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發明家探索所有控制燃燒的結果時，另一股基礎力量也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一位英國物理學家稱其為「電」。法國科學家夏爾．庫侖（Charles Coulomb）想出測量這股力量的方法。美國發明家班傑明．富蘭克林則證實不管電是什麼，電會流動。發明家開始尋找可以運用這股力量的東西，結果你瞧，他們發現流進銅線一端的電會在另一端產生顫動。1816 年，弗朗西斯．羅納茲（Francis Ronalds）將這類電的脈衝送進八英里長的線。1837 年，美國發明家薩繆爾．摩斯（Samuel Morse）使用電力來驅動會在遠處發出敲擊聲的裝置，還發展出一套可以將這類敲擊翻譯成文字的密碼。現在小發明有了實際用途：它能傳送訊息。
摩斯並不是突然靈光一閃才發明了電報，大部分的發明都經過層層改良。在一八○○年代早期，許多人靠改良其他人的東西，發明出由電力驅動的小裝置。摩斯被譽為電報發明家，只是因為他的改良跨越某些新奇事物的關鍵門檻，並以毫釐之差贏了其他人。
然而，一旦電報問世，企業家就開始搶著販賣這機器的各種功能，這才是導致差異的關鍵。在混亂中出現了一家鉅富公司，西聯匯款（Western Union），它的存在使無數發明家思索和電報相關的小發明，因為如果他們做出什麼好東西，西聯匯款可能會砸錢買下專利權。
電報的發明使得電話成為可能，因此許多準發明家忙著想出將人聲透過電線傳送的方法。這項發明里程碑被歸功於亞歷山大．貝爾（Alexander Bell），但他也只是在許多跑者中奪冠的贏家。一位西聯匯款雇員實際上較早想出類似發明，但公司的負責人並不認為它有賣點：他們認為電話只能設置在電報站裡。在電報站之間傳遞的聲音訊息會被寫下來，然後信差會將紙條交給接收人。那看起來對老式好用的摩斯密碼不算太大改良。
若電話線網絡連接的人數不多，則電話無法成為一種產品。畢竟如果沒人可打，那幹嘛買電話？另一方面，如果沒人有電話，誰會花錢安裝電話線網絡，在家戶間互相連接？這類系統如何產生？這裡的癥結點與生意有關，而非和科技相關。貝爾解決了這道難題：他設立了可提供訂閱服務的電信交換機，會員可以打給電話線網絡內的任何人，但無法打給網絡外的人。但誰會只為了另外 21 人而買個昂貴機器？剛開始的訂閱人數就是這麼少。
貝爾於是提出應對策略：把電話租出去，而不是賣出去。很快地，透過會員制度訂閱的電信交換機在美洲和歐洲全境內紛紛設立，而一旦它們開始存在，連接各種交換機的巨大網絡在商業上就變得誘人且可行。有電話的人現在也可以打給訂閱其他電話線網絡的人了。每個電話系統都有電話交換臺──這就催生了一種以前從未存在過的職業：接線生。
你不妨停下來想想這股推動發明大爆炸的力量，想想這些實業家、公司和有限公司的旺盛精力，以及象牙塔裡的知識分子以理性和科學解開物理宇宙之謎。擴張的歷史在此賦予發明萬般榮耀，推動不斷追求嶄新和更好事物的進步敘事。這些因素的共同點是什麼？它們都是在這個歷史時刻上，西歐社會的共同特色。在這樣的世界裡，發明大爆炸注定會發生。影響深遠的發明足以啟動巨大的社會變革，但漸進式的改良也能造成同樣效果。
小科技發明會掀起漣漪效應，改變了將生命編織在一起的敘事。就舉轉輪印刷機為例，它個功能在 1830 年變得更加完善，而這只是古騰堡平臺印刷機（當時仍在使用）的改良款。平臺印刷機一小時大概可印 125 張紙，輪轉印刷機可印 18000 張。剛開始這個改良似乎相當無用。誰會買這麼多印刷品？當時流通最廣的美國期刊也只有 4300 位訂戶。
儘管如此，某種印刷產品的大眾市場其實是存在的，只是未曾受到重視。美國充斥著渴望練習閱讀英文和想知道家鄉新聞的移民。訂閱制、須預付一年費用的現存期刊對一般勞工而言太過昂貴。商業天才只消看一眼新科技和勞動大眾，就可看到機會。1833 年，班傑明．戴伊（Benjamin Day）推出《紐約太陽報》（New York Sun），那是大量生產的日報，一份只賣一分錢，幾乎誰都買得起。很快地，戴伊一天就賣出 15000 份報紙，投資獲利豐厚，很快就回本。
