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山木材真的都運去日本建神社了嗎？──臺灣歷史中被遺漏的環節

楔子

去年 1 月，我受朋友邀約到嘉義鹿草鄉訪問她的阿公──陳金龍先生。

她阿公高齡 96 歲（1922 年生），是位木工師傅，在 1940 年代跟著師傅學習，出師後自己開了一間家具店。爾後，阿公時常到嘉義火車站購買從阿里山運下來的木材來製作家具，銷路都挺好的，並在有盈餘之下，買了一臺在當時象徵貴族的腳踏車。腳踏車不僅成為阿公的代步工具，也是阿公的把妹神器，當時他為了追女生甚至追到南投去。

說起1940 年代的嘉義，早因為 1910 年代阿里山事業的興起，蛻變成重要的一級木材都市。也因此，嘉義街上出現了許多木材工廠，以及許多木工師傅，陳金龍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阿公的這段往事，讓我想起一直以來在網路上流傳的阿里山故事。

若google 有關阿里山的歷史，總是會出現許多文章的內容直指「日本人將阿里山的檜木運去日本建神社」，最後總結出「日本濫伐臺灣森林」的普遍印象，並且直接帶入日本是因為砍太多樹所以畏懼樹靈，故而豎立「樹靈塔」的情節。諸如此類的故事只要打開電視或者參加阿里山旅遊團，幾乎都能耳聞。

然而，這樣的說法卻有很多疑點，假使日本人都把檜木運去建神社，那麼到底是要蓋多少神社才會用到整座山的木材？（難道要蓋滿整個日本嗎？）若是樹林已被大量濫伐，那為何在戰後，阿里山仍然有森林資源可使用？又為何阿公還可以從嘉義木材市場買到檜木，並且繼續打造各式家具？

實際上，日本人把阿里山木材運回日本蓋神社的故事，不只是人民間口耳相傳而已，就連總督府都將它視為是治理臺灣的政績並廣為宣傳。臺灣歷史博物館復刻出版的《南進台灣》中，介紹阿里山的木材為「光榮肩負著桃山御陵、橿原神宮、箱崎八幡宮、明治神宮等營造的用材」。

不過，不能就因此認定阿里山木材全被用來建造神社，畢竟該片是台灣總督府為了宣傳統治 40 年政績所拍攝，加上在當時皇民化運動的背景下，為了與日本本土作連結，勢必選擇性地介紹各地戮力經營的建設成果。因此，現今口耳相傳的故事和這部片的宣傳內容不能全然混為一談，必須置於當時的時代脈絡下觀察。

無論是哪個時代的說法，都會因不同的目的，而選擇相應的題材進行論述，那麼究竟阿里山的木材都運去哪了呢？是不是真的都用來蓋神社了？我們唯有回到歷史現場，分析阿里山木材的砍伐及銷售情況，才能從那些遺漏的環節中得到解答。

基礎建設的需求

在日本時代以前，臺灣建屋的木材主要都來自福建的杉木，又稱「福州杉」。當時臺灣透過渡口貿易，進口了很多福州杉，甚至帶動了福建的森林砍伐。日本人統治臺灣後，由於展開一系列的基礎建設（包括鐵路、港口、電信和官廳等等），故而需要更大量的木材。

一開始，日本人尚未發現阿里山的林木資源，於是他們只能依從原有的習慣，從日本輸入日本木材。結果，當時臺灣的木材市場，便形成以日本人使用的日本材與臺灣人使用的福州杉為主。

不過一直進口木材，對於初期缺錢又急著建設的臺灣總督府來說，不但浪費錢也浪費時間。適逢自 1896 年起，臺灣總督府便開始調查臺灣的森林資源。短短幾年的調查內，他們發現了一個又一個蘊藏豐富資源的森林，而其中最令臺灣總督府振奮的，便是這塊擁有豐富木材資源的寶地──阿里山。

然而，開發阿里山所需的經費也不少，當時的總督府並無多餘的經費，因此一開始先委託私人企業開發，但開發森林所需的龐大資金最終使企業家們接連放棄。直到總督府財政逐漸穩定後，才由政府統一接管阿里山事業。在總督府戮力經營的幾年內，阿里山收穫的木材資源逐年增加，1912 年 43.68 町的砍伐面積，到 1925 年已經增加到 165 町。這些砍伐的木材，主要用於興建臺灣的基礎建設，尤其是官廳之大型建築，正如 1914 年 12 月的《臺灣日日新報》所言：

