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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f】是歷史,還是虛構?架空歷史與反事實思考

編輯部 2023-10-24
後冷戰時代,人們不再有可以依循的準則,也不再相信有一個「注定的未來」,而曾經依循著進步史觀的歷史,也就隨著人們對未來的想像,迸發出無限種可能。

1969 年 6 月 26 日,人類首次登上月球的那一夜。
 
從英國伊莉莎白女王,到鄉村酒吧裡的平民百姓,全世界所有人不分貧富貴賤,都圍坐在電視機前,觀看登月艙的最新消息。他們的眼中飄忽著驚訝、感動或是惶恐,誰也不能預料這一切意味著什麼,但可以確定的是,人類的未來將從此改變。
 
偌大的 NASA 控制中心裡,研究員們面色凝重,有些人的身軀微微發抖。來自白宮的電話氣急敗壞地打來,然而誰也沒有心思去應付。他們盯著橫跨整面牆的大螢幕,等待著某個足以決定美國命運的時刻。
 
終於,登月艙繞過月球暗面,得以緩緩降落。一道階梯落下,那位注定要名留青史的太空人走了出來。他看向鏡頭,以俄語對地球人發表談話:
 

我為了我的國家、人民、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踏出這一步。這是我的一小步,卻是帶領人類遨遊的一大步……。

是的,這一天,蘇聯實現了載人登月。
 

向過去許願:架空歷史的誕生

當然,上面這段情景從未在現實中成真,而是影集《太空使命》(For All Mankind)的開場橋段。在這部劇中,編劇設想了一個虛構的場景:如果不是美國,而是蘇聯捷足先登、踏上月球,導致太空競賽從未終結,冷戰會變成什麼樣子?
 
像《太空使命》這樣的作品,在文學類別中被歸納為「架空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簡單地說,這些故事往往從一個「如果」(What If)開頭的命題出發(如果納粹贏得二戰、如果十三殖民地不曾獨立……),並展現出這種變化能造成多麼天翻地覆的後果。
 
舉凡小說、戲劇、電子遊戲,「架空歷史」創作已經以各種形式,在近幾十年間進入娛樂媒體的目光中。比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影集《高堡奇人》,就描繪了一個由軸心國贏得二戰,稱霸全球的時間線;遊戲 Mod《Kaiserreich》則假設德意志帝國打贏了一戰,但毫無國際戰略思維的德意志官僚,即將把全世界弄得一團糟。
 

亞馬遜劇集《高堡奇人》劇照。(Source: ivva / CC BY-SA 2.0 DEED)

然而,在種種目眩神迷的假設背後,為何大眾會想問「What If」?這類悖離現實的作品,如何變成了流行文化中的重要一環,又有著什麼樣的意義?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回到「架空歷史」誕生的那一刻。
 
1490 年的西班牙小說《騎士蒂朗》(Tirant lo Blanch),便想像了一位法國騎士前往君士坦丁堡,協助拜占庭人擊敗鄂圖曼土耳其(而非反過來)。此時距離君士坦丁堡淪陷仍不到五十年,天主教世界對此仍記憶猶新,而歐洲人對於東羅馬帝國覆滅的遺憾,以及土耳其人入侵的焦慮,便在《騎士蒂朗》中展露無遺。
 
真正意義上的架空歷史,則可以追溯到 1836 年,法國人路易.若福瓦(Louis Geoffroy)出版的另一本架空歷史小說:《拿破崙與世界征服》。書中劇情基本寫在標題上──拿破崙沒有因遠征俄羅斯而挫敗,而是,字面意義上的,征服世界。[1]本書出現的 1830 年代,反法戰爭的殘酷已逐漸被遺忘,波旁復辟與奧爾良王朝的失敗統治,使法國再度懷念起拿破崙的豐功偉績。而《拿破崙與世界征服》便迎合了社會上的波拿巴黨人呼聲,恰逢其時地提醒了法國人,他們到底錯失了怎樣的榮耀。
 
上述的兩本書,都是小說家對著過去許願的經典案例,架空歷史反映的是當代作家的情感需求:人們苦於歷史造成的困境,寄希望於虛擬的創作。
 
話雖如此,架空歷史倒不見得只有作家的一廂情願,有時,它們反而描寫了另一個更加殘酷的世界。比如前述的《高堡奇人》,便是架空歷史類的經典。

 

