只請願屬憲法上之權利,故不阻止之耳」,總之是把官方立場老實不客氣地重申一遍。
 
總督把話給說得如此明白,林獻堂等人除了表示理解之外,大概也很難多說什麼。[2]不過,會面結束後,這八個人遭到殖民政府收買的傳聞,一時竟甚囂塵上。此一風波,史稱「八駿事件」。
 
後人多半認為,田健治郎在這場會面裡的談話,是殖民政府針對請願運動的一次嚴厲打擊。不過,林呈蓉看見的是:這個時間點,總督府的上上下下,其實正在積極籌備裕仁太子的臺灣行啟。換句話說:在皇太子到訪以前,他們絕不希望看到殖民地的抗爭繼續升溫──或許,這才是田健治郎之所以在 1922 年 9 月,想要對著請願運動潑一盆冷水的實際原因。
 

從未完善過的政治提案

不過,儘管總督府能夠對領袖人物施壓,卻沒辦法約束每一個臺灣人的行動。如同那場會談當中,林獻堂對田健治郎的答覆:「運動的停止與否,並不是本人所能為力。」[3]
 
果然,請願運動並未就此停止。在「八駿事件」發生的數個月後,有個名叫石煥長的宜蘭青年,向東京當地的警察署遞交申請書,打算糾集朋黨,組織一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出人意料的是,警察署不察,竟然同意了。這個同盟會,於是熱熱鬧鬧地舉行了開幕典禮。
 
──此時是 1923 年 2 月,距離皇太子來臺的預定日期,只剩兩個月不到。
 
臺灣人民的政治抗爭,竟然在皇太子巡視之前跑到東京大肆張揚,這種情況鐵定讓總督府感受到莫大壓力。站在官員們的角度,請願運動根本是刻意與官府作對,徹頭徹尾的 trouble maker。於是當年年底,殖民政府旋即對「期成同盟會」採取嚴厲的整肅手段,這也就是轟動一時的「治警事件」。
 
蔣渭水是請願運動中的激進派,更在東宮太子參訪臺北時,於大安醫院高舉書有「奉迎鶴駕臺灣議會請願團」的旗幟。他也成為治警事件中被捕的第一人。(Source: wikimedia / 公有領域)
「如果不挑在這個時間點,可能會是另一個故事。」
 
林呈蓉認為:發生在 1923 年初的這些事,其實充滿了偶然性。如果皇太子的訪視不是剛好發生在這個時候,如果石煥長的申請書能夠晚一點交出去,那麼,總督府對於請願運動的態度,或許仍會是比較包容的。
 
當然,這倒也不是說:只要避開這些偶然事件,請願就一定能夠成事。這整個政治運動裡面,還有很多環節(比如議會的組織章程、選舉制度;族群怎麼分配;在臺日本人的既得利益;原住民的角色……),都值得仔細省思。
 
以一個政治提案來說,請願運動似乎始終欠缺完整的企劃書,藉以贏取更多人的支持。那個時代,著名仕紳辜顯榮所寫的一篇文章,也批評到同樣的問題。[4]
 

我們現在的研究多半還是在反省日本,比較少反省自己。

請願運動固然可能在臺灣民主的歷史中饒富意義,但這並不代表,發生於其間的決策與行動不能被質疑。站在老師的觀點,假如這場運動能夠更周全地考慮種種問題,前輩們的奮鬥,或許有機會獲得更好的結果。
 
更糟糕的是,請願運動似乎逃不開一切政治運動的老毛病,也就是組織內部的理念與路線分歧。
 
「蔡培火在日記裡經常批評同志、表達不滿,可是他的同志真的那麼糟嗎?我只知道他們內部非常不合。」
 
林呈蓉指出:在 1920 年代,整個請願運動其實有各種發展的可能性。不過,想像空間無限寬闊的時候,或許就更需要一個能夠凝聚各方共識的,卡里斯馬型(魅力權威型)的領袖。可惜的是,我們始終沒有在這段故事裡,看見這樣一個領導者。歷史課本經常提到的代表人物是林獻堂,但他始終需要權衡官府方面的壓力(考慮到他的資產事業龐大,甚至還有銀行可能抽銀根的風險),「八駿事件」就是一個顯例。
 
「應該要有人出來主張:槍在手,跟我走!像股市節目『一言興邦』的老師那樣。」林呈蓉笑道,如果請願運動果真能夠冒出這樣氣魄的英雄,也許會造出另一種時勢吧。
 

假如日治臺灣真的有個議會?

那麼,假如我們真的能夠撬動「大歷史」的轉轍器,讓日本政府接受請願運動的提案,在臺灣成立民選議會,此下的故事又會如何發展呢?
 