「阿里山作業所的製材係用阿里山古檜作為原料。這樹種不僅木質優良，而且相當耐用，絕非內地杉福州衫可以比擬，縱使是扁柏、紅檜等料亦佳。重要的是，它的價格和內地杉一樣，因此不僅價格不貴，且品質優良，將來在木材界必定大受歡迎。目前臺灣總督府已經決定用來建造所有的政府官廳」

雖然缺乏相關史料說明阿里山木材販售的實際狀況，但我們或許可以從整體的木材銷售量推估。一般而言，木材售出的形式有兩種：製材和原木，若根據臺灣總督府的《臺灣林業統計》，在 1916-1921 年間，製材銷於臺灣的量遠遠高出日本；至於原木方面，臺灣大致上比日本多一些，而銷往國外的則又更少。總計起來，在臺灣銷售的製材和原木，加總起來遠遠超出日本。

由此可知，臺灣木材的供應對象主要是臺灣、次為日本，再次為國外。而這樣的銷售趨勢也符合營林局長永田正吉的說法：「營林所生產的木材以滿足臺灣需求為首要考量，若有餘材則依日本、滿洲、朝鮮或中國南部的順序移出或輸出」。

若進一步細究這些木材，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木材根據優良程度分成上、中、並、下四種標準，臺灣總督府為了賺取利潤，輸往日本或外國的木材多以上、中等的高等材為主，其中輸往日本的主要用來建設神社、佛寺或大型建設等等；而臺灣則以並、下的低等材為主，主要用來取代在臺灣大量使用的日本材，以延續基礎建設之興築。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臺灣沒有使用高等材，臺灣的大型官廳或者神社也都會使用到這些高級木材。更重要的是，若根據自給自足的基本政策方針，臺灣的木材必須在供應臺灣無虞之後，才有可能銷售到日本和國外。

木材商人的小三

以臺灣來說，在木材市場中最直接受惠的，便是位於阿里山下的木材轉運站──嘉義，嘉義也因此躍升成為重要的一級城市。見此商機，許多人紛紛投入林木市場瓜分這塊大餅，光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之間，嘉義街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木材工廠就有將近百家，其中日資有 18 家，臺資 75 家，大多坐落在元町、榮町、檜町等熱鬧地方（約在嘉義市東區和西區一帶）。

這些資本家為了避免彼此的競爭過於激烈，導致木材市場過度波動，便組成商業團體相互合作，結果形成日資和臺資分別擁有各自的勢力範圍。例如 1916 年三井、鈴木和後藤組等組成「臺灣木材共同購買所」、1922 年另有「臺灣木材共同販賣所」、1926 年又有「臺灣圓木共同販賣所」；臺灣則有「7人組」。這幾個領有政府「大牌」（意指牌照）的組織，承攬了絕大部分的原木交易。

在相互競爭之下，木材商人的營業額年年提高。根據 1926 年的營業稅統計，經營最好的公司是日資的「合資會社臺灣木材共同販賣所」，共繳納了 1667.43 圓，第二名是臺人資本蘇友讓的德豐商行，共繳納了 456.53 圓。表面上看起來，第一名日資的營業額是臺資的將近 4 倍，但實際上「合資會社臺灣木材共同販賣所」是由 3 家公司組成的聯合公司，均分其營業額的話，每家大約 500 多圓左右，換句話說，實際上第一名日資和第二名臺資的落差不會很大。

整體而言，日人公司無論營業額或雇用員工人數上，平均都多於臺灣人的公司，但臺人的資本力量也不容小覷，在木材市場也擁有一塊天地，充分展現出臺灣人的韌性。

這些臺灣人在一片蓬勃的木材市場上賺了不少錢，在嘉義買房買地甚至擁有一整排工廠的人不在少數，周溫就是其中一例。說起周溫，他剛開始從澎湖來到嘉義時，僅靠著撿拾火柴維持生計，在阿里山開發後，他憑著精準的眼光投入木材生意，不出幾年，便成為重要的木材商人。據聞，他原本在嘉義市街上僅有一間合成製材廠，幾年後，擁有的工廠腹地大增，約從現在的文化路 175 號一直延伸到林森西路 145 號。