其他人眼見他賺錢，也紛紛加入這個行列。到處都是只賣一分錢的報紙。這類報紙的讀者過著艱辛的生活，他們不是有閒的知識分子階級，因此出版商以謀殺、火災、自殺和其他聳動事件的新聞填滿版面。即便如此，早期報紙仍舊面臨「新聞」短缺。謀殺、火災和自殺案就是不夠多！一份《紐奧良週報》的出版商有次抱怨，並不是每週都有值得報導的新聞。為了填充版面，出版商於是雇請人們出去找新聞，他們派雇員去碼頭採訪剛從歐洲抵達的乘客。因此另一種新職業誕生了，那就是新聞記者。
電報意味著人們當天就能得知遠方發生的事件。一旦海底電報線越過大西洋，從歐洲來的事件也都能當作「新」聞。但跨大西洋電報傳訊很貴，沒有單一報社供得起定期收發電報。因此，在 1848 年，六家報社聯合起來分攤「電報」新聞的費用。這個合夥行動演變成一家獨立企業，就是美聯社，也是第一家通訊社。這類企業接收記者送來的電報，然後將訊息賣給所有買家，新聞本身因此變為商品。各家通訊社為了賺錢，自然會想將消息賣給盡可能多的報社。誰賣最多新聞，誰就贏得這場商業競爭。但不同的報紙有不同傾向、品味、意圖、議題、利益和興趣。與習慣大量印刷單張廣告和宣傳小冊的共和黨員、一無所知政治運動黨員（Know-Nothings）、憲政聯邦黨員、自由工地黨員（Free Soilers）和隨便吹牛的人相比， 還有什麼樣的訊息能夠成功引起眾人的興趣呢？
答案就是「事實」。商業考量迫使通訊社認識到，每條新聞都有事實作為核心，而這和對該事件的評論意見是兩回事。事實核心回答下列問題：何人、何事、何地、何時和為什麼。這就是可以賣給每個人的東西。一旦事實變成商品，新聞就能用其正確和客觀作為賣點。你可以說輪轉印刷機創造了客觀新聞的概念。「客觀新聞」，使我們現在得以進入相互通訊、敘事和語言的領域，但也是稍後的網際網路所摧毀的概念。
科技和語言永遠糾纏在一起。輪轉印刷機幫助催生了客觀新聞的概念，但若缺乏西方敘事的其他獨特層面，它就無法造成如此深遠的影響。工具總是內嵌在某些世界觀裡，兩者的組合是形塑歷史事件的動力。
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機器
當機器滲入社會領域後，它們便從內外都改變了人類生活。比如說，一旦人類駕馭了引擎，並將它導向生產力，工廠就會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機器在這種生產模式中扮演中心角色，人們只是拉動讓機器運作的槓桿。為了提高效率，人們得根據機器調整自己生活的模式和節奏。
工業工廠系統的痕跡最早見於種植園。在那之前，當農夫仔細規劃如何利用土地時，他們會衡量各種考量，包括符合生活方式、遵循習俗和宗教敘事，還有其他與個人身分認同相關的因子。
然而，種植園有單一的預設目標：比如產糖、菸草或棉花。為了完成這一目標，這類勞動需要工人們像機器零件般運作，每個人都有其確定的功能。而操作的關鍵核心分解成數個步驟，每個部分都有必須執行的特定功能。簡而言之，種植園的勞工不僅是奴隸、農奴或佃農，他們還是零件。
在種植園，這些零件和其功能原本大致保持一定的開放性。即便是相同的勞動單位（又稱「人」，或更古雅的「人類」）也許會先挖畦溝，然後再摘採棉花。然而一旦讓機械邏輯（亦即大量製造貨品的生產概念）接手，也就是一旦種植園系統被轉譯成工業工廠系統，則勞動單位是否「符合效率」便成為更明確的前提，就像精心打造任何機器時的正常流程。儘管人類是擁有各種主張、情感、目標和欲望的生理和社會單位，但每位勞工在參與製造的過程中都變成像是機器般的零件。勞工大部分的生理系統則與他在工廠內的功能不相干，同時也就和機械一樣，每個零件的價值能以數學估算：如計時工資，或在某些案例裡的薪水。
若沒有機械鐘，工廠會難以運作，甚至不可能運作。因為勞工會在各種不同時間上工，行動無法獲得協調。在前工業時期，人們會在中飯前自然而然地停止工作，或在肚子餓到某種生理定點時，或當太陽抵達一天中的某個熟悉位置時收工。勞動大眾通常會已經在家，或為吃這頓中飯而回到家，而那頓飯的準備則配合源於社會習俗的勞動分化，且習俗最終衍生自生理因素：負責煮飯的家庭成員是那些照顧家的人，傳統上是女人，因為她們不論從事什麼，照顧孩子總被認為是她們的主要職責之一。