《高堡奇人》的虛與實

在《高堡奇人》的世界裡,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分別控制著半個地球,兩國不可避免地開始冷戰;華盛頓慘遭核彈轟炸、半個俄羅斯成為廢土、地中海被排乾成平地、猶太人幾乎已成為歷史名詞。最糟糕的是,這個末日世界居然還發展得欣欣向榮,德意志的科技即將殖民外太空,完全看不見崩潰的可能。
 
《高堡奇人》的誕生其來有自。1960 年代,隨著柏林危機爆發、西德新納粹勢力崛起以及黨衛軍軍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有關納粹的記憶再度回歸英美國家的視野,架空歷史──特別是想像納粹贏得二戰的故事──也隨之流行。
 

1961 年,納粹黨衛軍軍官阿道夫‧艾希曼被捕受審。這場審判引發世界注目,哲學家漢娜.鄂蘭以其為例子提出「平庸的邪惡」概念,意指當人們放棄道德判斷,選擇服從權威時,任何平凡人都可能做出最極端的惡行。(Source: wikimedia / 公有領域)

這些與納粹相關的創作,並非為了激勵美國人對抗法西斯,反而是種勝利的寓言──故事中的世界越悲慘、納粹的罪行越殘酷,就越能證明美國當年參與二戰的正義角色。而在冷戰對抗達到巔峰的 1960 年代,述說美國消滅邪惡的光榮事蹟,也能強化塑造國家認同、以及對抗另一股惡勢力──共產集團的正當性。[2]《高堡奇人》便將軸心國勝利歸咎於美國的孤立主義作祟:劇情中的小羅斯福遭到暗殺,繼任者拒絕加入同盟國,直到德軍、日軍打上門來,局勢已無可挽回。
 
不過,一直要到後冷戰時代,架空歷史才真正走入大眾的視野。
 
當冷戰終結後,西方社會預想中自由、富足的烏托邦從未出現,取而代之的卻是全球暖化、恐怖主義、貧富差距等巨大威脅。同時,後現代思潮更否決了過去的一切意識形態。於是你可以想像,當時的人們有多麼的焦慮且迷失,他們不再有可以依循的準則,也不再相信有一個「注定的未來」,而曾經依循著進步史觀的歷史,也就隨著人們對未來的想像,迸發出無限種可能。
 
除此之外,科技也推了架空歷史一把:網路世界模糊了虛擬與現實的邊界,也提供無數愛好者討論與創造的平臺;戰略模擬遊戲更把歷史放上了解剖臺,讓我們一次次重演過去,試著模擬出不同的結果。就這樣,架空歷史乘著資訊時代的風口浪尖,在當代迎來了最盛大的爆發期。
 
可惜,就在架空歷史蓬勃發展的時刻,最重要的一群人卻選擇了冷眼旁觀。他們的名字,叫做歷史學家。
 

歷史學能容許反事實嗎?

但凡就讀歷史系的大學生,應該都聽過卡爾(E.H. Carr)的鼎鼎大名,或在「史學導論」課堂上讀過他那本教科書級別的《何謂歷史》。在這本鉅著中,卡爾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對於架空歷史、或者說反事實想像的輕蔑:
 

吾人也總是能以歷史上本應成而未成的事情玩玩室內遊戲……
這是一種純粹情感性,非歷史性的反動。[3]

卡爾口中的室內遊戲,指的是歷史學家,或歷史愛好者們經常做的思想挑戰:「反事實歷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

「反事實歷史」不像「架空歷史」需要創作一個虛構的世界,而是認真推測某個不曾發生的變化,會對歷史造成甚麼結果。這種思考遊戲的根源相當久遠,例如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與羅馬史學家李維,便分別思考過「如果希臘聯軍輸掉溫泉關戰役」以及「如果亞歷山大大帝征服義大利」,他們筆下的歷史會變成甚麼樣子?
 