關於周溫的財富，還有另一傳聞。在他的眾老婆中，有位來自鹿港的姑娘。這位姑娘剛出生時，算命師說她不太好照顧，需要有緣人幫忙帶大，因此生父母就委託別人收養她。當時周溫為了娶她，不僅同時替生父母和養父母各準備一份嫁妝，更誇張的是，裝載嫁妝的車子從鹿港街一直停靠到火車頭，十分壯觀。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仍有待考證，但是某種程度上也透露出木材商人的富有狀況。

當時因木材致富的商人很多，周溫的故事只是眾多例子之一，甚至有些商人開始包養小三，以應酬之名到煙花之地流連忘返。當時有一條被稱為「細姨街」的小街（約是民生北路往東南接府路巷的一條短巷）， 據傳就是許多富人金屋藏嬌的秘密基地。

捲入國際市場的阿里山木材

在阿里山木材於臺灣熱烈販售的同時，一部份高級針葉材也進入了日本，並且面臨了激烈更競爭的銷售市場。

這件事必須從 1887 年開始說起。

1887 年，日本頒布了「私鐵條例」鼓勵企業家建築鐵路。隔年，山陽鐵道會社、九州鐵道會社等數家鐵道會社便接連出現，全國興起鐵路興建潮。1906 年日本再度頒布「鐵道國有法」，依序將鐵路收歸國有，最後終於在明治末期建立了全國的鐵路網。

鐵路網的出現衝擊了日本原有的水運網絡，並重新建構了木材銷售網和銷售據點，帶動了其他木材市場的興起。又因鐵路具有可以深入許多地帶的特性，故而讓商人得以開發日本東北和北方一帶的森林，結果原本以南方紀州材為中心的木材市場，逐漸轉變成以東北、關東和北海道材為中心。

另一方面，製材機械的演進也替木材市場帶來一場革命。原本必須建在山上依靠水流運材的工廠，在蒸汽動力機械出現後，不再需要水力運輸，結果促使許多工廠從山上遷到了山下，並與鐵路網連接，形成一個快速流通的木材交易網絡。

除此之外，原本因較難處理而多選擇放棄的樹木旁枝，也在製材機機械化後，可以很細緻地處理。最後市場上的木材小原木逐漸取代了大原木成為主流。

小原木的市場出現後，幾十年就長成的小樹也可以被善加利用，於是促使木材商人積極投資造林事業。然而，在這場分秒必爭、錙銖必較的戰爭中，造林這樣高投資、高風險的事業，實在無法跟上瞬息萬變的市場變動。這個弱點讓外來木材有了可趁之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應戰爭需求，世界各國大舉伐木。其中美國森林資源豐富且腹地廣大，讓美國人都卯起來砍樹，但隨著戰爭結束，由於國內市場完全飽和且供大於求，導致美國木材價格不斷下跌，需要國外市場。此時，價格低的北美木材就趁勢進入了日本市場了。

此時，日本的木材市場上，除了北美木材之外，還有加拿大和南洋的木材，以及原本就有的北海道木材和朝鮮木材等等。這些木材同時匯聚在日本，一時間東京宛如國際的木材交易所。不過，木材商之間的競爭過於激烈，導致木材價格浮動劇烈。為了讓木材順利銷售，商人便將市場延伸到臺灣。

自 1920 年代末期開始，北美等各地木材開始進入臺灣木材市場，並與臺灣本土木材爭搶地盤。爭搶過程中，顧客需求不一，木材間互有勝負，例如北美來的松樹雖然容易腐朽，但因為樹幹筆直加上價格便宜，迅速成為臺灣人製作棺材的新寵兒。

在這波木材市場爭奪戰中，臺灣本土的阿里山木材也參與其中，成為戰場上的一份子。

既競爭又合作的木材商貿網絡

早於 1914 年，阿里山木材便已經銷到日本。為了建立銷售網絡，1914 年大阪的富士九商店聯合其他批發商，組成「阿里山材木販賣組合」，負責名古屋以西、朝鮮和滿州一帶，掌控了關西以西的阿里山銷售網絡；而關東以東一帶，則由日本政府指定之鈴木商店和野澤組負責。兩個組織壁壘分明，各有各的負責銷售區域。

雖然有一定的銷售網絡，但是對商人來說，最大的困境還是如何說服客人購買阿里山的木材，因為日本早已用慣了自己的木材，一時之間難以接受其他選擇。商人只能不斷宣傳阿里山檜木的好處，並想盡各種辦法來推銷，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混著木曾山產出的檜木一起賣，再從中向客戶說明臺灣檜木的優點。