一旦工廠登場，所有零件就得在相同時刻開始工作，在相同時間停止，在相同地點吃飯，並在相同時間回去工作。工廠工人不能回家吃飯，因為那太沒有效率。如果回家吃飯， 人們會零零散散地返工，這可會使整個操作陷入停頓。如果零件沒有完美同步，機器就不能運作。因此，為機械化工業製造工作的人，他的生理個體得服從機械的邏輯。
工廠工作一般要求人們以「班」來工作：日班、小夜班、大夜班──這些時間單位並不存在於機械時代以前，但在工業化社會裡，它們對工人卻再真實不過。如果你從事夜班的時間夠久，你的生理時鐘會依照班表要求而重新調整，這點我能親自作證。
循著相同的邏輯推演，在有噴射機前，我們這個物種並不知道時差這個現象：沒有任何人類在宇宙歷史中曾有過此一經驗。所有動物都有內建生理機制，規範如睡覺和飢餓等功能，人類也不例外。我們有管控睡眠和清醒時間的生理時鐘，這些是由宇宙天文現象的日夜進程所設定的。在機械崛起前，人們生理上和自然環境的各種特色同步，而這些特色會隨地點而改變──在熱帶，日夜差不多全年等長；但在遙遠的北方或南方，日夜跟著季節有極端變化。
電力將人類從這類生理循環中解放出來，也將人類從當下環境中解放出來，進而使人類能配合其效勞之機械的節奏和需求。人們能住在任何地點，能在那些地點做任何事，最後只會受限於他們針對各類環境的溫濕度所擁有的改善機制。杜拜從來不會變冷，在夏天往往熱到華氏 110 度，但它卻是常年的滑雪勝地。南極洲太寒冷，人類難以居住，但現在每年都有超過 44000 人到訪，大部分是觀光客。
機械甚至改變了我們身體對時間流逝的生理感受。科學家告訴我們，我們沒有能夠感受時間的生理器官，不像眼睛能感受光，或耳朵能注記聲波。我們的內在時間感受大致是以大腦裡由神經傳導的化學作用而定。如果外界環境以大量刺激不斷轟炸我們的感官，大腦的化學作用就會自我調整；如果進來的訊號混亂、重複或不可預測，那也一定會有影響。在理想的狀況下是如此，畢竟，我們必須隨時準備應付任何感官攻擊。在某些脈絡中，那可能意味著我們得隨時準備在老虎從叢林中跳出來時奔逃，或在另一個例子裡，我們得在看管機械的無止境單調中保持清醒，因為萬一一個不小心，可是會被夾斷一條手臂。
由於環境變得愈來愈機械化，我們內部的神經時鐘無疑適應了機械的步調和節奏，而適應了機械化和非機械化環境的人之間的互動，則會在某種層度上變得脫離生理聯繫。機械的興起不單改變我們對時間或快或慢的感受，它也改變我們對當地或宇宙的時間感受。當教堂興建了鐘塔，每到晚禱時分，以機械鐘調節的鐘聲就會響起，為鐘聲傳播距離裡的人創造出共享的公眾時間。
但人們後來發現，那還只是開始而已。當鐵路滲透社會生活，公眾時間隨之大幅度擴展，因為火車要運作，紐約市的時間必須與亞利桑那的比斯比（Bisbee），或華盛頓的瓦拉瓦拉（Walla Walla）的時間完全相同。因此，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從未在相同時刻對相同物理刺激做出回應的陌生人，卻能居住在確切相同的時間框架裡，而且他們還知曉此事。這種公眾時間甚至取得一個非正式名稱，人們叫它「標準時間」（Railway time）。
面對地球村理想幻滅與衝突動盪的今日世界，我們更需要理解不同世界觀在歷史上是如何產生衝突與連結。
《被發明的昨日》悠遊上下五萬年的人類歷史，從伊斯蘭、游牧、印度、中國、非洲、西歐與美洲等諸多文明中爬梳千絲萬縷的故事，帶領讀者認識各個文化是如何「發明」自己的過去，以及這些世界觀怎樣共同改變了我們所知的世界。本書揚棄單一中心論，承認人類不同文化之間存在重大差異，異中求同地將各種敘事編織交融。既分析各種敘事興衰的原因，也重建一套看待世界歷史的宏觀方式。
繼廣受好評的《中斷的天命》後，塔米．安薩里再度帶來饒富洞見、淺顯易懂的生動文字，帶領讀者連結世界歷史上中斷的敘事，也連結人類未來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