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啟蒙，各自表述：歷史上真的有「啟蒙運動」嗎？

1783 年 12 月，普魯士思想家策爾納（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 1753-1804）在《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上撰文拋出一個問題：「何謂啟蒙？」（“Was ist Aufklärung ?”）

策爾納的問題隨即引發一場激烈的論戰，普魯士文化界人士，如穆赫辛（Johann Carl Wilhelm Moehsen, 1722-1795）、孟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萊因霍爾德（Karl Reinhold, 1757-1823）及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 等，都紛紛為文討論。其中，我們最為熟悉的是康德對這個命題的回應，康德認為：
 

如果有人問：我們目前是否生活在一個業已啟蒙的時代（einem aufgeklärten Zeitalter〔an enlightened age〕）？答案將是否定的。但是，我們確實正處在啟蒙運動的時代（einem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an age of Enlightenment〕）。[1]

康德的這項宣言，歷來被當成是討論啟德並未對啟蒙的內容進行準確的定義。[2]根據學者的討論，「啟蒙運動」一詞的知識系譜，多少算得上是一部言語上時代錯置的歷史，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很多現今被認為是啟蒙哲士的思想家並沒有討論過「何謂啟蒙」這個問題，即便是繼之康德而起，在 1780 年代自覺地致力於“Was ist Aufklärung”辯論的德國思想家，也不是用現今「啟蒙運動」一詞的意義來構思這個課題。這些德國思想家通常只爭論相對具體的問題，比如政府當局是否應該取消對新聞自由的限制。過去那些我們熟悉被綰合在一起打造「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是否曾在「啟蒙運動」的定義上自我推進，這是值得懷疑的。

第二，“Aufklärung”最初意指德國文學史上約莫從 1720 年到 1785 年，即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1766） 到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的這段時期。這個詞彙爾後逐漸擴及其他國家，如法國和英國。到了 18 世紀，德語的 “Aufklärung”和法語的“les lumières”與“i lumi”這三個詞彙都可指稱「啟蒙運動」，然而直到 19 世紀中期，這在法國和德國的歷史中都是頗具爭議性的概念。傳統上將法國大革命與啟蒙運動掛勾在一起的想法，導致研究者若要深入探究啟蒙運動必定會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3]十九世紀末，“Aufklärung”及其英譯 “Enlightenment”出現了更廣泛的意涵，在德語裡指稱法國啟蒙哲士的精神。[4]

由此可見，我們可以說啟蒙運動是一種歷史學家的再建構。這種再建構是從 18 世紀的時代用法中取得合法性，而英譯“Enlightenment” 所構成的啟蒙運動研究，相較於“lumières”或“Aufklärung”所傳達的啟蒙運動更加廣泛，具有更明確的思想和政治形式。

研究者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建構了一個單數大寫的 “the Enlightenment” 之後，歷史學家此後更是自由地發展和擴展這個詞彙的含義。[5] 1966 年，流亡至美國的猶太裔歷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Gay, 1923-2015）出版了咸認為啟蒙運動研究里程碑的著作，[6]蓋伊認為啟蒙運動具備反教會和自由的特徵，是從古典主義和科學的世界主義中汲取靈感而生的思想運動。在蓋伊筆下，文藝復興可說是啟蒙運動的史前史時期。[7]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再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敘事邏輯是將「啟蒙運動」作為一個開啟西方現代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命題」（modernization thesis）。[8]
 

是啟蒙運動造成法國大革命嗎？

蓋伊的啟蒙運動史著作關注的焦點在於菁英層面的上層啟蒙，其著作雖有論及歐洲其他地區的實況，但焦點仍放在法國一地的啟蒙運動如何影響歐洲其他國度。蓋伊的著作是單一的啟蒙，專指法國的啟蒙運動。蓋伊所提出的「現代化命題」晚近已經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啟蒙運動」這項專有名詞，是後起的研究者便於進行歐洲史事的分期或分類所發明出來的措辭，就如同夏提葉（Roger Chartier, 1945-）所言，一般咸認是「啟蒙運動」導致了法國大革命，這是由於在時間的順序上「啟蒙運動」的出現早於法國大革命，啟蒙哲士的思想言論較之法國大革命的新興思想要早幾年出現。
  然而，夏提葉提醒我們，來自各方的閱聽人在閱讀這些啟蒙哲士的思想言論時，對於革命這個事件所展現出來的態度，有高度的差異甚至是矛盾之處。大部分的啟蒙哲士主張維持現狀，並非要進行一場革命。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和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的言論，與革命推翻政權無所關聯。百科全書派的學者所規劃的思想藍圖，並不存在一個美國或法國式的民主政體。法國大革命出現的那個當下及其餘波，才是真正民主現代性的創建時刻。[9]