李維(59 BC – AD 17)所撰寫的《羅馬史》,是研究古典時期的重要著作。(Source: wikimedia / 公有領域)

回頭來看,卡爾的挖苦多少有些抱怨的意味[4],但他不是唯一抗拒「反事實歷史」的人。綜觀整個西方史學界,拒絕「反事實」的職業歷史學者比比皆是,而且他們的理由似乎相當充分──畢竟,如果歷史學的目的是「求真」,歷史學家就該站在現實的基礎上,研究那些真正發生過的事。放著正常研究不幹,跑去推演虛構的、與事實相反的天馬行空,怎麼看都十足不務正業,也難登學術的大雅之堂。
 
於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反事實歷史」始終是小說家、記者與雜誌編輯的天下。你可以預料這會造成多麼強烈的惡性循環:普羅大眾越是發揮想像力,史家就越是不屑一顧,這就讓創作者更加肆無忌憚,異想天開,而「架空歷史」與「反事實歷史」的界線也越來越模糊。
 
1931 年出版的短篇集《假如事情並沒這樣發生》(If It Had Happened Otherwise)就是這樣的例子。這本書集結十多位小說家與記者,撰寫了數個假想場景,其中一篇甚至由溫斯頓.邱吉爾撰成──他假設南軍在美國內戰中勝出,大英帝國得以介入、重新統治北美洲,最終阻止了兩次大戰。
 

逆轉南北戰爭的結局,也是架空歷史常見的主題,且通常與當代的社會問題(黑人歧視、南北差距等)息息相關。圖為小說《把銀禧帶來》(Bring the Jubilee)的封面,其想像美利堅聯盟國在內戰中獲勝,劇情中也帶有時空穿越的元素。(Source: John Keogh / CC BY-NC 2.0 DEED)

發展到最後,「反事實」或「架空歷史」已經一隻腳踏進科幻領域,甚至讓穿越劇大行其道(這可不是中國網路小說的專利)。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是馬克吐溫的《康州美國佬大鬧亞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啟發了無數科幻小說家。謝囉,馬克吐溫。
 
不過,仍然有史學家樂於「不務正業」。除了前述李維與修昔底德之外,寫下《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也推想過,如果鐵鎚查理沒能打敗阿拉伯人[5],導致伊斯蘭勢力長驅直入法國:
 

勝利的行軍路線從直布羅陀巨巖延伸至盧瓦爾河岸,增加了 1000 多英哩……阿拉伯人的艦隊可能不經海戰就能駛入泰晤士河口。果真如此的話,也許現在牛津大學的教學內容就是《古蘭經》,也許還要在講壇上向行過割禮的學生們講解穆罕默德啟示的神聖性與真理性。[6]

距離我們比較近的例子,則有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編著的《虛擬的歷史》(Virtual History)。在弗格森看來,理解過去的人如何想像未來,是了解歷史的重要前提。他提醒道:
 

我們常說,過去曾經也是未來;就未來而言,過去的人們不比我們知道得更多。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去思考未來可能怎樣、合理的結果應該怎樣。……要理解過去的真實面目,我們就需要了解那些並沒發生,但對當時的人來說有可能發生的那些事件。[7]

《虛擬的歷史》引起了廣大迴響,但招來的反駁也同樣強烈。英國史家理查‧伊凡斯(Richard J. Evans,著有《為史學辯護》,另一本讓歷史系大學生頭痛的名著)就專門出書,質疑反事實歷史的必要性。
 
在伊凡斯眼中,認識過去的人在想甚麼當然重要,但要理解歷史,壓根犯不著推測那些無中生有的事:「到頭來,歷史學仍應該是門理解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詮釋過去的學問。」至於那些堅守反事實陣地的歷史學家呢?伊凡斯痛斥,包括弗格森在內,他們只是藉由反事實研究,掩飾自己對歷史的一廂情願。套句他的話來說:
 

這些人口中的『如果』(What If),還不如說是『但願』(If Only)。

嗯,看來歷史學家要達成共識,還有很漫長的一條路要走。

 

結語

伊凡斯或許沒想到的是,當歷史學家們還在唇槍舌戰時,在大學學院的另一個角落,社會科學早早就接納了反事實推論。
 
在過去幾十年裡,反事實推論已經發展為成熟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基本概念是,如果我們認為某種原因(A)造成了結果(B),那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沒有原因(A)」的統計模型,來證明因果關係成立。[8]舉凡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這套辦法在所有社會科學的領域都可見到利用。
 

本是探討「虛構」的想法,最後竟成為通往真相的不二法門,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在《高堡奇人》的故事裡,「虛構」與「真實」的界線也同樣模糊不清。書中描寫了一本禁書小說《沉重的螞蚱》,講述同盟國贏得戰爭的另一個時空──無庸置疑的,那幾乎就是我們所身處的現實的縮影(儘管有些地方不盡相同)。