面對這個假設性更強的議題,林呈蓉提示了三個值得思考的節點。
 
「首先是太平洋戰爭。」她說,不管島內的政治局勢如何改變,這件事情總要發生。隨之而來的「皇民奉公運動」,大概也還是會如同真實歷史那般,如火如荼地在全島開展。從帝國的角度來看,戰爭是需要全體國民支持與奉獻的頭等大事,在「戰時體制」當中,連日本的議會都淪為應聲筒般的「翼賛議会」[5],殖民地臺灣若真有議會,大概也不能有太大的影響力。
 
雖然如此,民選議會的出現,仍然可能從本質上改變臺灣人民的狀態。
 
「議會代表什麼?代表人民有參政權。但權利與義務是一體兩面的,臺灣人可能就要提前面對服兵役的義務。」如果這個推想也成立的話,日本政府也就不必如真實歷史那般,等到 1944 年才開始在臺灣公告徵兵。相對的,會有更多的臺灣男性被送上戰場。
 
一直到戰爭末期,臺灣才正式進入徵兵體系,然而當時的局勢已無可挽救。圖為出征前的臺籍日本兵。(Source: wikimedia / 公有領域)
總的來看,擁有議會以後的臺灣人民,不只將會提前承接民主的洗禮,也會提早經受戰爭的考驗。而在林呈蓉的想像當中,這兩種可能性若是疊加起來,之後的二二八事件,臺灣百姓的反抗恐怕只會變得更加激烈。
 
「因為臺灣人知道『自治』是怎麼回事,也有很多年輕人在軍隊裡面磨練過了。」換句話說:1947 年的行政長官公署,所要對付的很可能是強度完全不同的抗爭。反過來說,提早在民主意識上面得到啟蒙的臺灣人,或許在戰後的民主化道路上,也能夠走得相對平順……
 
這些假設性的推想若無限展開,大概很快就要走到小說的範疇了。不過,在 "What If" 的思考當中,虛構與非虛構的疆界究竟該畫在哪裡,恐怕又是另一個值得仔細探究的問題。
 

歷史可以「假設」嗎?

所以,回到我們一開始的提問:「歷史學」是可以假設的嗎?或者說,這門學問在什麼地方允許假設?
 
透過前述故事,林呈蓉大致已經表達了自己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她說,歷史學者雖然能夠努力地抓攫線索、儘可能地拼湊「真相」,卻很難洞察歷史當中,每個行動者的心底意志。
 
「人心是看不到的,對不對?」若單就精神與意志的層面來看,「歷史學」能夠做到的事情,也僅僅是有憑有據的推測而已。同樣的,如果人們能夠有憑有據地去探問歷史的 "What If",好像也不是什麼壞事。
 
而且,在她看來,虛擬歷史(virtual history)或反事實的思考(counterfactual thinking),說不定能夠問出很實際的問題。作為一種反省跟檢討歷史的方法,"What If" 的提問,或許可以避免我們去重蹈覆轍。
 
這個「以古鑑今」的概念雖然也很「歷史學」,乍聽卻似乎有些老派。不過,站在林呈蓉的角度,「以古鑑今」其實沒有那麼遙遠。因為我們每個人,多少都會在自己的生活裡面,思考同樣的事情。
 

歷史就是你的日常,只是發生的時間比較早一點而已。

在林呈蓉看來,人類社會裡面,過去發生的事與今天發生的事,本質都是雷同的。或許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歷史和當代才能夠永無止盡的對話下去。採訪開始的時候,這位歷史學者首先和我們聊到的,其實也不是歷史,而是 AI 與黃仁勳,以及北韓的核子武器──都是 2023 年的焦點新聞。但話鋒一轉,她旋即又跳回 1923 年的故事。百年前後的往返,彷彿只是同一張地圖的兩個端點而已。
 

採訪後記:歷史學的有趣與有用

站在林呈蓉的觀點,歷史與我們的日常既是如此相近,這個學科其實可以十分有用。而且,還可以很有趣。
 
她說,這個概念最早是從歷史學者吳密察教授那裡聽來的:學問必須有趣,或者必須有用。但仔細一想,二者應該兼容並蓄,缺一不可。
 
就這樣,「有趣又有用」,一定程度成了林呈蓉的工作原則。每個研究主題,她通常先從裡面找到自己覺得有趣的議題,再去發掘這些研究如何應用於日常。
 
「你自己覺得有趣,那就有其價值;但你如果能夠讓很多人也覺得有趣,起了共鳴,你的價值就有可能轉換成市場價格,那便有用了。」
 
問題是,歷史學者苦心孤詣造出的「歷史學」,如何能夠讓別人也覺得有趣呢?
 