因此，革命的思想和革命這項事件兩者是截然不同的產物。夏提葉主張法國大革命藉由這些啟蒙哲士成帙的書籍言論，來為自身的革命建立合法性的基礎，可以說是法國大革命「形塑」（shape）甚至「發明」（invent）了啟蒙運動。[10]

法國以外的啟蒙運動

1970 年代，啟蒙運動研究者的目光轉向地理空間的向度。義大利史家凡圖里（Franco Venturi, 1914-1994）將「法式」的啟蒙運動拉回其家鄉進行探討，引領了這一波國族轉向的風潮。[11]英年早逝的英國史家波特（Roy Porter, 1946-2002）則告訴我們，打破以法國為中心的啟蒙運動研究，將啟蒙運動置放於不同的國族脈絡中予以檢視，這樣的研究取徑才能脫離法國中心式和蓋伊式的啟蒙運動史。啟蒙運動不是非得要如同法式啟蒙一般，擁有革命、顛覆性的運動性質，在其他國族脈絡中的啟蒙哲士，對於創建秩序的渴求要比法國的啟蒙哲士更為深刻。

以波特自己的著作為例，他所研究的英國啟蒙運動就不是以推翻舊秩序和建立自由的世界為要務，英式的啟蒙不是以激進為特質，關注的重心也從政治的面向轉向道德。[12]波特的研究等於把啟蒙運動置於國族的脈絡底下，成為複數的啟蒙運動。[13]威瑟斯（Charles Withers, 1954-）則將空間視角從國族往地理區域轉移，不再強調啟蒙運動的國族特徵，而措意於啟蒙運動如何置放在地理學的脈絡中， 以及地理學這項出現於 18 世紀的科學，又如何與自然和世界產生連結。[14]
 
倘若我們把視角從各色國族脈絡往全球史的脈絡推進，檢視啟蒙運動的全球史意涵，則能進一步地反思啟蒙運動的歐洲中心論，重新考慮這個由歐洲創發的概念，如何輸出到世界的其他國度。由這個角度出發，啟蒙運動是概念交換和交織的歷史、是翻譯和引用的歷史，以及共同生產知識的歷史。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啟蒙運動的時間和空間向度。作為概念的啟蒙運動大部分是由位居地方（local）的歷史行動者加以形塑，而非是由歐洲原生脈絡的文本摶成的概念。作為概念的啟蒙運動讓地方的歷史行動者開始進行全球式的思考方式，並將自身處境置放於世界的位階。[15]亦即，我們要去探討啟蒙運動與全球和世界的創造之間的關係。[16]
 

平民百姓也能參與「啟蒙」？

跨越國族的疆「界」之餘，研究者也追索啟蒙運動的社會框架。對於啟蒙運動社會層面的探討，蓋伊已經著手進行。美國史家丹屯（Robert Darnton, 1939-）則採取一種更趨向於社會史的取徑，丹屯追求的是一個更為激進的啟蒙運動的社會史。他認為啟蒙運動並非僅有啟蒙哲士及其生活圈的「上層啟蒙」（high Enlightenment），更有下層的文學新聞生活。出版商的地下世界以及不那麼出名、在街頭流浪的作者，他們的書籍和小冊子的銷售量，遠邁於最著名的啟蒙哲士的作品。[17]

丹屯的作品引出一個另類的啟蒙運動，也就是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18]布朗（Michael Brown）討論愛爾蘭啟蒙運動的專著則談到，愛爾蘭啟蒙運動在時間先後上呈現出三種啟蒙運動的特質：宗教的啟蒙運動、社會的啟蒙運動和政治的啟蒙運動。這三種不同類型的啟蒙運動組成了愛爾蘭啟蒙運動的樣貌，每種類型都指向了特定的啟蒙思維模式。愛爾蘭啟蒙運動的三大要素：經驗主義、理性主義和自由思想，分別在愛爾蘭的宗教、社會和政治領域發展，最後則告終於  1798 年失敗的政治革命。[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