書中寫作《沉重的螞蚱》的角色阿本德森,實際上完全是靠易經卜卦來決定劇情走向。當阿本德森透過卜卦發現,自己所在的世界居然是一場虛幻,而筆下的小說情節居然更接近現實,他出離地憤怒且不可思議:「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寫的東西全都是真實的?德國和日本戰敗了?」
 
有趣的是,《高堡奇人》的作者菲利普.迪克也宣稱,自己寫書時也依靠易經來確定劇情發展。這種對照關係不免讓我們疑惑,迪克會不會是在暗示,在某個軸心國勝利的世界裡,我們才是虛擬的創作;又或者那個可怕的平行時空,其實與我們的距離不可思議地接近?
 
也許,在我們想像的“What If ”中,就潛藏著另一種真實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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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E. H. Carr著,江政寬譯,《何謂歷史》(臺北:五南,2013)
  2. Niall Ferguson著,顏箏譯,《虛擬的歷史》(北京:中信,2015)
  3. Phillip Dick著,李廣榮譯,《高堡奇人》(南京:譯林,2022)
  4. Evans, Richard J. Altered Pasts: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y.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Evans, Richard J. Telling it Like it Wasn't. Historically Speaking 5, no. 4 (2004): 11-14.
  6. Rosenfeld, Gavriel. Why Do We Ask ‘What If?’ Reflections on the Function of Alternate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1”, no. 4 (2002): 90-103.
 
 
[1] 若福瓦是拿破崙麾下軍官的遺孤,或許也是其創作本書的原因之一。
 
[2] 然而弔詭的地方在於,一旦人們不再擁護國家認同,架空歷史創作的功能也將從提振士氣轉變為自我批判。1970 年代,經歷了越戰、民權運動、水門事件等動盪,美國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國家衰弱感,小說家筆下的納粹情境也變得更加無害,甚至反過來擁戴孤立主義政策,或加入更多幽默元素。詳細討論可參見Rosenfeld, Gavriel. Why Do We Ask ‘What If?’ Reflections on the Function of Alternate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1”, no. 4 (2002) ,頁 94-98。
 
[3] E. H. Carr 著,江政寬譯,《何謂歷史》(臺北:五南,2013),頁202-203。
 
[4] 卡爾的專業是蘇聯研究,其以一絲不苟的態度介紹俄國革命的起源,然而卻因此遭到反共批評家攻擊,指責他「未能考察所有(蘇聯不曾誕生)的歷史可能性」。他對此無奈抱怨:「當代史讓人勞心費神之處就在於,人們記得還有各種選項的時刻……對歷史學家來說,既成的事實已沒有任何選項。」E. H. Carr 著,江政寬譯,《何謂歷史》,頁 203。
 
[5] 即 732 年的圖爾戰役,於是役中,法蘭克人宮相查理‧馬特遠征庇里牛斯山,擊退入侵的阿拉伯軍隊,被認為從此遏止了伊斯蘭教在西歐的擴張。
 
[6] Niall Ferguson著,顏箏譯,《虛擬的歷史》(北京:中信,2015),頁4。
 
[7] 有趣的是,在弗格森看來,史家之所以討厭反事實,也肇因於一種根深柢固的傳統:歷史決定論。

決定論認為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先前條件的必然後果。歷史可以用因果關係緊密串聯,且任何一件發生過的事,都必然且註定會發生,不存在其他可能。更進一步地,過去某些史家還認為,歷史被賦予了某種終極目標或宿命:比如基督教神學相信歷史是上帝的意志,且將通往審判日;馬克思透過唯物辯證法,證明共產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兩種理論都堅持歷史存在注定的方向,而反事實假設要嘛不可能發生,又或者無關大局。

法國年鑑派則未被弗格森視為決定論者,但其對於「長時段的歷史」、以及微觀史探究的重視,也使其自絕於(多為探討政治事件的)反事實歷史的領域。詳細論述可參考 Niall Ferguson 著,顏箏譯,《虛擬的歷史》,頁 80。
 
[8]這篇研究來舉例,如果研究者想要研究美國為什麼沒有工黨,並且假設羅斯福新政籠絡工人的政策是重要關鍵,那他便可建立「沒有新政」的反事實模型(在這則研究中,作者借助的是加拿大的案例),並觀察兩者的變化與差異。
文章資訊
作者 編輯部
刊登日期 2023-10-24

文章分類 故事
標籤 文學 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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