做法可能有很多,但在林呈蓉看來,關鍵大概只有一個:講人話。也就是得想個辦法,把艱澀難懂的術語,轉譯成普通人都能理解的語言。她舉 NHK 電視台節目「歴史発見」、「歴史探偵」為例,製作單位除了找來專家學者、新聞播報員之外,也一定會找個演藝人員扮演串場的橋樑角色,讓他們站在觀眾的立場,丟出一般人也會想提的問題。
 
而 "What If" 大致也是普遍觀眾會感興趣的議題之一。特別在日本,除了有「歴史if」這樣的小說分類之外,還有人成立專門的維基網站,名叫「歴史のif検討委員会」;甚至,知名大學的教授也會以此為題,撰寫專著
 
「如果大家都覺得歷史學是無用的,歷史學者就會失業啊。」林呈蓉說,海外的歷史學界,大概也在尋找自己之於這個時代的定位,或者「歷史學」可以如何應用於當代社會。其實在她看來,人文學科真正的優勢,是能夠創作出有趣的內容,只是人文學科經常忽略這點,而寄望透過後端的展演技術,使人文學門變得有用。
 
不過,隨著時代變化,同時掌握人文內涵與展演技術,或許不再像以往想像的那般複雜。
 
「我們不只是去讀歷史,更該想想如何去『玩』歷史」。她說:特別在 AI 技術興起的浪潮當中,人文學科更應該要從中找到方法,把自己挖掘到的「有趣」分享給更多人知道。問她對 StoryStudio 有什麼建議?得到的答覆仍然是:趕快去玩 AI!
 
林呈蓉可不是說說而已。她拿出手機,一張清代臺灣的貢生肖像正在螢幕上搖頭晃腦地對著我們說話,那是她前幾天使用 D-ID(一個線上的 AI 影像合成軟體)試作的產出。最近,她與校內同儕運用 Spatial 線上系統,針對乾陵無字碑,為武則天召開一場解謎記者會。有些線上軟體「試用期 14 天,你們也可以玩玩看。」看起來,她真的在學問中找到了不少有趣又有用的東西。
 
假如邁入第十個年頭的 StoryStudio,果真循著林呈蓉的建議,開始積極地擁抱 AI 技術,這個網站最終又會變成什麼樣子呢?或許,那會是另一個值得認真想想的 "What If" 吧。
 
 
林呈蓉
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人文科學博士,專長為日本對外關係史、日治時期臺灣史。現為淡江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著有《皇民化社會的時代》、《見證乙未之役:一八九五年台灣社會的實態》等歷史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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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朱堯麟撰,吳翎君改寫,〈阿罩霧三少爺〉,收錄於吳翎君,《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臺北:五南,2004),頁 300;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頁 545;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2003),頁 305。
 
[2] 參見田健治郎作,吳文星等編著,「田健治郎日記/1922-09-29」,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上網日期:2023年10月5日,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田健治郎日記/1922-09-29。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民族運動史》也提到田健治郎當時候的談話,是「請願運動並乃是憲法所保障的民權,政府不便干涉,現在余只是用友誼勸告不要做這種無益之事而已,並無用官憲的權力去壓迫請願運動的意思。」按照這個說法,田健治郎似乎只是想在這個時間點上進行私底下的勸止,並沒有真的要透過這場會面將請願運動趕盡殺絕。參見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中:晨星,2000),冊上,頁 193。
 
[3] 同樣是《臺灣民族運動史》的記述,林獻堂給田健治郎的說法是:「主張最力、運動最熱心的是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和島內的青年智識份子,運動的停止與否並不是本人所能為力,貴總督若是希望停止該運動,請直接命令在東京的留學生。」顯然,林獻堂想要表達的是:請願運動的參與者們各自想要怎麼做,不在他們八個人可以負責的範圍之內。同樣參見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冊上,頁 193。
 
[4] 參見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辜顯榮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9),頁 357-362。電子版可參見「臺灣記憶」網站,網址:https://tm.ncl.edu.tw/article?u=008_001_0000565244。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文章裡面,辜顯榮同時也指出:殖民政府雖然讓臺灣人接受教育,但卻沒有開放更多的參政機會,請願運動於是成為各種「不滿不平」的宣洩管道。以上段落,參見同書頁 364-365。
 
[5] 翼賛議会是日本在二戰時期,對於由「大政翼贊會」取得絕對多數後的帝國議會的稱呼。在這一體制下,議會失去了制衡政府的原有功能,轉而成為一種配合政府與軍隊行動的合作勢力。
文章資訊
採訪編輯 陳韋聿
執行編輯 雷鎧亦
刊登日期 2023-10-24

文章分類 故事
收錄專題
What if...? 想像不一樣的臺灣史
如果……歷史真的能有如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