透過商人不斷地宣傳，1920 年代日本人逐漸發現臺灣紅檜和扁柏不僅強度大，而且更耐得住螞蟻咬。適逢此時，日本出現了許多重大建設，包括橫須賀、吳、佐世保等地的海軍工廠，關東、關西、九州等地的鐵道和造船事業，還有日本各地神社和佛閣之興建。這些建設都需要大原木，而強度高的阿里山木材正好趕上這波潮流，逐漸在日本市場中闖出一番名號，之後甚至在日本進軍國際的方針下，打入國外的木材市場。

隨著阿里山木材在日本逐漸站穩腳步，商人間的競爭也更加激烈。當 1924 年指定商契約期滿後，日本政府另外選定東京的臺灣材組合、名古屋的材惣木材株式會社、大阪的大臺組為指定商，全權負責了阿里山的木材銷售。表面上，日本政府廢除了販售區域制度，促使流通更為流暢；但實際上，此舉重劃了銷售地盤，以利於新木材商擴張勢力。此後，阿里山木材在日本市場開始佔有一席之地。

在臺灣木材逐漸打開日本市場後，銷往日本的原木數量曾在 1922 年和 1923 年短暫地超過臺灣。不過 1923 年以後又恢復臺灣較多的狀態，差距甚至將近八比二，此數據比一直維持到 1941 年為止。（詳情見表一、二）

值得一提的是，在東京地方臺灣材組合中有一名為「神宮奉齋會」的組織，以及東京、名古屋、大阪、九州四地臺灣材組合中的社寺工務所，就是專門負責神社、佛寺等建築木材的組織。

當時明治神宮（1918）、橿原神宮（1931）、湊川神社（1938）、乃木神社（1913）、朝鮮神社（1917~1924）、東福寺（1934？）都使用了阿里山木材，其中幾間極有可能是由這些組織負責。（括號為使用阿里山木材年代之推估）

然而，當阿里山木材逐漸在日本站穩地位後，國際局勢也在悄悄地變化著。

丕變東亞國際局勢中阿里山的再定義

1931 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日關係急轉直下，中國不再將中國木材輸往日本和臺灣，日本也被國際聯盟實施經濟制裁，但這對於以貿易為重心的日本來說，反而加速他們往外擴張的腳步。為穩固資源供應，日本有意建立以自給自足為中心的區域經濟體，而如何有效運用木材資源，便成為當前首要課題之一。

受到國際局勢和經濟不景氣的衝擊，臺灣總督府為掌握更多木材資源，扶植三井公司以雄厚資本進入嘉義的木材市場。三井公司與其他木材商組成「臺灣材友會」（後來又更名為「臺檜會」），承攬臺灣總督府所有砍伐原木數量的七成。這使臺灣人的資本大受打擊，以致處境日益艱難，也顯示出殖民統治下日、臺人資本發展的不平等基礎。

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受到戰爭影響，日本開始實施階段性的木材統制。首先，第一階段是針對北美木材。由於當時美國尚未捲入世界大戰，仍可輸入木材至日本和臺灣。因軍事所需之架橋、鋪設鐵道等皆需要大量松樹，1938 年 7 月 31 日發布「米松販賣取締規則」以全面管理北美的松樹。

1941 年，政府針對日本木材進行第二階段的木材統制。該年除了設立「日本木材統制株式會社」之外，也在臺灣設立「臺灣移入木材統制組合」，目的皆在有效管理日本材的流通。然而，由於戰事逐漸緊迫，尤其在太平洋戰爭前夕，運送木材的船隻嚴重不足，因此「如何使臺灣材自給自足」便成為臺灣總督府的難題。

就在此時，阿里山的森林資源就更加重要了。

隔年，臺灣總督府發布「木材生產統制規則」，並由指定機關「臺灣木材組合」全面管制臺灣木材。有趣的是，若細究組合長的名字，竟是臺灣拓植株式會社的副社長日下辰太，可見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

說起臺灣拓植株式會社，它是 1936 年由官民合資成立的公司。同年加入臺檜會後，隨著時局變化，並在臺灣總督府特意扶植下，逐漸掌握臺灣所有的木材銷售。到了 1941 年已經全面獨佔了臺灣木材的貿易，並在 1942 年設立了林業部，管理所有砍伐事業，並在阿里山、太平山和八仙山之三大林場設砍伐事務所。

就在臺灣拓植株式會社逐漸接管臺灣木材的這個時期，臺灣木材砍伐因應軍事需求出現了轉折。原本日本對阿里山之經營多以砍伐針葉林為主，但是到了戰爭時期，因船艦、飛機、車輛、兵器和建築皆需要用到闊葉樹，故在 1940 年代，闊葉樹產量超越了針葉樹，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商品，在此方針下，阿里山的闊葉樹遭到大幅砍伐。1941 年臺灣木材自給率已從 1928 年的 32% 攀升到 72%，達到國策目標。

由此觀之，阿里山從能自己自足供應本島基礎建設的角色，逐漸被捲入日本、乃至世界的貿易市場，最後因應國際局勢被編入日本東亞區域經濟體系，並再度成為供應軍需自給自足的角色。前後兩階段的「自給自足」，事實上分別反映出不同的時空背景，而在日本時代為阿里山帶來森林浩劫的，正是後者的「自給自足」。

檢視「阿里山故事」

有關日本時代阿里山木材砍伐和銷售過程大致如上，最後我們回過頭來檢視一般流傳的阿里山故事，會發現幾個有出入的地方。

第一，在故事的敘述中：「日本將阿里山的檜木運往日本建造神社」，這句話只對了一部分。實際上，木材若要運到日本建神社，有個重要的基本前提：必須確立供應臺灣無虞，才能對外出口。就比率上來說，除了 1922 年和 1923 年銷售到日本的原木超過臺灣之外，自 1924 年到 1941 年之間，銷售到日本的木材占全部木材的兩成，其餘八成多銷於台灣，1916 年到 1941 年輸往日本的原木平均起來約佔全部的三成（詳情見表二）。

因此，原本的故事遺漏了「七成」和「基本前提」的環節，會讓人誤會日本砍阿里山的木材是為了蓋神社，並且將木材都運去了日本。即便臺灣木材順利輸入到日本，也不是立即打入日本市場，而是經過一定時間的磨合期。而且，木材並非全部都用於神社的建造，而是部分用於建造佛寺，部分則運用於各種基本建設。

第二，故事中用於建造神社的檜木原木，並非日本濫伐臺灣森林的主因。實際上，真正對阿里山造成傷害的並非是故事最強調的搬去日本建明治神宮的 1918 年 12 月，而是為了軍事需求進行大量砍伐的戰爭時期。而且更微妙的地方是，就算集中在戰爭時期，大量砍伐的也並非是用來建神社的針葉林，反而是闊葉林。

第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並非一味的砍伐森林，同時也進行造林復育。1913 年起，日本開始在小笠原山種植內地杉，隔年繼續在沼之平車站的伐木地造林，再隔年改種植扁柏，直到戰爭時期仍持續造林。雖然整體造林速度遠不及砍伐，但日本對臺灣森林僅有砍伐的印象，是有誤的。

總言之，「砍神木建神社」和「戰爭時期過度砍伐」兩種元素被人汲取，並與樹靈塔設立之背景相互串連，進而重寫了「日據時期的阿里山故事」。然而，這類故事是將戰爭時期因軍國主義致力於砍伐「闊葉林」的印象，錯置在非全於戰爭時期為了建神社所輸出少於平均三成的原木「針葉林」上，主導了我們對於日本時代阿里山史甚至臺灣林業史的主要印象，並且影響至今。

簡單地說，我們對於日本時代的林業史印象，實際上忽略了兩個前提：一、以臺灣為優先；二、從臺灣輸出少於平均三成的檜木原木。

當然，那些用來作為基礎建設的阿里山木材，在當時的脈絡下，也是為了有利於殖民統治，但本文目的不在於追問如何有利於殖民統治，而是質疑以往流傳故事中的一些疑點。

透過以上檢證，本文想要表達的是，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知識，有可能是在時空背景下被製造出來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從歷史角度來說，也反映出一定的時代意義。

要如何知道哪些故事是被製造出來的？或者說他強調了哪些部分？遺漏了哪些部分？錯接了哪些部分？唯有回到歷史現場，透過史料加以驗證，才能還原「被遺漏的環節」，進而進一步探究故事（or 神話）產生的時代脈絡及其歷史意義，至於是什麼樣的意義，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